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不在乎它是不是符合國情。假如它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話，那麼要加以改變的是國情，而不是要改變真理。國情要適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適合國情。這是我對於中西文化的一點認識。學術和文化，不以中西分。
何兆武，1921年9月生於北京，原籍湖南嶽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
我們過去很長一個時期，以為中學、西學始終是先天的品質，那個東西就是西方人的，這個東西就是中國人的，好像先天就註定了，中國就是這樣，西方就是那樣。我覺得這是一個概念上的混淆，把後天偶然在某種條件下所出現的某種東西，認為是他先天本質所規定的東西。事實並非這樣。中國歷史上沒有幾何學，這完全不意味著上帝在創造中國人時就給中國人的遺傳基因裡面把這個幾何學的因子給抽掉了，所以中國人不懂幾何學。完全不發生這個問題。只不過是因為某種條件，使得幾何學最早出現在希臘，不過是因為某種條件，所以近代牛頓的力學體系出現在英國。這決不是說這個體系就是英國的專利，別的國家、別的民族就不配發現這個定律，或者根本學習不了。不發生這個問題。中國人學習力學一樣可以學習得很好，甚至於可以超越他。諾貝爾獎不是中國人也可以獲得嗎?中國一樣可以學，並不意味著這個東西是西學。可是很長一個時間裡面，我們把這兩個概念混淆了。總是有意無意之間認為某一個民族先天註定了具有某些特定的品質，只能夠習慣於哪些學問，而另外的學問是他所不太能學習的、不大能去掌握的。於是把這個問題叫做中學，把那個問題叫做西學。我現在要在概念上明確的，就是所謂中學、西學僅僅是後天的偶然的出現的一種情況，它偶然在某種情況下出現在哪個國家，並不意味著這種學問是天生註定的屬於某一個民族的特質的，而不適宜於別的民族。
由於這個觀念的錯誤就引致了一百多年來中國思想界很多不成問題的問題，正是這些個問題的糾纏使中國摸索了很多曲折的道路並造成了很多的浪費和損失。最開頭中國以為自己是天朝上國，那麼文明、好得不得了，所有的蠻夷都是野蠻得不得了，所以他們都是落後的。這種心態經過鴉片戰爭一打，中國打了敗仗。你說你是最了不起的，結果你卻打了敗仗。中國有一批人覺悟最早，覺悟之後就認為中國為什麼打敗仗呢，是中國的船炮不行，洋人的船堅固，洋人的炮厲害，是洋人的船堅炮利。所以最早一批思想比較開明的人、比較清醒的人，就提出來要學西方的這個長處。林則徐是第一個跟英國人正面打仗的人，林則徐的朋友魏源提出來一個有名的口號，這個口號後來一直在中國非常有市場，叫做“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學習夷人，就是學習外國人的長處來對付外國人。他們不是船堅炮利嗎，我們也學他船堅炮利。這是最早的一批。我們過去的幾十年歷史研究，認為這是早期的改良主義。當然這批人在政治上是改良的，我覺得不如用另外一個詞比較妥當，就是把這些人認為是在文化領域、在思想領域認識最早的新學派，或者叫做西學派。他知道中國不能閉關自守，老是保守自己的一套傳統的舊東西不行了，要學一點外來的新東西。這個第一步就是學他們的船堅炮利。這是很現實的。你沒有船，沒有炮，你對付不了他們。這就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比魏源再晚一點，曾國藩的學生馮桂芬寫了一本書，他在上海。太平天國當時到了上海。他避難在上海，寫了一部書，叫《校邠廬抗議》，這是他的政治理論文集，那裡面正式提出來他的文化政策的主張，叫人們應該學習中國曆代聖人所給我們留下來的經典的同時也要學西方的長技、西方優點作為輔助，這是最早的一個文化方案，就是說我們應該怎麼擺正這個中學和西學的關係，把中學作為主，但是以西學作為輔。光是中學也不夠，但是中學還是主，要加以一些西學作為輔助。
