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正聿：當代人類的精神生活處於深刻的“意義危機”之中

他提出，當代哲學需要對這種時代性的“意義危機”做出全面的反應、批判的反思、規範性的矯正和理想性的引導。“當代哲學正是以這種深刻的理論自覺步入21世紀的。”

當代社會思潮的首要特徵，可以稱為“兩極對立模式的消解”。

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中，人們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處於兩極對立的狀態之中，因此，人們總是以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去思考一切問題。傳統哲學作為傳統社會的“思想中的現實”，它集中地體現了這種兩極對立的生存方式及其思維方式，即總是試圖在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的絕對對立中去尋求某種絕對的確定性。

現代的市場經濟、科技文明和大眾文化則日益深刻地消解了這種“絕對確定性”的靈光，使人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從兩極到中介”的變革：當代世界的政治模式形成了“從對抗到對話”的多元化和多極性，“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當代世界的經濟模式發生了“從對立到合作”的變革，出現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當代世界的文化模式發生了“從對峙到融合”的變革，“歐洲中心主義”已被多元文化模式的共存、交流與融合所取代；當今人類的思維模式更是集中地體現了“從兩極到中介”的深刻變革，把真善美理解為時代水平的人類自我意識。

然而，由於“消解”了傳統社會所懸設和承諾的絕對確定的種種思想的根據、價值的尺度和行為的標準，當代社會思潮的突出特點，又表現為從絕對主義轉向相對主義，由信仰主義轉向虛無主義。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構成當代人類所面對的深刻的文化危機。

與“兩極對立模式的消解”相適應，當代社會思潮的另一特徵可以稱為“英雄主義時代的隱退”。

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神聖形象”，“英雄”則是“神聖形象”的世俗化存在。歷代的帝王將相、聖人先哲都塗抹著“神聖形象”的靈光，以超世或救世的“英雄”的方式凌駕於人民之上，並被描繪成創造歷史的主人。

現代的市場經濟、科技文明和大眾文化則不僅消解了“彼岸世界”的“神聖形象”，而且也消解了“此岸世界”的“神聖形象”。在現代社會中，每個人都是普通的個人，又都可以是顯示個人能力的“英雄”。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現代社會的政治領袖已不再是超然於歷史之上的救世主式的“英雄”，而是承擔重要責任的“公務員”；現代科學共同體中的科學家，已不再是僅憑個人才智而給予人類劃時代發現的“英雄”，而只能是依據某種“科學範式”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集團中的“優秀分子”；現代文學藝術的豐富多彩和日新月異，以及“接受主體”的解讀方式的多樣化和多元化，使得當代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已不再是鶴立雞群的“文學大師”和“藝術巨匠”，而是不斷地超越自我的“探索者”；同樣，現代思想的日新月異和豐富多彩，也使得當代的思想家和理論家不再是某種指點迷津的“思想偉人”，而只是不斷地向人們展現新的可能世界的“思想者”；隨著現代人的公民意識的增強和社會公德的普及，各種各樣的行為楷模也失去了往昔的難以企及的神聖性，而愈來愈成為現代社會中的“優秀公民”。

“英雄主義時代的隱退”，把人們從“英雄創造歷史”的誤區中解放出來，使得公民意識成為每個人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意識，它標誌著人從“傳統人”變成了“現代人”。然而，這種市場經濟所形成的“英雄主義時代的隱退”以及個人的“獨立性”的形成，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它“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光環”“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這就在當代人的自我意識中愈加強化了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傾向，在當代的社會思潮中愈加深化了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文化危機。

“兩極對立模式的消解”和“英雄主義時代的隱退”，在文化層面上的突出表現，則是“精英文化的失落”和“大眾文化的興起”。這是當代社會思潮的又一個特徵。

在禁慾主義、矇昧主義和專制主義“三位一體”的自然經濟的生存方式中，在教育不發達的狀態下，“文化”一向被視為至高無上、千真萬確、不容置疑、天經地義的“真理”。這種以“灌輸真理”為使命的文化可以被稱為“精英文化”。以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維方式和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的“三位一體”為標誌的市場經濟，則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然經濟條件下的文化狀況。

