胡適不置房產，如果估衡他的家產，可能以藏書最有價值。古都北京書業發達，胡適嗜書如命，說他有書癖應不過分。胡適的書生本色自然體現在他讀書、著書、購書、藏書這一流程上。研究者主要關注的是他讀書、著書這兩個環節，以估衡他的思想、學術成就，其實購書、藏書作為他的學術前史或學術資源也是胡適精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胡適的書信、日記，我們可以獲知他在北京逛書店、購書籍的線索和記錄。北京琉璃廠是馳名中外的文化街，書肆、古玩店、字畫店、筆墨店、紙店、刻章店等各種文化商店雲集於此，這裡自然是胡適常去之地。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七日胡適致信母親：“今天上午做了一個上午的講義。十二點鐘到城外去，有朋友請吃午飯，喝了差不多兩斤花雕酒，酒很好，有點醉意了。回來時到琉璃廠去看了幾家書攤。”（《胡適書信集》上冊，127—128頁）這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胡適逛琉璃廠記錄。但當時胡適來北京已半年，似乎應該不是他第一次去琉璃廠。
一九二〇年胡適所留《日程與日記》，記載簡略，購書記錄很少，且寥寥幾字而已。一月三十一日“買書（《學海》），開文”。三月一日，“剪髮，買書”。三月十日，“琉璃廠看書”。四月二十二日，“市場買書”。此處的“市場”可能是指東安市場，位於王府井大街，是北京最為繁華的市場，書肆亦多。四月二十四日，“琉璃廠買書”。
一九二一年的日記開始記載詳細，買書記錄隨之增多。五月十四日“到勸業場看書攤，沒有尋著什麼書”。勸業場位於北京正陽門西南側大柵欄廊房頭條，為北京第一棟大型綜合性商業建築，建於一九〇五年。五月十九日，“買得《明進士題名碑錄》七冊，《清進士題名碑錄》（至光緒丁丑）七冊，價四元。又買得明清《進士題名碑錄》零本八巨冊，乃早年印的，爛板極少，價僅一元半，甚可寶。買得清代《御史題名錄》，滿二冊，漢三冊，價一元半，起清初至光緒二十六年。此書極有用”。五月三十日，“買得一種一百二十四回本《水滸傳》”。六月六日，“買得商務影印的宋本《莊子》。此書前六卷為南宋本，有陸德明《音義》。後四卷為北宋本，無《音義》”。六月九日出現了購書賒賬的記錄，“這兩天共還書店債乙百二十元（鏡古四十，文奎四十，帶經二十，松筠二十），現在只欠乙百塊錢的中國書債了。這個端午節，還虧三日政府發了兩個半月的錢。今天亞東又籌了乙百元給我，更不愁過節了！”六月十三日，“買得儀徵汪廷儒編的《廣陵思古編》二十九卷，乃是揚州一府的名家遺文，內中頗有好材料”。七月二日，“買得清宗室□（嵩山）的《神清室詩稿》三卷”。七月十一日，“到琉璃廠一走，天太熱，不能多看書店”。九月十七日，“下午開會後，與叔永同去琉璃廠看書店，沒有買一部書”。
一九二二年二月五日，“四點到琉璃廠的火神廟逛書市，買得《甌北集》一部；到勸業場買得小說三部”。二月九日，“買得一部萬曆板的《王龍溪集》，價三十元”。二月十一日，“今日是舊曆元宵，為火神廟書市的末一日；我去逛了一遭，買了幾部書：《煙畫東堂小品》十二冊，似是南陵徐氏刻的”，價十二元。“《唐三藏取經詩話》殘本一冊，羅振玉影印的”，價一元。“《〈儒林外史〉評》二卷，二冊”，價一元。《四書或問》，價一元。“《陸桴亭遺書》二十二種，二十冊”，價五元。“劉安世《盡言集》十三卷，四冊”，價一元半。“柳榮宗《說文引經考異》十六卷”，價一元半。火神廟位於地安門外大街萬寧橋西北側，什剎海東岸，是一座道教正一派宮觀。五月三十一日，這是胡適難過的一天，據其日記載：“今天是舊端午節，放假一天。連日書店討債的人很多。學校四個半月不得錢了，節前本說有兩個月錢可發，昨日下午，蔡先生與周子廙都還說有一個月錢。今天竟分文無著。我近來買的書不少，竟欠書債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處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還沒有起來，已有四五家書店夥計坐在門房裡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發完了。”