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由李绿园撰写的小说，说的是一个比较俗套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谭家独子谭绍闻因为母亲从小溺爱，长 大后结交不良之辈，逐渐荡尽家产。幸好后来得众人帮助，再走读书科举考试之路，终得当官的“正果”。
在第三十回里谭绍闻因为赌博欠下巨额赌债，“寻了一个泰和字号王经千，说要揭一千五百两，二分半行息”。结果 五年里虽然先后还过了九百两利息，但余下的债务连本带息，已经积累两千九百五十两……当债主上门讨债时，惹恼了谭绍闻 ，说道：“就是朝廷皇粮，也是一限一限的征比，何况民间私债……我一时没有，你有法子您使去就是，告在官府，行息的账 ，官府也不能定期勒追。”债主也不得不松口，同意再缓时日。
显然，在这桩债务纠纷里，双方都没有想到要去向官府起诉，债主也没有向官府起诉的意愿。
《歧路灯》这段情节的描写正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环境里，契约等同于法律是不可想象的 。在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北朝至唐宋时期的契约文书中往往都写着“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惯用语，表明“私契”与“政法” 之间是存在很大距离的，或者只是希望私人之间应该按照官方的“政法”那样来维持契约的效力，而不是希望能够直接依靠“ 政法”的力量来实现契约的约定；甚至表明即使是官府有“政法”来取消或限制这项契约，当事人之间仍然应该维持这项“私 约”。
不仅民间是这样认为，即使是朝廷也绝对没有契约效力等同法律的概念。唐朝的法律明确规定，凡是要计算利息的契 约，“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当事人无法得到政府的司法救济，起诉不会被受理。明清的法律规定不偿还计息债务也是要惩 罚的，但同时法律又规定，计息债务累计利息再多，不得超过原本，无论欠债时间多长，债务人最多只须还原本的两倍，这叫 做“一本一利”。违反这些规定的债务属于“私债”，官府不受理有关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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