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昭，中国水声学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国防水声科研的主要奠基人。他参与研究改进的声呐转换器，在二战海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三次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的来函，请他推荐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候选人。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水声事业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汪德昭
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一年，汪德昭14岁，在位于厂甸的师大附中念书。当时，同学们推举了两名代表参加北京各大学的活动，其中一名就是汪德昭的亲哥哥汪德耀，当时的学生会副主席。不久，附中成立起“少年学会”，汪德昭成为其中年龄最小的积极分子。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热爱祖国、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
为了开启民智，拯救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即1920年，中学毕业的汪德耀，考取了设在法国的里昂大学，年仅15岁的汪德昭只有羡慕的份了。
时间过得很快，11年后，汪德昭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为了生活，他同时在几所中学兼职教课。就是在这一年，一位改变他一生的导师出现了，他就是法国著名科学家保罗·郎之万。这一年10月，郎之万到达中国，先后访问了北平、上海等地，在多所大学讲了当时最时尚的前沿科学相对论、超声波。汪德昭特地赶去听课，发现这位郎先生不但学识渊博，还热情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德才兼备，汪德昭惊呆了，这不正是我苦苦寻觅的名师吗？于是，汪德昭下决心一定要去法国留学，并拜郎之万为师。
郎之万支持中国革命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法国人一向追求自由、平等、博爱，18世纪末就已经敢把皇帝送上断头台，拿下反抗封建专制的一血，那会咱中国的乾隆爷身体还硬朗着呢。
法国物理学家 郎之万
经过了将近两年的筹措路费、安顿家小等准备工作之后，1933年10月初，汪德昭告别妻子李惠年，远赴法国留学，成为大科学家郎之万实验室的一员。郎之万当时是巴黎理化学院院长，春风得意，与居里夫妇、爱因斯坦、卢瑟福等科学家交情深厚。有意思的是，居里夫人的孙女后来嫁给了朗之万的孙子。
在郎之万的指导下，汪德昭用巧妙的办法完成了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就有了“郎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并且成为了大气电学方面的经典理论。汪德昭也因此获得了法国最高等级的博士——“国家博士”。他还因此项成果得到了奖励在电学方面获得重大成就的“虞格奖”。
郎之万的另一个身份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人，二战期间法国公开宣布参战后，郎之万实验室受命并入法国国防部第四研究组。按照惯例，战时一切外国人必须离开国防科研机构，但汪德昭却被破例留下，成了战时法国国防科研机构中唯一的外国人。这是因为他承担的研究课题很重要，除了声呐外，还有“机场驱雾”等国防重要项目。
爱因斯坦、埃伦费斯特、郎之万等一行科学家在讨论物理问题
此后，郎之万把当时最先进的声学研究课题——探测和攻击敌人潜艇的声呐技术交给汪德昭。汪德昭夜以继日的工作，使声呐转换器单位面积承压功率翻倍提升，通俗的说，就是让声呐探测器 “听”的更远、更准。此技术后来由法国科学院交给英国海军，运用于二战的海战中，反响极佳。
法国一直号称陆军世界第一，直到遇到德军，这次他们只坚持了42天就投降了，德国占领了法国，以贝当元帅为首的人员组成了后来的傀儡政权。傀儡政府宣布取消郎之万的科学院院士资格，还把他抓了起来，汪德昭却偏把论文寄去，请郎之万签署意见，然后在科学院学报上发表。因为院报规定只发表有院士推荐的文章。他还邀约同在巴黎的钱三强也这样做，以壮声势。在他们和其他很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郎之万最终恢复自由。
解放战争期间，汪德昭先生还为蒋介石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卫立煌投诚中共出过力。这得从汪德昭的夫人说起。她叫李惠年，母亲与卫立煌夫人韩权华是亲姐妹。1946年解放战争期间，卫立煌受蒋介石委派出国考察，于是汪德昭夫妇就担任卫立煌在法国期间的翻译，陪着卫立煌夫妇，在欧洲各国旅游、观光和考察。在游览到瑞士的时候，汪德昭和卫立煌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到国共双方的关系，两人观点一致，卫立煌通过汪德昭与中共取得联系，表达了愿在内战中助中共一臂之力的意向，自此卫立煌成为中共地下党埋伏在国军核心决策圈的三大“斥候”之一，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7年,汪德昭、李惠年夫妇与卫立煌、韩权华夫妇在巴黎合影(右一汪德昭,右二韩权华,右三李惠年,右四卫立煌)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的经济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在1956年初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发出号召，欢迎留学外国的科技工作者回来参加建设。