北大拖發教員薪水，以致胡適出現暫時付不起書債的情形，這天成了他難過的鬼門關。六月二十七日，“前日買得一部嘉應州楊掌生的筆記四種：（一）《長安看花記》，（二）《辛壬癸甲錄》（道光辛卯至甲午，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四），（三）《丁年玉筍記》（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二），（四）《寐華瑣簿》。總名《京塵雜錄》，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同文局石印。四種皆記北京男娼的事，中多史料，文筆也不壞”。九月九日，“到中華書局，又到商務印書館參觀新屋，孫伯恆引我參觀一遍”。“買得上海新印出的《曲苑》一部，內有《江東白苧》四卷，是明人梁辰魚的曲集，其中小令也有可看的，但不如元人小令了。”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在琉璃廠分別設有分支機構，胡適與這兩家出版社關係密切。十月五日，胡適記錄了自己的書賬：“這一個節上，開銷了四百元的書賬。南陽山房最多，共二百七十餘元，我開了他一百六十元。”這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南陽山房具體地址不詳，胡適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文中稱：“《四印齋王氏所刻宋元人詞》（王鵬運編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陽山房。”這無疑是一家在北京開設的書店。十月十八日，“飯後去看後宰門的書店，只買得石印的李文田的《元秘史注》及洪鈞的《元史譯文補證》，價六角”。十一月五日，“飯後到商務印書館買書”。十一月二十一日，“到東安市場去買棉鞋，便中買得任公的《王荊公》一冊，偶一翻閱，見他稱引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買書：李見羅《正學堂稿》四十卷，十元”。十二月十八日，“買書：陳櫟《定宇先生集》十六卷，廿五元”。十二月十九日，“買書：石介《徂介先生全集》二十卷，六元。此為足本”。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鋼和泰介紹一個蒙古人來。此人帶有藏文《大藏》之《論藏》全部，我想代大學買下來。他索價一千四百元，我還他八百元。不成而散”。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胡適重返北大後，因事務繁忙，平時閒逛琉璃廠的時間大為減少，購書地點多改為廠甸。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遊廠甸，見初刻本《恕谷後集》，每篇有評語，是‘四存’本的底本。沒有買得，頗悵悵。買得一部合信氏《全體新論》，與哈士烈（赫胥黎）的《體用十章》”。三月一日，“下午，逛廠甸，買得《恕谷後集》，甚喜。還買了幾部小書。有一部是桐鄉陸以湉的《冷廬雜識》，凡八卷，成於咸豐六年。偶爾翻看，頗多有用的掌故”。廠甸位於琉璃廠海王村，每年正月初一到十六在這裡舉辦新春廟會，是老北京最熱鬧的新春廟會，春節期間胡適常到這裡來逛廟會和購書。
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買得《史子樸語》，作者史樸夫，名彌大，史浩的兒子”。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與毛子水同去逛‘廠甸’，天已晚了，買了幾本書”。二月二十四日，“與子水同遊廠甸，只到土地祠一處，買了一些雜書：朝鮮本《朱子百選》（朱子的書札）、《宋詞鈔》（山陽王宮壽選）、初刻本江永注《近思錄》《諸子文粹》《左文襄公家書》、楊守敬《晦明軒稿》、劉蕺山《人譜類記》《千唐志齋藏石目》《歷代法寶記》（金九經印）、廣百宋齋《封神演義》”。這是胡適最後一次逛廠甸的記錄。
