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一生，曾師事數人，如從黃鳳歧學劍，從王五、胡七學刀，從楊文會學佛，從康有為學救國等。這些煊赫的名字之前，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歐陽中鵠。譚嗣同之孫譚訓聰記述道：“先祖之學，其始實承教歐陽師，其時公才十齡，五經諸史之教導，歐陽師實啟沃之。”照此說來，歐陽中鵠乃是譚嗣同的啟蒙老師，雖然日後政見漸有分歧——同為新派人物，歐陽中鵠傾向漸進，譚嗣同傾向激進——師生之誼卻無損分毫，從往來書信來看，二人堪稱肝膽之交，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譚嗣同
譚嗣同寫給歐陽中鵠的信，在其就義之後，多有焚燬，歐陽家僅存二十七封，稱作“燼餘”。1942年，歐陽中鵠之孫歐陽予倩把這些殘信與唐才常致歐陽中鵠信、歐陽中鵠覆信編成薄薄一冊《譚嗣同書簡》。其中分量最重的莫過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那封兩萬餘字的長信。此信論甲午戰爭及敗後的國事，慷慨激昂，悲憤填膺，“眥裂血沸之情，躍然紙上”。歐陽中鵠讀信之際，聲應氣求，共作了二十七處批註，後將信與注公開印行，即大名鼎鼎的《興算學議》。
歐陽中鵠
興辦算學館只是信中一端，歐陽中鵠如此命名，抓小放大，以免授人以柄，正可見他的老成。話說此信主題，則在橫議國事，危言竦論，層出疊見。
試舉一例：“竊謂古有亡國之君，亡國之臣，今則有亡國之士，亡國之民。務空談而無實濟，而又堅持一不變法之說，以議論為經濟，以虛驕為氣節，及責以艱鉅，又未嘗不循循然去之，此亡國之士也。燒教堂，打洋人，明知無益，而快於一逞，於是惑風水而阻開礦，毀電線……此亡國之民也。”如果注意到譚嗣同寫作此信的時間點，不得不歎服他的敏銳，早在五年前，他已經準確預測了義和團的殺傷力：當一個國家出現義和團，大抵是滅亡的前兆（義和團嘯聚京城期間，袁昶曾感慨“紅巾處處有之，真亡國之兆”，紅巾者，義和團也，不過這屬於見證者之言，不比譚嗣同見大風於青萍之末）。
這封信還有一段危言。按照此前簽訂的《馬關條約》，“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以中國之貧困，這筆錢怎麼來呢？譚嗣同主張賣地：“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蓋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萬萬方里，以至賤之價，每方里亦當賣銀五兩，是新疆已應得十萬萬，而吾情願少得價者，以為十年保護之資也。”不難想見，這番論調倘若公開，會迎來怎樣的罵聲，無論當時還是今世。
電影《譚嗣同》達式常飾譚嗣同
歐陽中鵠讀到這一段，批註道：“此論絕駭怪，聞者必加痛罵。”隨後筆鋒一轉，舉出先例：當年左宗棠經營新疆，“即有謂決不能守，宜趁彼時賣與俄羅斯者”，張百熙詩云 “宰臣體擬棄昆邪”——昆邪是漢代匈奴諸部之一，此處代指西北邊地——即詠此事。他還說，如今中國東北、西北的險要之地為俄羅斯、英國所佔，門戶洞開，無從扼守，“苟不賣此，固不待其賣，將如緬甸琉球故事，屏息不敢置問”，大意是，假如現在不賣，將來也許連賣的機會都沒有，直接被割去了事。聽起來，似在響應譚嗣同之議。
左宗棠像
譚嗣同賣地，絕非心血來潮，而屬深思熟慮。除了老師歐陽中鵠，他還與好友貝元徵商議此事，並引俗諺“與其欠錢，不如賣田”為證：“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來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計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如果英、俄不願出這麼多錢，還有一個變通法子：以減價為條件，請二國保護中國十年，免受外敵侵擾。“吾得此十年閒暇，固足以自強矣。”