後來又進一步，就是所謂中國近代史上的洋務派，他們是掌實權的人，通過他們自己的體驗，也覺得光是中國傳統的那套學問，對付不了現代的世界，還是需要另外一些新的東西。曾國藩、左宗棠，後來的李鴻章、張之洞，這幾個人是最重要的代表。清朝末年的變法有所不同了，後來地方的勢力比較大了，變成了外重內輕之局。像曾國藩、李鴻章，雖然不在北京，但是在地方上勢力比較大，這些人開工廠，辦一點近代學校。這些學校學的內容是什麼呢?是學外文，學自然科學，基礎自然科學。為什麼呢?因為這時候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就是說我們不光是要造船，比如江南造船廠、福建馬尾造船廠。因為中國要對付船堅炮利，自己就得造船，所以就有這些造船廠。
但是後來知道光是技術還不夠，你得有基礎科學知識。數理化都不懂的話，你這個船炮造不好;所以一定要數理化的基礎知識。換句話說，基礎科學一定是要的。所以那個時候起，眼光更進了一步。比他們再晚了一輩的或者跟他們同時的一批我們叫做洋務派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改良主義者，並不贊成革命，還是要保持中國原有的政治制度，但承認老一套是不夠用的，要學習西方很多的東西，從西方傳來的。我們學習西方無非是學一些新的知識、一些科學技術的知識。比他們稍晚一些的人，我想最早應該是郭嵩燾，湖南人，他做過這個兵部侍郎，一定要勉強摺合今天這個位置的活，應該算是國防部副部長。後來他也是作為中國第一個出使英國的大臣，或者今天叫做大使或公使。他在英國住了一段時期，他算是最早的一個比較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從他開始，出現了一批人，其中包括他的幕僚，包括應該算是他學生的人。這些人在思想又進了一步，覺得還不光是要學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發達要有一個社會條件，沒有相應的社會政治的體制也不行。所以必須要有一套社會政治體制與之配套，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近代化或者現代化。沒有那套社會政治體制跟它配套的話，科學技術就發展不起來，所以他們就提出來政治上要改良，要君主立憲，要設議院，開國會等等，這都是清朝末年改良派的立場，要求通上下之情，因為過去都是最高的領導說了算，下面只有服從的份，沒有真正參與決策。
現在，他們看到了西方的國會、議院。這個議院或國會是做什麼的?是溝通上下之情的，就是人民與政府之間有個溝通的渠道，有議員、人民代表。這是一個條件，沒有這個條件的話，一個國家的繁榮富強是不可能的，近代的科學技術也不可能發展。接著認識上再進了一步的，就是我們的太老師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那輩人物了。清朝末年，王先生就說，我們過去向西方學習，學的都是他那些形下之粗跡，而沒有學到他那個形上之真髓。嚴復也是這種看法，認為我們過去學習西方，只是著眼於他的科學技術，而沒有考慮到那背後思想和文化的根基。沒有這個根本精神，科學技術發展不起來。科學技術要和思想文化，要和政治社會體制相配套。當然這就看到了更深層次的東西，看到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的深層次的東西，而不僅僅是看表面上的技術。所以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都是屬於最早介紹西方的思想理論的行列，也包括嚴復。那時介紹了很多西方的政治理論，比如說嚴復就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可以說是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聖經》。中國有沒有經濟學理論呢?當然過去也有，不過那都是片斷的，沒有像亞當·斯密那麼系統地、那麼完整地來講。講什麼呢?我們假定一個自由市場，在這個自由市場裡邊，每一個人都是單純追求自己的最大的物質利益，換句話說，就是追求自己的發財或唯利是圖，正因為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就有一個無形的手在裡面調節，使得這個社會成為一個最有序的社會，而且是一個秩序最良好的社會，也是一個最繁榮穩定的社會。其實亞當·斯密所說的不過如此，簡單地說這就是他的《國富論》最基本的內容。它介紹到中國來，就給中國的發展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基礎。過去中國傳統都是集體主義，都不講個人主義，一講個人主義就是臭得不得了的事情，是自私自利的。但是，亞當·斯密在自私自利裡面發現了一種因素，這種因素他認為是真正維護社會的進步和秩序的最重要的條件。亞當·斯密《國富論》理論被介紹到中國來了，同時梁先生和王先生都是最早把德國古典哲學介紹給中國的人。這是清末一直到民國初年的情況。
