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摒棄固有偏見，歷史大有不同”，本系列將對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戰役逐一梳理，採用新的分析方法，顛覆你在課堂上學到的刻板認識。
上回我們講了日俄戰爭，分析了“利益線”與“主權線”的戰略關係。在此基礎上，我們接著分析對中國人民來說有著切膚之痛的“九一八事變”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前的東三省，駐紮著張學良統帥下的20萬東北軍，而日本關東軍的兵力只有1萬人。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在戰後接受審判時，將事變發生的原因解釋為對抗張學良東北軍的威脅。
歷史的真相真的是這樣嗎？他們當時的真實意圖到底是什麼？讓我們開始今天的講述。
關東軍（劇照）
松岡洋右的“生命線”理論
正如我們在甲午戰爭時候講述的那樣，日本自明治維新富國強兵以來，一直奉行以“利益線”保衛“主權線”的戰略思想。
在甲午、日俄戰爭時期，日本的“利益線”毫無疑問是在朝鮮半島，當歷史的進程推進到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這一戰略思想在松岡洋右的發展下有了更深層次的意義
戰後等待審判的松岡洋右
松岡洋右曾經是日本外交官，一戰期間就曾鼓吹日本應該出兵西伯利亞，干涉俄國革命，是一名積極煽動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者。由於一戰後日本主張對美蘇採取協調外交的政策，松岡洋右在1921年退出了外務省。
儘管如此，其對外擴張的野心並未停止。1930年12月的內閣會議期間，松岡洋右首次以議員的身份發表演說，其演說主要內容有兩點：
1、不論是經濟上還是國防上，滿蒙地區都是日本的生命線。
2、日本國民對於滿蒙要求的權力，是其“作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權力”
(作者批註：讀到此處，不得不說，日本的帝國主義者是真的不要臉！）
這種論述繼承了施泰因教授在“德國版隆中對”裡提出的“利益線”理論，不僅如此，更將其昇華到了“生命線”與“生存權”的高度。
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已經一再證明了，為了維護日本的利益線，他們會不惜一切拼死一搏。而經過幾十年的苦心經營，如今的日本的利益線，已經由原來的朝鮮半島前移至中國的滿洲。
在1931年7月，東京帝國大學的青年學生中曾經做過一次調查，詢問“為了滿洲而使用武力，您認為是否正當”？結果是88%的學生回答了“是”，可見當時日本社會對於滿洲的志在必得。
而此時的滿洲，正駐紮著少帥張學良和東北軍的20萬虎狼之師，那麼日本該如何實現自己的目標呢？
關東軍為何對張學良不屑一顧
張學良的東北軍駐軍20萬，裝備精良，戰鬥力強悍，是當時中國唯一陸、海、空齊全的部隊，一度被稱為中國最強的地方軍事力量。
關東軍當時兵力只有1萬人，面對強敵，日本軍部卻並未將對手放在眼裡，其根本原因有三點：
1、戰前東北軍主力精銳已被悉數調出
9月18日當晚事變爆發的時候，張學良並不在東北。當時，他正率領10萬東北軍精銳與叛將石友三大戰於河北。在東北留守的部隊，其戰鬥力與前線部隊相比，自然差了一大截。
張學良（劇照）
日本方面宣稱，是他們的諜報機構策反了石友三，實事求是地講，搶這個功勞有點恬不知恥。石友三投日不假，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他面對局勢的一種主動選擇。當然，無論原因如何，結果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有效牽制了東北軍主力，為關東軍減輕了壓力。
2、中央政府內部分裂，無法團結一致抗敵
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蔣介石也不在首都南京。當時，他正率領30萬大軍在江西南昌進犯根據地。同時，國民黨內的反對派在廣州另立政府，公開反蔣。中央政府內部的分裂使其無暇顧及東北的戰事。
蔣介石在圍剿前線
蔣介石的想法是向國際聯盟請求幫助，這樣一來可以利用國際壓力牽制日本的力量，同時，可以藉機轉移國內民眾的注意力，緩和日益激化的內部矛盾。此外，由於當時國民政府對東北僅有名義上的統治權力，在行政及軍事方面都無法直接插手。藉助國際聯盟，可以增加自身在東北事務上的影響力。
總之，處於各種利弊權衡下的蔣介石，也無法對日本形成有效的抵抗。
3、日本人並不認為自己是在進行侵略戰爭
在當時日本人寫的一篇名為《作為東亞一體的政治力量》的文章中，曾對中日戰爭有過這樣的論述：中日戰爭，是日本等東亞國家在面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統治下的革命。(這種錯誤的認識思想一直延續至今）
既然自己是在進行一場有意義的活動，那自然越是困難，越要迎難而上。總之，當時的精英階層並不認為戰爭是破壞，而認為其是一種積極的活動，這使得他們有一種類似宗教般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讓他們無視東北軍的防守，首批衝入東北軍駐地的日本士兵甚至都沒有攜帶武器，其決心與氣勢可見一斑。
關東軍（劇照）
正是基於上述幾點對中國局勢的判斷，日本軍部最終決定在未獲得政府授權的情況下，強行發動九一八事變，那麼，他們的真實意圖到底是什麼呢？
日本真實的戰略意圖
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在戰前曾留學德國，期間，他潛心研究了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的原因。他認為失敗並非源於德軍未能在短期決戰內將地方主力殲滅，而在於德國未能認識到，一戰本質上是一場全面持久的消耗戰，為了對抗消耗，必須能夠全面動員並承受經濟封鎖。
石原莞爾（劇照）
1928年，石原莞爾做了題為《我的國防方針》的報告，提出了“最終戰爭論”的觀點。
報告認為：最終的戰爭會在以日美兩國分別領導的陣營中，以飛機作為決戰武器進行的世界大戰，只有通過佔領中國的資源，才有可能對抗未來戰爭中的巨大消耗，為此，必須在1930年拿下滿洲。
九一八時對未來戰爭的想象
所以說，日本的真實意圖，在於著眼未來，將滿洲作為未來戰爭的儲備和基地。
日本充分認識到了自身土地狹小、資源缺乏的現狀，他們甚至主張“土地及資源的國際均分”。而這個目標，只有在強大的實力和組織下才可能實現。
這種戰略意圖帶來的結果就是日本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日俄戰爭時期，無論是政黨還是報紙，對政府推動戰爭都進行了大肆批評。而在九一八發生的時候，發動戰爭的軍部人員，已經成了國家和民族的英雄。
結語：
我們對“九一八事變”的紀念和緬懷，往往會注重痛失國土、人民陷入亡國奴的悲慘境地等心痛的事實。但這種宣傳除了使我們產生屈辱和仇恨以外，並不能使我們真正認識歷史。
正視歷史才能展望未來，日本在事件中已經充分展現了自己對未來的想象，“九一八事變”從來就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個未雨綢繆的計劃，是向未來進攻的號角。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現行的教育將抗戰的時間由原來的8年改為14年，實在是一件明智且值得表揚的事情。
畢竟，我們也開始認真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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