胡適真正花大價錢購買古籍是在一九四六年。這時他正研治《水經注》，盡力蒐購《水經注》各種版本。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適日記載：“今天偶然檢出孫子書先生（楷第）去年春夏間代我收買《水經注》的賬單一紙，抄在下面，作為物價史料。”計有邃雅齋全校本《水經注》、來薰閣《大典本》等七種版本、富晉書社譚刻、趙本（初刻）、文淵閣章刻趙本等三種版本，共十三個版本。為紀念北大五十週年校慶，胡適利用自己蒐購的這些《水經注》版本，主辦了一個《水經注》版本展覽。在展出的四十種《水經注》版本中，其中有二十一種出自胡適的收藏。
綜覽胡適在北京（北平）購書的地方有：琉璃廠、廠甸、火神廟書市、勸業場、東安市場、鏡古書店、文奎書店、帶經書店、松筠書店、後宰門的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從胡適的藏書看，購書應遠不只上述這些，他更多的購書疏於記錄，故不見載。《胡適藏書目錄》（四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他離開北平留在家中的中文圖書分為兩部分：普通圖書、線裝圖書。普通圖書從編號一到二九四八，相當一部分為個人、機構贈送，或為胡適參加各類活動的公務用書，真正為胡適自購的圖書並不多。從贈書數量之多可以看出胡適在學界地位之尊，結交之廣。因為是贈書，故書類繁雜，說不上什麼系統。線裝書從編號二九四九到五九四一，除了少數民國版的線裝書是朋友所贈外，絕大部分都是胡適自購，其中以清版古籍居多，明版古籍不過二三十種（裡面若干種系從日本購得），線裝書的內容如按傳統分類，經、史、子、集均有。按學科分類則集中於文學、史學、哲學，均為胡適為應對自己寫作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古典小說史、白話文學史使用。羅爾綱和石原皋在他們的回憶中都談到胡適的藏書，羅先生對石的回憶雖有辯駁，但都認為胡適購書主要是為研究應用，這並不為錯。
胡適購書、藏書太多，自然存在一個清理、擺放的問題。起初，胡適常常親自動手，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下午“整理書”。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下午，整理書籍，把哲學史料的書分類歸架。此事不易做，做了半日，還沒有完”。十一月四日“整理書”。後來請人幫忙。胡適在北京四次搬家，其中第二次搬到陟山門，第三次搬到米糧庫，都是由胡適族弟胡成之和石原皋整理搬運。石原皋回憶起搬運過程時說：“胡適的圖書，大多數是在北京收購的。”“我們事先將書架的書和它們的位置都記住，裝在一木箱內，每個箱，編了號碼，搬到新居後，依次打開，照原樣放置。”（《閒話胡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110—111頁）租房越來越大，當然是與胡適的收入增加、對生活的要求提高有關，但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與胡適的藏書快速增加，對書房的擴充需求有關。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添租鐘鼓寺十五號房屋時已提到這一點，“房屋稍多，可以多添幾個書架了”。整理書籍可是一件消耗體力的工作。這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五日胡適完成例行的事務後，“整理書籍，頗有成效”。但整理書籍時因體力不支，導致身體不適。“病來了！十五夜覺左腳痠痛，理書時竟不能久站；細看痛處在左腳踝骨裡面，面上有點腫。”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胡適致信錢玄同，說到自己喬遷新居—陟山門大街六號，藏書尚沒整理好的窘況：“隅卿借《國子先生集》，我一時竟檢不出來。你知道幾萬卷書被別人替搬動了之後檢書真有多大的困難。這部書因為我不很看得起它，所以翻得一些材料之後就擱置了，書頭也沒有寫，所以更不容易找。”到北京不到十年，胡適就號稱收藏“幾萬卷書”，可見其搜書、購書之勤。
