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史《舊唐書》和《新唐書》中，我們發現將唐朝由盛轉衰的原因竟然歸結在一個女人——楊玉環的身上，認為由於楊玉環的哥哥楊國忠與安綠山之間的鬥爭，導致了安史之亂。同時在唐朝詩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也刻畫了楊玉環的傾國傾城，致使“從此君王不早朝”的荒廢畫面。
而有關安史之亂的影視劇，如《唐明皇》、《楊貴妃秘史》等涉及到楊玉環的諸多方面，在一定的程度上讓人誤認為是楊玉環導致了唐朝的衰索，試問這樣的結論難道真的可信嗎？如今，我們借用影視劇《唐明皇》來說說安史之亂與楊玉環到底有多少關係？
白居易的詩篇《琵琶行》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耀眼的王朝之一，唐王朝不僅國力強盛，而且對外開放，在中國的封建時代中可以說是一個高峰。然而，唐王朝自安史之亂之後，便開始走向了下坡路，安史之亂雖然最終被平定，但是為唐王朝留下了無窮的後患，唐朝最後的滅亡，與安史之亂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正因為如此，使得後世的人們總是想要搞清楚為什麼會發生安史之亂這樣的事情，而且還是在唐朝最為強盛的唐玄宗時期發生的。有人將原因歸結為唐玄宗的用人問題，或是唐玄宗晚年沉迷於享樂，還有人將原因歸結為楊貴妃，認為是楊貴妃的出現導致了唐玄宗不理政事，最終讓安祿山等將領有了作亂的機會。
唐玄宗與楊玉環畫像
這些原因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實際上都沒有切中安史之亂產生的原因。明代著名的歷史學家王夫之在他的著作《讀通鑑論》中對安史之亂的原因進行了非常獨到的分析，本文就從影視劇《唐明皇》為切入點，將王夫之對於安史之亂產生的原因分析展現給讀者，讓讀者可以更清晰地瞭解安史之亂這一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
邊疆的膨脹——安史之亂的原因
對於安史之亂的分析是歷代文人、學者的要務，在王夫之以前，以宋朝的歐陽修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認為是唐玄宗實行的將府兵制改為募兵制的改革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產生。他們認為，府兵制符合古法、寓兵於農，還可以大大減少朝廷養兵的費用，而募兵制則恰恰相反，會造成國家相當的混亂，因此，府兵制的改革是導致唐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王夫之則不同，他認為募兵制的改革是有利於唐朝軍隊戰鬥力的提高的，他在《讀通鑑論》中寫道：
影視劇《唐明皇》
“蓋自府兵調戍之日，早已睥睨天下之無兵，而一旦撤歸，芻糧贏餘，唯其所為，而朝廷 固莫之能詰也。數十年府兵之流禍，而改制之初受之，乃舉而歸過於召募，胡不度人情、循事理，而充耳塞目以任浮游之說輕談天下事邪？”
但是，募兵制雖然有利於唐朝軍隊戰鬥力的提高，但是唐玄宗隨後大量任用蕃人擔任邊將，並且給予他們極好的待遇，實際上是很有問題的。這樣一來，這些遠在邊疆的蕃將便可以輕易地培養自己的私人勢力，使得唐朝的軍隊成為他們私人的軍隊。唐玄宗的這一做法，使得以安祿山為代表的一批蕃將的勢力迅速膨脹，然而，勢力的膨脹並不等於叛亂，而安祿山之所以最終選擇叛亂，王夫之認為有以下兩個原因。
安祿山影視劇影響
- 第一：唐玄宗改變了唐朝以往強幹弱枝的軍事力量部署
所謂強幹弱枝，也就是在內地，特別是在都城長安附近部署大量的軍隊，而在邊疆則部署相對較少的軍隊，這樣做的目的，便是為了拱衛都城長安和內地的安全。然而，到了唐玄宗時期，由於吐蕃、南詔、契丹、突厥各族時常在各地邊疆進行騷擾，為了加強邊防體制，唐玄宗開始在帝國邊境部署大量軍隊，設置了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專事邊疆的防禦。
到了唐玄宗統治的中後期，九個節度使、一個經略使掌握的邊軍已經達到了48.69萬人，而拱衛京師的中央軍這時則只有9萬人，如此的數字對比無疑是懸殊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對這種形勢作了如下的評論：
部分設立的節度使區域圖
“畿輔內地，河、雒、江、淮、汴、蔡、荊、楚、兗、泗、魏、邢，鹹弛武備，幸苟安，而倚沿邊之節鎮，以冀旦夕之無虞，外強中枵，亂亡之勢成矣。”
更為致命的是，當時唐王朝的邊防重點在西北，東北方向以及河朔地區的防禦實際上並不吃緊，因此，唐玄宗便將防禦東北邊境的責任交給了精通多種蕃語且擅長安撫東北各少數部族的安祿山。在天寶十載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後，安祿山已經掌握了18.39萬的軍隊，佔到了節度使、經略使所掌握軍隊數量的37.8%，是中央軍隊的2倍，這樣的兵力對比，使得安祿山對自己的力量信心滿滿，推動了其野心的賠償。
安史之亂
- 第二：唐玄宗給予了邊將專征之權
所謂專征之權，便是由邊將專門擔任節度使。在唐朝初年，將領並無專征之權，在有戰事時，朝廷會從中央派出將領到邊境領兵，待到戰爭結束後，部隊會繼續留在當地，而將領的職責則會被撤銷，回到原來的駐地，不會繼續帶領相同的部隊，這樣的做法，便是為了防止將領發展自己的私人部隊。
然而，到了唐玄宗時期，這種做法被改變了，出現了大量的專任節度使，由一人長期擔任一鎮的節度使，長期在當地領兵作戰，這就給了將領在當地發展勢力的機會。而到了唐玄宗統治後期，更是出現瞭如安祿山一般的一人兼任多地節度使的情況，這無疑又進一步促進了節度使權力的膨脹。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邊將野心膨脹，中央根本就無力節制。王夫之便在《讀通鑑論》中感嘆道：
王夫之頭像