1956年的11月下旬，汪德昭一家人扔下钢琴和其他值钱的物品，打算从法国到瑞士，再从瑞士乘飞机回国。中国驻瑞士大使帮他们办理好了护照、签证，并准备好了飞机票之后，大使临时请汪德昭先到日内瓦去帮助办件事情，行期便推迟，不料原本预定的航班失事了，有不少人遇难，汪德昭逃过一劫。这是巧合，也可能是汪德昭自带主角光环。身为主角的汪德昭没太在意，却把配角——安排行程的大使吓了一身冷汗，为了保证汪德昭的安全，他坚决不同意他们一家人乘飞机，而要他们改乘火车回国。
经过九天九夜的颠簸和长途跋涉，汪德昭一家从前门火车站走出来，踏上了中国国土，距他阔别北京已经有整整23年。
当时正在广招海外学子的中国科学院接纳了汪德昭，按照他归国前所从事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兼九室主任；又考虑到他曾经研制过超灵敏度静电计和微量天平，熟悉科研仪器设备，还任命他兼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的局长。他与妻子、女儿住在中关村特楼13号楼的103号，与郭永怀、李佩是邻居，关系非常好。
右起：郭永怀、李佩、女儿郭芹、汪德昭院士及夫人李惠年
在1957年5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大会上，汪德昭因其学术成就突出，和其他几位同样具有突出成就的海外归来的科学家一起，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现在改称院士）。这一届数学物理化学部数理方面共增选六人，其中就包括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
1957年汪德昭（右）与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左）谈话
50年代，台湾的国民党不断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美军的第七舰队公然游弋于我国领海之上。对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发展水声学，迅速建立水下万里长城——反潜探测系统，具有巩固国防的重要战略意义。然而，我国在这方面却是一片空白。1958年初夏的一天，党中央决定发展自己的水声学，负责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亲自点名，要汪德昭带领一个水声考察小组，到莫斯科进行学习考察。
尴尬的是，作为国防事业迫切需要的水声学，由于是全新学科，当时非常缺乏人才。为建立水声学队伍，尽快开展我国的水声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的建议下，全国从重点高校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学生中遴选抽调了100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提前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参加水声研究工作，边干边学。人们把这一措施叫作“拔青苗”。注意，这可不是拔苗助长，相反，是一项非常英明的决策。汪德昭亲自编写教材，亲自指导，甚至亲自创造实验条件，把自己在多年研究实践中形成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毫无保留地灌注给了他们。当年的100名“青苗”，如今已长成高耸云天的大树，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已颇负国际学术界声望，有的甚至已经成为院士。
汪德昭认为，我国发展水声学的战略思想是由近及远(先近海后远海)、由浅入深(先浅海后深海)。这个思想符合我国海域大陆架的实际情况，我国的水声学研究后来之所以能在若干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是和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1964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已壮大到600多人，包括了以水声为重点的多方面、综合性声学研究工作，并逐步形成了理论研究、实验技术、先行课题相互配套的较完整的体系。汪德昭是第一任所长。他立下雄心壮志：中国声学有一天要在世界声学的大合唱中，至少在某些领域站在领唱的位置上。他确信，这决不仅仅是幻想。
1972年汪德昭（左）参加英国海洋会议受到撒切夫人（中）的接待
可惜，在不久之后那场浩劫中，声学所未能幸免。科研工作接近停滞，汪德昭也陷入无事可做的境地，直到1978年2月，在邓小平同志的主导下，声学所才终于正式恢复，汪德昭继续担任所长。当时，73岁的汪德昭一马当先，几乎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决心夺回失去的时间。这年深秋，他率领一批研究技术人员，在南海海域进行了我国第一次深海实验。这标志着我国的水声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年的时间，汪德昭带领全所完成了近50项科研项目，其中意义重大的成果达14项。1979年，国务院嘉奖令送到了声学所。
这就是水中之王汪德昭的传奇人生，他还与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新浪有着奇妙的连接，他的孙子汪延正是新浪的第一位CEO，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汪德昭之孙，前新浪CEO汪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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