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两旁是银白杨，起风时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当地人管这树叫“鬼拍掌”。冬天，树叶落光，枝干直指蓝天，更加气宇轩昂。远处是岩泉河，再远处是岩泉河河谷地带星星点点的绿洲，绿洲外面是戈壁，戈壁的再远处是人迹罕至的荒野和山脉。
没错，这里就是敦煌。
夜幕缓缓降临，无边无际的寂寞覆盖下来。人在这样的地方，如同坠入一个无尽的时空深渊，有一种无助感和失落感。
最近读了一本书《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是“敦煌女儿”樊锦诗的唯一自传。其实，也不仅是樊锦诗的个人传记，书中还涉及了对几代敦煌人的回忆，这既是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也呼应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史，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历史见证。
这本书出版于2019年，出版时樊锦诗已81岁，已在敦煌工作了57年。她那两条瘦弱的腿，从上海走到了北京，从北京走到了西北，去到了万里之遥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和崎岖，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一．从北大到敦煌
樊锦诗和双胞胎姐姐六个半月就出生了，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得过小儿麻痹症，几乎瘫痪，幸好未落下后遗症；她遭遇过青霉素过敏，死而复生；她经历过父亲的非正常死亡，经受过含冤受辱的日子；她也忍受过夫妻两地分居十九年的艰难岁月……最终，她能活下来，还活出了她内心希望的样子，做出一番令人动容的事业，真是一个奇迹。樊锦诗善于观察、善于学习、善于自我约束，还足够谦卑，懂得放低自己。我想这跟父亲从小对其潜移默化的教育、恩师厚望、北大精神和学术氛围传统影响不无关系。
从小，父亲就给她看一些精忠报国、抗击倭寇的读物，爱国情感的教育对其影响至深。她也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谦虚和果敢，继承了父亲温柔敦厚的文人气质，以及在决定了任何事情之后，永不更改的决心。
樊锦诗是58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学生，在老师苏秉琦和宿白先生那里，她懂得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体，应尽最大努力，使自己在社会和人生中实现价值最大化，踏踏实实，摒除任何骄纵之心。
有一次期末提交论文，她原以为老师只是翻翻而已，就打算随便一写应付了事。没想到宿白先生却逐页批阅，在台历纸上把意见都一条一条写的清清楚楚，然后拿给她说：“你回去好好修改吧。”遇到这样的老师，学生根本没有空子可钻，只能老老实实地学，踏踏实实地做。
樊锦诗与宿白师生情缘
北大精神传统对她最大影响就是学会了做人做事的严谨和担当，时时刻刻都坚持做人做事的准则。
“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严谨诚实，你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不能还没做事情就乱忽悠。做人不仅要严谨诚实，还要有定力，有责任担当，不能乱跟风，要走在自己的路上。只有看清楚重要的是什么，才能在关键时候不糊涂。”
后来，她在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也一在工作中坚守北大精神传统。这是一种超越性的情怀和思维，是一种胸怀天下的使命。
樊锦诗也足够谦卑，懂得放低自己。她总认为，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不是自己有多大本事，而是沾了莫高窟的光。
“别人说你了不起，你自己别真以为了不起，你就是做这么点事而已。人们表扬我，我知道自己也就这么点能耐，我不会忘乎所以。我就是这么个人，也就是这么个心态。我不是什么都好得不得了，也有短板，也有缺点，表扬或不表扬，该做的事还要做。”
顺应命运来到这里，切实地把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做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创造文化遗产的老祖宗，对得起开创敦煌事业的前辈，心安即时归处！
二.考古学人的志业与爱情：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1.“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
从1962年被宿白先生选中第一次到敦煌实习，到如今82岁，一晃已在敦煌工作了58个年头。
这期间有动过离开的想法吗？其实也是有的。樊锦诗曾几次想离开敦煌都没有离成，这其中的艰辛无人知晓，可能，敦煌就是她的宿命。
为什么想离开敦煌？
一是，敦煌的外部环境和北京、上海相比，好似两个世界。大家住土房，喝咸水，冬天极冷，气温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医疗条件差，有急症救护车都叫不到；到了春天，气候干旱，天天刮风，经常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水碱性特别大, 用香皂洗头也洗不干净。外加自身体质先天较差，一时难以适应敦煌天气。有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最初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失眠想家、感到孤独，自然是想离开的；二是，父亲蒙冤去世后，家中困难，一直挂念家里，母亲和两个弟弟都没有工作，她就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中，慢慢也养成了节衣缩食的习惯；三是，有了孩子之后，樊锦诗一直觉得不能在孩子身边照顾孩子，为丈夫老彭分担，为此，她也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对不起孩子和丈夫。
两个孩子出生后，由于工作原因，都要把孩子送到老彭姐姐家寄养。因为长期两地分居，两个孩子小时候的教育也受到一些影响。老大从小住集体宿舍，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老二也只读到大专，再未给他创造更好学习机会。
