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說”一詞始於東晉末年的“五胡亂中華”。“胡說”的胡，指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胡人”主宰中原時，不懂漢人禮儀，辦事不得禮法。因此，漢人把亂說和沒有根據的說話，稱之為“胡說”。
現在網絡上指“用來譁眾取寵，但沒有事實依據的說法”。不得不說，我們在網絡上看到的大部分大咖的言論，都是胡說。
張愛玲有兩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太晚了，快樂也沒那麼痛快。還說：一個人出名到某種程度，就有權利胡說八道。
我綜合了一下這兩句，說：出名要趁早，越早出名，就可以越早擁有胡說八道的快感。
我感覺我的名言，比張姑娘的更精闢，之所以沒有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就是因為我還沒有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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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說的成本很低，而且胡說不等同於“散佈謠言”。《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散佈謠言，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散佈謠言的違法成本就不太高，更別說那些胡說的聰明人了。
大咖們的話，第一種情況，說出來時就是隨心所欲、精彩絕倫、沒有前因後果、沒有數據支持、又似處處隱含天機。另一種情況，就是我們這等平民在聽的時候由於悟性不夠、斷章取義、各務所需。
馬雲因為淘寶、支付寶很成功，所以太多平民把馬雲奉為創業教父，導致他現在說什麼好像都是對的。馬雲也是非常喜歡他的大咖光環，四處演講、忽悠，講未來。他講的“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術、新能源”只是把簡單的東西講得複雜化，冠以新術語。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表示“除了新技術之外，其他幾個新都是胡說八道。”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表示除了“新技術”之外，其他看不明白。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董明珠補刀稱“宗慶後講的是實話”。
不久，馬雲回應：“企業沒有實體和虛擬之分，只有好企業和壞企業之分。不是互聯網衝擊了你，是保守的思想，是自以為是淘汰了你”。
其實他們爭論的焦點是網絡經濟和實體經濟不應該對立為敵，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關係，網絡經濟的負面效應破壞了這種正常關係。比如，大量的網購等網絡經濟企業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吸引顧客，使得實體企業難以為繼，只能生產次品，或紛紛關門。
細細品來，馬雲的公開發言都是沒有邏輯的居多，只是我還沒有成功，即使駁斥出道理，也不會有人聽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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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尊重經驗，喜歡盲從權威由來已久。這和我們上古就是農業為主的地區不無關係。我爹就是這樣種地的，如果我想搞創新，換個季節種地，多半是長不出來莊家的。我爹不在家時，我就只能跟著村長的屁股後面，看他什麼時候春種秋收了，這就是權威。
古人也會經常胡說，好在古人更會託古。
西漢末年，託古改制的王莽，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附會《周禮》，設計了一整套對社會進行“復古”改革的藍圖，並謂之曰“新政”。結果不僅沒有成功，反而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公元23年，王莽和新王朝在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滅亡。
孔子就是這麼幹的，孔子的託，是周文王和周公。為了賽過孔子，墨子找了禹當託，據說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年。孟子走得更遠，回到堯、舜時代。最後，道家看看別人把歷史人物用完了，只好說自己為的學說源自上古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為自己取得發言權。
古人尚是如此，但好在胡說前要找位古人墊背，總比某些自創的胡說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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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擅長被忽悠，源於我們現在的“人口紅利”。換句話說，就是智商不高的人太多，騙子不夠用。如何識別這些胡說的人呢？
第一點，不要跨界。要知道大咖和普通人其實唯一的區別，就是他們成功了，但他們不可能是每個行業的專業。就好像酒量大的人能喝五箱啤酒，但是卻喝不了三兩白酒。如果有人稱，自己什麼酒都能喝，甚至能摻著喝，那多半要開始胡說了。就像萬能的老J，這個萬能和中國的千層底一樣，只是個形容詞，不能細查。
第二點，言多必失。言多，分為多次和多量。一個大咖很可能在不同的演講中，前後矛盾。就像馬雲天天告訴大家“別聽成功學”，貌似標新立異的說辭，其實他自己還是在講“成功學”。
第三點，感情用事。畢姥爺喝酒一激動，把自己的事業犧牲了。小崔一激動，不轉基因也被人曝光了。因為大咖一但有人去揭穿他，他會害怕失去“沉沒成本”，所以要拼命的跳起來明確自己很權威，只要一跳起來，尾巴就容易暴露出來，於是越容易被人揭穿了。真正的偽大師，只管胡說賺錢，絕對不會出來和任何人辯論，這才是他們維持江湖地位的不二法門，因為辯論輸贏都沒好處。
如果我們現在還沒實力揭穿別人，那至少先不去聽信和傳播這些胡說。只有不會獨立思考的人，才會跪在大咖的胡說面前為他們洗地。
不人云亦云，“寧要一個智者的孤單，不要一群笨蛋的狂歡”，用更多視角來看待問題，用自己的大腦去判斷和思考，用知識、實踐，去找出事實的真相，這才是一個人曾經來過這個世界的意義所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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