市場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初等教育程度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閒暇時間的增多等眾多因素，使文化變成了所謂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的興起”和“精英文化的失落”，在“文化”的意義上更加弱化了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然而，市場經濟中的文化，同樣體現的是一種“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市場經濟文化的突出特徵，在於它是一種以文化商品化為基礎的泛審美形象的全面增殖。這種商品化的文化又以工業化的方式得到最廣泛的生產與銷售，並通過各式各樣的現代媒體得到極為迅速和廣泛的傳播。市場經濟文化已經成為“平面化”的大眾化、“媚俗”的商業化、“控制”的工業化和“宣洩”的世俗化的統一。實用文化、宣洩文化、神秘文化與陶冶文化、學術文化、科學文化在當代的文化市場同時並存，構成大眾文化時代的耐人尋味和發人深省的“文化風景線”。

在當代社會思潮中，“理性主義權威的弱化”也是一個不容忽視和不容迴避的顯著特徵。

在這方面，一個最突出的標誌性問題是：20世紀的西方哲學，為什麼它的哲學旗幟上寫的是“消解哲學”或“終結哲學”？或者更為準確地說，20世紀的西方哲學究竟要“消解”和“終結”的是什麼樣的“哲學”？在由自然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近代以來的西方哲學，集中地塑造和引導了以“理性”為核心的新的時代精神。作為整個西方近代哲學的理論總結的黑格爾哲學，更是以其“絕對理念”雄心勃勃地向人類顯示了“理性”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至、無所不能的力量。因此，西方近代以來的哲學可以被稱為“理性哲學”。20世紀的西方哲學，無論是科學主義的各種流派還是人本主義的各種流派，不約而同地均以討伐黑格爾哲學為其共同的理論出發點，從而實現對人類“理性”的反省。

在科學主義思潮的各種流派看來，黑格爾的“無人身的理性”是一種“狂妄的理性”，即試圖以超越科學理性的哲學理性去實現對世界的終極解釋；在人本主義思潮的各種流派看來，黑格爾的“無人身的理性”則是一種“冷酷的理性”，即試圖以泛邏輯主義的理性去解釋和規範人的存在。這表明，現代西方哲學之所以要“消解”哲學，是因為它把“哲學”作為壓抑人的個性、獨立性和豐富性的“普遍性”“規律性”“必然性”“根源性”“基礎性”“統一性”的代名詞，試圖通過對“哲學”的“消解”，重構甚至倒置普遍與個別、現實與根源、必然與偶然、統一與選擇、崇高與渺小的關係。反省人類理性，乃至“消解”人類理性的權威性，這就是20世紀西方哲學“消解哲學”的實質。然而，這場“消解哲學”的哲學運動，卻在“消解”各種“非神聖形象”的過程中，否認了理性的權威性、確定性和統一性，動搖了人類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規律性的信念。真理觀的多元主義、價值觀的相對主義、歷史觀的非決定論，構成了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主流與基調。

當代社會思潮的兩極對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義時代的隱退、高層精英文化的失落和理性主義權威的弱化，在人類精神生活的集中表現，就是“現代人的困惑”，即人們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的“精神家園”的失落：世界的符號化和自然的隱退所形成的“無根”的意識；價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確定性所形成的“沒有標準的選擇”；終極關懷的感性化所形成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義失落”。以市場經濟中的人的存在方式為基礎的當代社會思潮，表明當代人類的精神生活處於深刻的“意義危機”之中。

作為人類生活的當代意義的社會自我意識，當代哲學需要對這種時代性的“意義危機”做出全面的反應、批判的反思、規範性的矯正和理想性的引導。當代哲學正是以這種深刻的理論自覺步入21世紀的。

本文選摘自《馬克思與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