1983年7月大儿子予民的一封信上写道：
“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啊……”
不难看出孩子小小年龄对妈妈的不舍。
樊锦诗一直认为自己对不起老彭，不仅因为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无人照顾，老彭一边工作，一边带两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更因为为了她，老彭竟放弃了自己创建的事业，来到敦煌，一家才得以团聚。
樊锦诗的潜意识里总是牵挂着敦煌的，经过了突如其来的很多事情，经过了与莫高窟的朝夕相处，她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
敦煌，她是离不开的。此生命定，她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2. 与老彭的爱情：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对于老彭，樊锦诗是喜欢的。只因为他热情、周到、诚恳、朴实，他给樊锦诗在图书馆占位子，给她买看起来土里土气的碎花布小手绢，给她带难闻的家乡特色臭鸡蛋，他把一切自己看来美好的东西都给樊锦诗。
对于樊锦诗，老彭是喜欢的。她虽是上海姑娘，但身上却无骄娇二气。
二人是同学，互相理解，互相喜欢。但他们之间却从未说过我爱你，你爱我，只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至多也就一起学习，相约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还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是各自的工作。
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去了敦煌。北大分别时，她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十九年。
后来，老彭还借工作之名跑去敦煌看樊锦诗，要回武汉时，樊锦诗去送他。老彭拉起她的手，轻轻地说了一句：
“我等着你……”她流泪了，因为她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结婚生子，两人解决分居难题迫在眉睫，老彭原是希望樊锦诗调去武汉的。可她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有了感情，想留在敦煌。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组织都不肯放人，希望对方让步，为此，僵持了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他俩也从没为此红过脸，老彭从不舍得对樊锦诗说狠话，也不愿意抛弃她这个人。
“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最后，还是老彭做出了调去敦煌的决定。面对抉择，他没有拿一家之主的威严胁迫樊锦诗，反而是理解、支持，成全是最大的爱意，没有老彭的成全，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樊锦诗与丈夫老彭
三.莫高窟文保的有效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抢救和预防：保护工作的“二重奏”
莫高窟绵延千年，地处戈壁沙漠腹地，气候干燥，雨量稀少，面临许多保存风险。也因为年代久远，几乎每个洞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病害。窟檐糟朽、窟门缺失、风吹日晒、沙子侵入、河水倒灌，还有旅人或散兵居住投宿、修坑搭灶等，种种自然和人为破坏，加速了莫高窟壁画和彩塑多种病害爆发。莫高窟壁画主要面临三种病害：空鼓、起甲、酥碱。
空鼓就是壁画之下的泥质地仗层逐渐从岩体上脱离，形成壁画与岩体之间的空隙。一旦遇到地震或大风，壁画极容易整体脱落。壁画脱落掉至地面便会“粉身碎骨”，很难修复，最为致命；
起甲就是壁画白粉层及上面的颜料层发生龟裂，进而形成鳞片状翘起。翘起的龟裂层，时间久了便会脱落。久而久之只剩下壁画泥层，严重的话还会导致壁画消失；酥碱被称为壁画的“癌症”，即壁画地仗泥层黏结性丧失，泥土颗粒逐渐掉落酥粉。在水和潮湿空气的作用下，崖体及壁画地仗层中大量硫酸钠和氯化钠活动迁移，聚积在壁画地仗层和颜料层中，反复溶解、结晶，从而产生酥碱病变。
数十年来，通过对病害壁画保护修复工作的开展，运用修复材料、修复技术和工艺的规范，建立了抢救性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同时，基于风险管理理论指导下的预防性保护科学技术体系也已初步建立。 比如，在每个开放洞窟和部分重点洞窟安装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传感器。在监测中心，装置能显示莫高窟窟区大环境、洞窟微环境、游客数量、参观线路、安防情况等多内容的屏幕。实时传送各洞窟和窟外情况的各种监测数据和画面。方便管理人员及时根据洞窟微环境变化和大环境等最新情况进行针对性管理。
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是莫高窟保护的“永远的二重奏”。一方面，莫高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年代久远，十分脆弱，病害不断，需要开展更加精细化的修复保护工作；另一方面，还需要不断深入开展对这位“老人”病害原因和老化速度的研究，为预防性保护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进而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使精美的洞窟保存得更为长久。
2. 科学保护让敦煌永生：“数字敦煌”的实现
随着国家之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莫高窟也曾遭遇到游客数量迅速递增问题。要实现旅游开发新模式，缓解莫高窟开放压力，离不开敦煌艺术数字化。
“数字敦煌”就是采用数字采集、处理、存储、展示、传播等数字化技术，使敦煌石窟每个洞窟的建筑、壁画和彩塑通过转换、再现、复原，成为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多种新手段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解读、研究、保存、保护、传播、弘扬和科学管理，以达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目的。