這貌似一手好算盤，不過僅限於紙面。一來其可行性大成問題，中國願賣，英國、俄羅斯未必願買，尤其花這麼大價錢去買；至於“請歸二國保護十年”云云，更是一廂情願之談——譚嗣同不是書生，而是豪傑，然而論及國事，依然高蹈，不得不令人廢書而嘆。二來關乎政治正確，我們用的詞是賣地，換一種冷酷的說法，則是賣國，譚嗣同因此被後人扣上了“賣國賊”“漢奸”的帽子，這是近世以來最嚴重的罪行，區區二、三字，足以將一個人釘上歷史的恥辱柱，永世不得翻身。
達式常飾譚嗣同
但是，只要對譚嗣同稍有了解，可知他對中國之愛（他愛的是中國而非大清）何其熱烈而真摯，為此不惜犧牲自己年輕的生命。這樣一個人，為什麼會提議賣地或賣國呢？要解決這一疑惑，必須重回晚清的政治語境。
甲午一戰而敗，中國從此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四分五裂之局，當時的問題，已經不是中國該怎麼保全，而具體到國內的哪塊土地該怎麼保全，
國家從大一統的幻象之中掙脫而出，化作每一位中國人眼前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寸山河。就此而言，愛國不再是倫理問題，而是技術問題，不僅需要熱血，更需要算計。說白了，怎麼愛國，已經淪為一種功利主義考量。這就像一個人，急需割肉來救命，他的頭腦與眼睛，必定捨棄虛幻的全身，而聚焦於割掉身上哪塊肉。這麼說是不是有些危言聳聽呢？我們來看看譚嗣同的同時代人如何響應他的賣地計劃。據夏孫桐《書孫文正公事》，戊戌變法期間，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家鼐問康有為：“如君策，萬端並起，無一不需經費，國家時力只有此數，何以應之？”康有為答：“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與譚嗣同的口徑如出一轍，不愧同志。此外，康有為還提出腹地自立計劃（籌劃湖南等內地獨立），以及更玄乎的“合邦論”（中國與日本合成一國，其黨徒楊深秀、宋伯魯等專門上折，“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汪康年亦有此說，不知與康有為孰早孰晚），皆與中國所面臨的瓜分豆剖之勢有關。
康有為像
同樣是戊戌年，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給徐世昌寫信，談及在京城拜會各路大佬，種種建言如石沉海底，判定晚清氣數將盡，回天乏術：“……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須大變法以圖多保全數省各語，然均不能照辦；惟大局直無法挽救，只好以極壞處設想也。”——可參《翁同龢日記》（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3月17日），當時袁世凱曾拜謁他，“且以瓜分中國畫報示我”。請注意袁世凱的措辭，一是中國“必亡必分”，二是力圖“保全數省”。不難發現，此時之袁世凱，根本未嘗考慮保全整個中國，而只求保全數省，甚至做好了最壞準備。
袁世凱像
還是戊戌年，為張之洞效力的錢恂在北京狂言：“中國決必分裂，如江浙吳楚得為日本所割，為日本臣妾，此大幸也。”此言經鄭孝胥而傳入張之洞耳中，不由大驚失色：“此何等語，錢守乃妄發耶！”（《鄭孝胥日記》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這是典型的“殖民地論”，今人絕不陌生。相比譚嗣同，錢恂似乎更該扣上“賣國賊”“漢奸”的帽子。然而縱觀其人生平，何嘗不是血性男兒，其愛國之心、謀國之忠，未必弱於那些愛國者。作此憤激語，正痛感國事不可為。
錢恂像
當愛國與賣國在一個人或一批人身上表現得如此糾結，愛國的手段是賣國，賣國的目的是愛國，此中難題，絕非一枚宏大的政治標籤所能打發。對後人而言，實在要以同情的態度重審那段血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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