比這個情況再晚一點，到了中華民國以後，大概是1911—1921年這十年裡面，出現一個高潮，這個高潮最後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提出兩個口號，大家都知道的兩面旗幟，一面旗幟是“科學”，一面旗幟是“民主”，即德先生，賽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賽先生就是科學。中國過去有沒有科學?當然有。但是中國過去有沒有近代科學。在嚴格意義上說，也可以說沒有。中國真正學習牛頓體系是60年代的事。一直到19世紀末，可以說自然科學在中國還沒有生根。這不是說古代沒有科學。比如說古代人會造車輪，他就會知道圓周和直徑的關係，大約是三比一的關係，所以叫做周三徑一，《考工記》裡面提到這句話。但是這不等於近代科學，那是從經驗裡得出來的片斷的知識。近代科學是一種有系統的知識工程，我們要走這個路，就非得有賽先生不可，非有近代科學不可。但是跟近代科學相配套的，還得有德謨克拉西。德謨就是人民群眾，克拉西是政體，我們沒有一個民主政體，科學本身很難成立。科學一定要有一個社會條件，這個社會條件就是德謨克拉西。所以五四運動就提出了兩面旗幟：科學與民主。可能在當時還有某些幼稚或者不完備的地方，不過中國近代的需要確實就是這兩個東西，一個是科學，一個是民主。這可以說中國的認識又進了一步。
清朝末年最後一個代表是張之洞。那個時候民主革命的浪潮已經開始高漲，張之洞做過湖廣總督，並且辦了很多近代的實業。他也知道這方面要學習西學，可是傳統的政體卻不能改變。傳統的政體不能改變的話，那麼傳統的思想學風也不能改變，因為一改變，君主政體就不能維持了，所以他說民權之說一興(民權就是講德謨克拉西)，全國必然大亂，中國就不能收拾，所以張之洞總結出一個口號，這個口號雖然也有人提出過，但是最後集大成的是張之洞，叫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你要守住一個本體，這個本體是什麼?就是中學。但光是中學還不夠，也要用西學來作為你應用的東西，西學為用。一方面我們固守我們傳統的思想學風，意識形態，作為體;但是其中也吸收西方的各種技術，作為我們的用。
從表面上看，這個提法跟三十年前的馮桂芬基本上是一樣的，馮桂芬也是要以傳統的中學為體，輔以西方的富強之術，就是用西方的富強的辦法來作為補助。從字面上看是一樣的，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其內涵卻不一樣。在馮桂芬的時代，中學還沒有根本動搖，所以你只能提中學為體，大概誰也不會反對中學為體，問題是要不要西學。保守派就認為西學是絕對不能要的，但是馮桂芬就認為西學還是需要的，所以馮桂芬的立場實際上是為西學爭地盤，也就是給近代科學爭地盤，就是說這個東西不能不要。但是到張之洞的時候，革命已經是風起雲湧了，那個時候傳統的政治社會體制已經根本動搖了，他要維護這個體制，所以要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際上是在為中學爭地盤，唯恐西學動搖了中學之體，他的目的是為維護中學之體。
那個時候的中學與西學，是各有其具體內涵的，與我們後來的爭論不一樣。後來的中學與西學，什麼叫中學，什麼叫西學，並沒有一個確定的含義。而當時的中學跟西學則是有非常明確的內涵的。張之洞所謂的中學是什麼?是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絕對不能動搖的，這是幾千年的傳統的社會和傳統的政治理論的基本原則：這個是體。在保存這個體的前提條件下，我們用西學作為補充的工具，所以他的目的是要保持這個搖搖欲墜的中學之體，但是馮桂芬的意思反而是要向其中輸入一些西方的輔助的東西，這是在給西學爭地盤，所以兩個人字面上是一樣，可是內容上卻有很大區別。但是到了後來，到了20世紀30年代，也有人談民族本位文化，那就有點缺乏具體的內涵了，因為你到30年代，還講中學，還講西學，就沒有意義了。每一個名詞，或者每一個概念，或者每一種思想的提出，都有其當時具體的規定。如果脫離這個歷史條件的話，我們還用這個中學、西學的觀念去概括我們的知識或思想的內容，那就文不對題了。這種情形非常普遍。
