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對科學技術無知的蔑視，使我在寫作黃道婆這樣一位偉大女性的時候，竟然找不到隻言片語的正史記載。
現在所能看到的有關黃道婆的文字，是避亂隱居的元末民間知識分子陶宗儀在其著作《輟耕錄》中輯錄的一些軼事。但科學的魅力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幽暗的時光畢竟遮不住黃道婆的光芒萬丈。
黃道婆的故事，薄於官方而厚於民間，老百姓的世代演繹豐富多彩，流傳最為廣泛的版本是這樣的：在在宋末元初，經年累月的民族戰爭，導致社會極度動盪，糧田荒蕪，民不聊生，人們流離失所，遷途不定。出生於上海松江烏泥涇（今上海華涇鎮）的黃道婆與大多數江南百姓一樣，為了躲避戰亂，不得不離鄉背井，南下逃生。她這一逃，就逃到了遙遠的海南島，逃到了烽火燒不到的崖州。這裡地處邊陲，地理特別，歷代都是“中原避難之人，多家於此”的地方。
黃道婆到達崖州，和當地人客居相處。連她自己都沒有想到，歷經坎坷勞苦、避難他鄉的她，雙腳已經踏上了棉紡織事業之路，從此開啟了一箇中國女性壯麗的人生。
海南崖州自古是黎族人的集居區，在漫長的勞動生活中，黎族人很早就懂得使用樹皮製衣，並逐漸積累了利用植物纖維加工紡織。瓊南地區相對乾旱，氣候溼熱，土質多沙，宜於棉花生長。島上原生的棉花，主要木棉樹和灌木棉。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黎族群體裡婦女的紡織技術日趨成熟。除了使用各類野麻等纖維為原料紡織，還懂得利用海南島上生長的木棉和野棉進行加工成線，紡織棉布。
在西漢，海南棉紡織技術已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所產的棉紡織物廣幅布，十分精美，也達到上貢的首選。據《後漢書》記載“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這對以絲織為主流的中原地區，棉紡廣幅布無疑成了足彌珍貴的品種。
從逃生瓊南，到返回故鄉，黃道婆在崖州客居約37年之久。聰慧好學、勤勞能幹的黃道婆，不但很快融入了當地黎族人的生活，而且熟練地掌握了他們的棉紡織技術，成了當地技藝精堪的紡織能手，被崖州當地人敬為巧奪天工的“織女星”。
歲月恰似織布快梭，轉眼之間，到了十三世紀末葉，南宋王朝已經覆滅了二十多年。元朝統治者慢慢改變以前那樣的屠殺掠奪政策，實行一些恢復生產和發展經濟的措施，江南社會形勢逐漸好轉。聽說故鄉安定下來，黃道婆思鄉情感難以抑制，“有志復赤子”的黃道婆忍痛告別了第二故鄉，搭船離開美麗的崖州，重返她闊別已久的長江之濱。
黃道婆回鄉之後，鍾情於棉紡織方面的研究，她從海南棉紡崖州布出發，推陳出新，圍繞紡織工具與技術進行了全面的改革。
世上公認黃道婆在棉紡織領域的貢獻主要有 “四大發明”：一是發明了棉花脫籽機，又稱“軋花機”；二是發明了棉花加工機，全稱“弓式肩掛手工彈棉機”，簡稱“弓式彈棉機”；三是發明及改進了紡紗機；四是改進了原有的織布機。其中最偉大的創舉，是她發明的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紗工具——三繀腳踏紡車，代替了沿襲了幾千年的單手搖紡車，使紡紗效率比原來的生產提高了三倍以上，比英、德等國早有四、五百年。
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這一貢獻，不僅是我國棉紡織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而且對全世界的棉紡紗技術，都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突破。
元初著名的農學家王禎在《農書》中介紹了這種紡車，其中的《農器圖譜》還對木棉紡車進行了詳細的繪圖說明。這是我國古代棉紡織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佐證，同時也顯示出黃道婆不但在中國，而且在國際棉紡織史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因為黃道婆在棉紡織技術革新上作出的巨大貢獻，世界教科文組織稱其為“世界級的科學家”。她的家鄉上海的人民奉她為先知先覺的“先棉神”、“棉紡之母”、“紡織之母”。祭祀黃道婆的廟、堂、祠有到處皆是。
黃道婆的技術創新，帶動了江南地區的棉紡織業發展，自從元朝上半葉起，松江地區乃至整個江南，在短時間內發展成為全國的棉花種植中心和棉紡織手工業中心，以致形成了如明代張所望《梧潯雜佩》所載“吾松以棉布衣被天下”，成了當時中國最繁華、最富裕的地區之一。
大約自元朝中後期起，江南的農村，從棉花的種植到棉布的產出，漸漸地出現了一個新興產業，即棉紡織業。這個新興產業具有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其中又形成了許多不同的行業，有棉花種植戶，即棉農；有棉紡織手工業的工廠，俗稱“作坊”，包括軋花廠、彈花制棉廠、紡紗廠、織布廠、紡織機械（手工）製造廠、修理廠，等等。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專業的紡織工人，即所謂的“紡織娘”，簡稱“織娘”。各個行業裡還有各類中間商和經銷商。就在此時，脫離農業生產的手工業者誕生了。幾乎在棉紡織業產生的同時，還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印染棉布或棉紗的行業，即“染整業”。
一個人，當他認真地做著自己的事情的時候，也許不知不覺地就改變了世界。很多時候,我們翻開史書發現，歷史常常被很多平凡的人物不經意的舉動影響著，甚至改變了本來的航向。這個人物，也便從平凡走向了偉大。
民間畢竟是民間，為了故事的精彩，老百姓口口相傳中不斷為她添加上想當然的情節，如她出身貧苦，曾是童養媳，生活不幸福，受公婆虐待，逃婚抗婚才去海南島，曾和黎族人民一起反抗壓迫，……如此等等，最終形成顧頡剛所說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法國學者福柯在論及歷史文本的變遷時，有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歷史書寫的時代，而是書寫歷史的時代。
關於黃道婆的民間故事，後來因為這個原因，也就漸漸為官方認可，野史經過特殊需要的圖解，也就漸漸變成了所謂的正史。每年的清明時節，位於松江區華涇鎮東灣村的黃道婆墓地，前往祭掃的人絡繹不絕。偶爾還能聽得到一首古老的歌謠：黃婆婆，黃婆婆，教我紗，教我布， 兩隻筒子兩匹布。歌謠在代代傳唱中聲音越來越小，但它背後的歷史和文化記憶，將永遠不會褪色。
行文至此，我依然遺憾滿腹，關於黃道婆，我的腦海裡始終沒能形成一個清晰的具體的影像，還有一系列問號沒有答案。比如，黃道婆是她真實的名字還是當地百姓對她的尊稱？黃道婆出生在13世紀的宋末元初，具體生卒年月呢？她究竟是上海松江人還是海南崖州人？她是不是出生於貧苦人家？她有沒有丈夫和孩子？她是怎麼傾情於紡織技術革新的？ 直到今天，這些都是這位紡織技術革新家未解的身世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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