“唯中原空其無人，則旋滅旋起，而無所彈壓。撤邊兵以入討，必重虐吾民，而人心離叛；偶一折喪，乘勢以收漬卒，席捲以行，而邊兵皆為賊用，然後鼓行而入無人之境，更無有挾一矢以抗之者，社稷邱墟在旦晚之間耳。夫使祿山之亂，兩河、汝、雛、淮、楚之間，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關之背，而迫之 以前卻兩難之勢，賊其敢輕窺函谷哉？……觀於此，則虛其腹心，以樹強援於四末，一朝瓦解，大廈旋傾，勢在必亡，無可拯救，必然之勢矣。”
平叛的選擇——唐王朝的後患
在安史之亂髮生後，唐王朝的平叛策略選擇也出現了問題，為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亂之後的發展留下了隱患。而之所以會出現平叛策略選擇的問題，主要原因便是唐玄宗李隆基與他的兒子、後來的唐肅宗李亨之間的關係問題。
唐肅宗李亨影視劇形象
唐玄宗為了鞏固皇權，對於太子有著極強的防範意識。在李亨之前，玄宗便已經廢黜並且賜死了了已經當了二十多年太子的李瑛，可想而知，李亨當上太子之後，也是戰戰兢兢，處處受到唐玄宗的節制。而在安史之亂髮生後，唐玄宗和太子李亨之間的形勢發生了逆轉。李亨在馬嵬坡發動了事變，誅殺了楊國忠，逼死了楊貴妃，並且與唐玄宗分道揚鑣。一時之間，在唐王朝境內產生了唐玄宗所在的成都和李亨所在的靈武兩個政治中心。
在這樣的情況下，太子李亨實際上已經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權力。唐玄宗若在此時命太子總管平叛事宜，全國政令便得以統一，但是，唐玄宗卻讓他的幾個兒子分總天下節制，任命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四鎮兵馬，永王磷統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等節度大使，盛王琦統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路節度大使，豐王珙統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大使。這樣一來，權力又被分散，隨後便發生了永王李磷的叛亂，可以說極大地打亂了平叛的部署。王夫之便針對這種現象評論道：
唐玄宗禪讓於太子李亨
“玄宗聞東京之陷，既欲使太子監國 矣；其發馬嵬，且宣傳位之旨矣。乃未幾而以太子充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以分太子之權。忽予忽奪，疑天下而召紛爭，所謂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在此矣。盛王琦、豐王珙，皆隨駕在蜀；昊王祗、虢王巨，皆受專征之命；永王磷之出江南，業已抱異志而往；是蕭梁骨肉分爭之勢也。……訖玄宗二三不定之命，割裂以雄 長於其方，太子雖有元帥之虛名，亦惡能統一而使無參差乎？玄宗之猶豫不決，吝以天下授太子，不盡皆楊氏銜土之罪也，其父子之間，離忌而足以召亂久矣。”
李亨在靈武登基為帝之後，則面臨著兩種平叛的策略選擇。
第一種是分兵四路，直搗叛軍老巢，隨後再將四路大軍會合，隨後一一殲滅叛軍；
第二種則是集中兵力，首先快速收復長安、洛陽兩京，然後再集中力量擊敗叛軍。
唐朝京都夜間景象
第一種選擇當然是更為長遠、更為根本地剷除叛軍的一種方法，但李亨出於收復京師、坐穩皇位的打算，還是選擇了第二種平叛策略。在這種策略選擇下，雖然李亨快速收復了長安和洛陽，但隨後還是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物力在與叛軍的作戰上。
由於唐王朝的軍隊數量以及戰鬥力有限，李亨還引入了回紇等少數部族與叛軍作戰，這使得回紇的勢力在安史之亂之後迅速坐大，成為了日後唐王朝的巨大威脅之一。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寫道：
“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勳，孤處西隅，與天下縣隔，海岱、江淮、荊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適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
王夫之著作《讀通鑑論》
結語
安史之亂的發生，實際上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王夫之所說的這些因素是其中的幾個重要原因。作為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家，他認為研究歷史的目的是要推本得失之源、治亂救失之法，他在《讀通鑑論》中寫道：
“論鑑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鑑之徒懸於室，無與照之者也。”
傾國傾城楊玉環形象
所謂推本得失之源、治亂救失之法，也就是要從歷史事件中吸取教訓，研究歷史最重要的不只是找到安史之亂髮生的原因，而是從中吸取歷史教訓，看到其中的問題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在此上述論述中，我們發現安史之亂其實和一代女子楊玉環沒有內在的原因，同時楊玉環的死也可以說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死於政治的鬥爭中或是死於各級的矛盾中。對於熟讀歷史，貫看古今的人來看，唐朝當時的“貞觀之治”看似繁榮，其實它的背後存在了一定的衰落因素，各級的矛盾不斷的尖銳。
而安祿山發起的安史之亂只是將唐朝透過繁花似錦的表面，將唐朝內部的矛盾揭示了出來。可以肯定地說，就算沒有安史之亂，也會有其他的內部戰爭或是外族的戰爭，將唐朝潛在的諸多矛盾給揭開。在結尾之處，我們再看回顧《唐明皇》的時候會發現楊玉環的可悲性，及其安史之亂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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