隨便舉個例子，我們習慣用的、一直到今天還在用的左和右，某個人左，或某個政策左，或某個政黨左，或某一個右。左右這個含義只有在固定的歷史條件之下才有意義，如果脫離了這個歷史背景，左右這個含義就變成空洞的了，就沒有內容了。比如說，在革命的時候，有的人贊成徹底的革命，採取激烈的革命行為，這個我們說他左;有的人不贊成革命，贊成保守，維持原來的秩序，或只做一點枝節的改良，這個我們說他右。也就是激進跟保守之分。但是後來我們一直延用這個觀念，有些就對不上號了，比如說四人幫，你說他是左呢還是右，我們過去批“四人幫”都說四人幫是極左，可是到了後來，華國鋒，黨中央的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怎麼提的呢?他說四人幫這些人什麼極左，右得不能再右了。這話是對四人幫的定案。四人幫是極右，不是極左。又是極左，又是極右，到底是左還是右?我想兩方面都能夠說得通，因為那個時候左右的含義已經不同了。假如我們說左，就應該是大家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服，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這個算是左。四人幫的生活遠遠脫離人民群眾。把皇家的園林圈起來，作為自己的跑馬場，這是連帝國主義的億萬富豪也做不到的，不能想象英國的億萬富豪把白金漢宮圈起來自己跑馬，也不能想象法國的大亨把凡爾賽宮圈起來，別人不許進來，他在裡面跑馬。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四人幫做到了這點，你說他是極右還是極左?所以我想華國鋒所謂極右也有他的道理。從根本上說，左右的概念是要在一定的具體條件之下才有意義，脫離了這個一定條件，左右的概念是不適用的。
這個可以說明所謂中學西學，只有在清末的時候，才有具體的內涵，有具體的意義。所謂中學，就是要維持傳統的一套思想體系、意識形態和它的政治社會制度。那麼所謂西學，就是反對那一套東西。到後來，到了五四以後，再討論什麼民族文化本位的這類論戰，就沒有意義了，因為你已經脫離了那個具體的背景，專制王朝已經被推翻了，至少表面上也打起了民國的旗號，也是共和國了。舊的所謂中學為體的“體”已經不存在了，也不念孔夫子那一套東西了，所謂中學就沒有意義了。用現代術語來說，語境已經變化了，原來的語言本身就沒有意義了。你脫離那個具體的語境，就沒有意義了。一個語言有意義，是隻有放在具體的語境之下才會有意義，你脫離那個具體的語境，就沒有意義了。所以到了30年代，中學與西學之爭就變成一種很空洞的東西。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30年代的時候，國民黨專政。國民黨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它在反對馬克思主義時也做理論鬥爭，也從理論上批判馬克思主義。怎麼批判馬克思主義呢?其中最振振有詞的一條理由就是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東西，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不能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1949年寫的新華社的社論裡面還提到，馬克思是德國人，此人已經死了66年了，是外國人。他的學說當然不是中國的東西，不是中國的國粹。那麼，他的東西是不是適合中國的國情呢?那個時候，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陣營就是反駁說：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真理就是普遍有效的。這一點大家都知道，假如它不是普遍有效，就不是真理。2+2=4，我們說它是真理，為什麼?