“数字敦煌”主要有两方面设想：一是，建设数字化的敦煌壁画信息库；二是，将洞窟文物加工成高级智能数字图像，开发数字电影，使游客可以“窟外看窟”，真正减轻洞窟开放压力。
为此，开发了4K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以及8K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通过观赏洞窟艺术，让人们充分认识和领悟到敦煌巨大的历史和人文价值。
除此之外，为提升游客中心服务水准，樊锦诗还特意去上海世博会展览取经，学习接待经验，力求达到五星级宾馆的服务。
“数字敦煌”的实现，让文化遗产成功地活了起来，以新的方式展示了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
3．唯才是举，思贤若渴
樊锦诗认为对于文物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才！
之前有一位有才能的武汉大学博士，在敦煌工作几年后，家人希望他回武汉去。他自己也较为难。一方面，他舍不得敦煌学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夫妻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别处是个棘手问题。
樊锦诗感觉他有较大心理负担，但又不好意思提要求，就把他找来说，“我帮你想过了，你们考虑小孩的教育，可以理解。对你而言现在有一处住房的问题很重要。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
他一开始觉得有压力，因为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兰州房价也涨了。但樊锦诗和老彭商量后认为，“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最后，以他能接受的最低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他。
除了重惜人才外，樊锦诗还特别体恤他人。因为讲解员讲解工作量大，很辛苦，她还曾建议院里提高一线工作人员补助标准；警卫战士要保障文化遗产安全，24小时执勤巡逻，也很辛苦，就关照食堂要保证他们每顿有肉菜。过年还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顿饺子、包饺子，把体恤落在实处，很暖人心。
莫高窟保护，不管从预防、抢修、科研和人才上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的保护就是要和时间赛跑。
四.莫高窟人和“莫高精神”：我们都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
其实，除了樊锦诗还有一大批志士仁人、青年学子远离城市，来到大漠戈壁，甘愿在这里献出自己的一生，我们称其为“莫高窟人”。
比如，常书鸿先生，作为留法归来的著名画家。面对一片西北废城，他不仅没有走，反而把家在重庆的妻子、儿女全接来了莫高窟，在此落户。后来，妻子不辞而别，家庭遭遇变故，悲痛之余也未离开，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坚守在莫高窟工作。
为什么常书鸿先生会一生坚守在莫高窟？他曾在自传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感人肺腑，他说：
“在不寐的长夜里，我想起了著名的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那粗矿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舍身饲虎”作为佛教经典故事，主要宣扬了佛教的核心教义：慈悲与奉献。
确实，莫高窟人确有“舍身饲虎”的真意。
以常书鸿为代表的莫高窟人，在荒芜凋敞、飞沙扬砾、物资费乏、交通不便、陋屋斗室、无水无电的艰苦条件下，筚路蓝缕，开基创业。历经艰辛坎坷，却始终矢志不渝。
几代莫高窟人以他们的青春和生命诠释的正是“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 的“莫高精神”。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这句话说的就是七十多年来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舍身饲虎
除此之外，莫高窟人对莫高窟的守护更是与“佛教六度”相契合。“佛教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获得智慧的过程。
佛教布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从佛教“布施”角度来看，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超越世俗名利，在困境中保持从容，也是一种“法布施”和“无畏施”；敦煌在西北荒漠，远离城市喧嚣，莫高窟又是一片净土，是不可复制的人类遗产，在此工作的人肩负文化使命，需要极高修养，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为“持戒”；莫高窟人坚守大漠，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受到指责，有时还要面对不公正、不合理待遇，是为“忍辱”；凡是对莫高窟有利的工作，当仁不让，尽力去做，是为“精进”；画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临摹壁画，专注于线条和笔触，以守一不移的心态应对快速发展的世界和外界的诱惑，是为
“禅定”；博览群书、提升学识、涵养心性、磨炼心智、度化方便、圆通万事，从个体人生的无明和烦恼中走向智慧和觉悟人生，不正是“般若”境界的追求吗？
我突然明白了樊锦诗愿意一辈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这里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译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閱讀更多 明述的讀書札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