一九二六年胡適一度離開北京出訪歐美，他的大部分物品仍存放在北京，其中書籍基本上沒有搬走。胡適回到上海教書，需要提取存放在北平的書籍時全憑自己的記憶，胡適稱為“視覺的心”：
我以前在中國公學當校長的時候，人在上海，書在北平，由一位在鐵路局工作的族弟代我管理的。我要什麼書，寫信告訴他這部書放在書房右首第三個書架第四格里，是藍封面的，叫什麼書名。我的族弟就照我信上說的話，立刻拿到寄來給我。我看了的書，還是在左邊的一頁上，還是在右邊的一頁上，我可以記得。這個叫作“視覺的心”。（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四年版，238—239頁）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三十日胡適重返北平，定居米糧庫。第二天即開始清理物品。十二月一日，胡適驚喜地發現：“理北京存件中，理出任公、宗孟、廖仲愷、朱執信、沈玄廬、李守常諸死友的信，甚喜。又理出我和獨秀爭論《新青年》移北京編輯事的來往信件一束，此事甚有關近年思想史，我幾乎記不起此中曲折情形了。”這是一次意外的收穫。十二月二日，“與爾綱理北京存書，至深夜始已”。羅爾綱也憶及他隨胡適一家到北平後，幫助打理胡適藏書的情景：“我初到北平的工作，是整理適之師的藏書。適之師的藏書，一部分在上海，一部分存在北平。上海的運來了，北平的也要開箱。在書房前的大廳上，縱橫的陳列著約二十個書架，適之師指點我把那些書籍分類放在書架上。”（《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版，13頁）南北藏書合為一體，胡適坐擁書城，生活、工作漸入佳境。曾造訪過胡宅的知名記者徐凌霄對米糧庫四號做過如是描述：“紫城之北，景山之右，風物清妍，境地幽僻。有山林之佳淑，無車馬之煩喧。博士之居在焉。名園清曠，大可十餘畝，彌望皆奇石短松，饒蒼古之趣，遙望紅樓一角。”“層樓廣廈，多用以庋藏典籍，約百餘架，周密嚴整，或如墉垣，或如畫屏，古所謂‘坐擁書城’今乃親見之。西裝書分量之重與線裝書版本之大，並足以見蒐羅之富，書味之濃。”徐凌霄很詫異這麼多書，胡適如何從上海搬來？胡適答曰：“吾在滬時，只擇手頭缺用小部分向平寓索寄。及返平，又並在滬所添置者攜回，海關過磅，已一萬五千斤矣。視平寓所儲，猶什一耳。”在外人看來，這是一處能夠體現胡適身份的真正理想的大師級學者豪宅。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適的藏書打包裝箱，運到天津，保存在浙江興業銀行倉庫，“幸而浙江興業銀行保管得好，沒有遭受損失”。胡適雖遠隔重洋，但對自己的藏書的保管、託運極為關切，胡適在寫給江冬秀的信中多次交代她如何處理。他的藏書先交竹垚生存放在興業銀行分倉庫，有一冊長達三百多頁的書單。一九三九年七月將其中的手稿、日記、文件裝成十五箱託人運往美國，運費為一千多元。而江冬秀的信則透露，胡適的藏書起初裝箱六十九箱，放在興業銀行分倉庫，每月需交二十元租金。一九四六年夏，胡適回到北大，這些圖書又跟著他搬到東廠衚衕一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胡適匆匆搭機離開北平，未及帶走自己的傢俬，只是隨身攜帶兩本書稿：一本是他父親胡傳遺稿的清抄本，一本是乾隆甲戌本《紅樓夢》—《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按照胡適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立下的遺囑，他存放在北平交由北大圖書館保存的一百零二箱書籍遺贈給北大圖書館。胡適藏書渡過重重劫波，如今存放在北大圖書館“北大文庫”，這樣的歸宿也算是對逝者的慰藉吧！（歐陽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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