它在英國也是2+2=4，它在日本也是2+2=4，它在中國也是2+2=4，它在古代春秋戰國也是2+2=4，它到今天也是2+2=4。它是普遍的真理，所以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的，等到一百代以後，它也不會動搖的。這才是真理，既然它成為真理，它就是普遍地有效的，所以無所謂適合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40年代的《大公報》，有時候也打一些擦邊球。國民黨老是宣傳所謂中國的國情，《大公報》社論就有一篇標題是《貴順潮流而不貴適國情》。它說，我們珍貴的是要符合時代的潮流，不是要適合中國的國情，或者某國的國情。 因為國情是人造的，是可以改變的。再舉個例子，19世紀末年的時候，洋人、特別是西方人到中國來的時候，給洋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是中國的男人都梳“豬尾巴”，一個長辮子。我們現在看清朝的電視劇都是男人梳個長辮子。他們把這叫做“pig tail”豬尾巴。女人都是纏足，婦女都是裹小腳。然後，男人女人都吸鴉片煙，躺在床上，用一個長煙槍來吸。那時候的洋人對中國人的遊記或者報道里面很多都是報道這個，照片也是照的這個。現在要翻那些舊的照片還可以看到很多都是這個，要照男人的“豬尾巴”，要照女人的纏足，然後要照男女都躺在床上吸鴉片煙。你也可以問，這些是不是中國的國情呢?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幾乎當時中國的男人都得梳長辮子，幾乎當時的中國婦女都要纏足，這些也可以說是中國的特色，我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或者哪個民族，男人都要梳“豬尾巴”，女人都要纏足，好像還沒有。當然這也是中國的國情。但是要不要適合中國的這個國情，我看可以不需要適合中國的這個國情。這個國情可以改變嘛!國情是人造的嘛!既然是人造的，人就可以改變它。國情不好的話，我們可以改變它。現在中國男人不梳長辮子了，中國女人也不纏足了，這很好嘛，為什麼一定要適合中國那種國情、國粹呢?這個國情、國粹可以不必保留。
真理不在乎它是不是符合國情。假如它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話，那麼要加以改變的是國情，而不是要改變真理。國情要適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適合國情。這是我對於中西文化的一點認識。學術和文化，不以中西分。
但是使我自己沒有想到的是80年代的時候，這個問題又出現了。我以為在1949年以後，這個問題是解決了的，所以就不需要再談什麼“中西之爭”或者“體用之爭”了。不過沒有想到，到了80年代，忽然一陣文化熱，又提出來，“中學”“西學”之爭。這個爭論已經沒有意義了，可是仍然提出了這個爭論來。
我想今天不是什麼“中西體用之爭”，今天如果再說“中學”“西學”的話，我覺得不如改變一下，應該叫做“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中國過去是一個古老的社會，有幾千年的傳統。但是這個傳統的文化和傳統的思想，也要不斷地更新，要不斷地創新，不能夠老停留在原來的狀態。時代是不斷進步的，人們的思想、人們的知識也是要不斷進步的。這裡面已經不存在“中學”和“西學”之爭。“中學”和“西學”之爭是在特定條件下才有的，就是當時中國要不要“近代化”，還是固守古老的傳統。在這一點上雙方的爭論，代表不同的社會勢力的爭論。這個爭論當時是有它具體內容的，今天要再提“中學”和“西學”之爭，是沒有意義的，是沒有價值的。今天不發生“中學”“西學”的問題。今天的問題是時代潮流的問題，我們應該是適應時代的潮流，趕上時代的潮流，並且要領導時代的潮流。就這種意義來說，不發生什麼“中學”與“西學”之爭的問題。這是我個人所想到的一點結論。
文章來源：節選自何兆武《說“中學”與“西學”》，載《雜草集》，轉自博雅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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