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波蘭斯基的新作《我控訴》，改編自2013年的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的同名小說，小說故事取材於一個發生在19世紀末的真實事件：一位猶太裔軍官被錯判為“德國間諜”，而被判處叛國罪，發放到名為“魔鬼島”的孤島上監禁數年，最終平反的故事。
這起著名的事件，在歷史上被稱為“德雷福斯案件”，曾經引起過不小的影響，並造成強烈社會動盪，而這部電影，則是對這起事件的一場回溯，尤其重要的，在於本片的導演波蘭斯基，同樣身為猶太人，因此，影片本身，和創作者之間的距離，要比我們近得多。
這種距離的拉近，能讓我們距離電影中角色更近，只有站在歷史的角度下，才能夠發現歷史的侷限性，歷史上的“沙文主義”，近代的“種族隔離”，都是在狹隘的民族文化和僵化的政治形態下產生的詞彙，而德雷福斯案件的產生，同樣也是如此。
德雷福斯原本是法國的一名猶太籍上尉，因為受到誣陷而被控叛國，因此而被革職，並被監禁，這樣的遭遇並沒有讓他得到任何同情，反而還遭到了其它軍官的冷嘲熱諷。
就連旁觀的人們也不認為他是無辜的，或者說是被誣陷的，軍隊下發了裁決，民眾擁護裁決，軍隊保護民眾，這是一個有力的循環，而對於裁決所造成的後果，他們也一致擁護。
所以德雷福斯所遭受的“侮辱”，在他們看來，是正義得到伸張的結果。
這樣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是正義得到伸張的熱情。但另一方面，隱藏在人們心裡的那份鄙夷和歧視，則不那麼容易理解了，這種鄙夷和歧視，是造成後面對猶太人人種偏見的一個誘因。
當人們保持著這種偏見的時候，就無法對事情的真相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我們很難去除掉這類事件裡摻雜著的主觀情緒，無論再怎麼正直和誠實的人，都無法再孤立的環境下求生存，更何況是像軍隊這樣的群體，猶太人的落馬，對他們而言，是值得歡呼的事情。
他們不在乎真相是什麼，只在乎受到折磨和遭受苦難的，是他們的朋友還是敵人，再正義的敵人遭受苦難，也比再惡毒的朋友遭受苦難要好得多，法國的右翼反猶派所主張的，就是這種態度。
所以，德雷福斯的判決很快，幾乎沒有經過多少曲折就成功給他定罪，歷史上的誤判事件數不勝數，德雷福斯也只是其中一則而已，關於這起冤案的原因我們也不必過多贅述，吸引我的，是造成德雷福斯案件的過程，簡單來講，就是：究竟它是怎麼發生的，以及最終是如何得到平反的？
歷史是平面的，但人物卻是立體的，德雷福斯被冤入獄，最後平反的歷史進程，很多人都瞭解，但這起案件背後所發生的故事，無疑才是增加歷史厚重度的關鍵，而這部《我控訴》，想要達到的也是這麼一個目的。
本片可以避開德雷福斯案件的主角德雷福斯，從發現疏漏，得到證據，並尋求真相的人物皮考特中校入手，一點一點剝開隱藏在歷史幕布後的細節。
同時，他也是影片中唯一一個對正義和真相抱持執念的軍官，確切的說，皮考特並不把自己歸類於任何一種勢力中，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他都不支持也不反對。
在被德雷福斯質疑其打低分原因在於人種歧視的時候，他也否決了這樣的質疑。
這也是皮考特後來努力尋求案件真相的原因所在。
紀實性是本片的一大特點，而對皮考特這個角色的深挖，則強化了本片的故事性和線索性。
所以，《我控訴》也可以說是一部紀實性的故事片。
這種紀實性的影片在觀感上，一定程度上會比較平淡一點，因為缺少強有力的戲劇起伏，本片的節奏也相對而言要緩慢些，除了對德雷福斯案件抽絲剝繭的細節推進外，影片還對當時法國上下的意識形態鬥爭和反猶勢力做了一些展現。
在後面有一個閃回對當時的政治形態做了展現，特別有說明力，在德雷福斯進行庭審的時候，筆跡鑑定師無論如何都想給德雷福斯定罪，所以他鍥而不捨的將偽造的筆跡與德雷福斯筆跡的相似處誇大，強化，讓德雷福斯無法逃脫罪名。
德雷福斯無奈的反駁，在別人眼裡，只會讓他顯得更加罪有應得，即使後來皮考特發現了新的證據，再找到筆跡鑑定師，請求他重新鑑定的時候，前者仍一口咬定德雷福斯的罪犯標籤，始終不願意承認罪犯另有其人。
不僅如此，他把事情告訴了將軍，得到的結果也同樣如此，人們告訴他，不要再去執著於過去的事情，即使它是一個錯誤。
即使是錯誤，在軍隊裡，也不該被稱為錯誤，而應該是失誤，決策者下達的命令，你只需要遵守即可，這就是鐵律。
鐵律是什麼？他的屬下給他上了很好的一課。
但他並沒有因此而退縮，當即就否定了屬下的話。
權力的傾斜決定了皮考特所站隊的一方屬於弱勢，掌權者控制了社會的變動，他們有最終的話語權，因此，這場鬥爭，除非權力易主，否則很難打贏。
所以，你看出來了嗎，製造這起冤案的人，同時，也是阻礙真相被公佈的人，德雷福斯被平反之所以如此曲折，原因就在於此。
即使後來在法國的大作家左拉的幫助下，報社發出了《我控訴》的長文，控訴法國體制從上到下對於真相和正義的隱瞞和矯飾，也沒能改變當時極端的反猶現狀，最諷刺的在於，左拉也因為這篇文章，被控訴汙衊軍方，犯了誹謗罪，判處一年刑罰和三千法郎的罰款，德雷福斯案的希望一下子沉到底，平反難上加難。
這起案件的轉機在哪呢？
案件重審後，迅速成為焦點，後來的巴拿馬醜聞，更是加劇了法國社會動盪，左右翼的衝突升級，政治局勢的變化，民主派人士的抗議，使得德雷福斯被重新搬到檯面上。
距離判刑十二年後，德雷福斯終於迎來無罪宣判，官復原職，但他這些年所遭受的非議和折磨，卻沒有得到任何的補償，這無疑讓人覺得不公。
但對於當時那種動盪的局勢而言，弱勢群體能獲得這樣的平反已經很不容易，去年在多倫多電影節展出的《正義的慈悲》同樣也是如此，裡面講到了一位黑人律師為無數名被判死刑的黑人死刑犯伸張正義的故事。
這樣的故事不在少數。
貧窮、人種、醜陋、弱小...這些詞彙造就了我們的偏見，很少人會意識到偏見的存在，但他確確實實對我們的生活和行為賦予影響，而這些偏見，擴散到群體中，就變成了歧視。
歷史上發生的無數次戰爭告訴我們，戰爭本身，其實就是歧視造成的，如果沒有高貴，哪裡會有低劣，如果沒有聰慧，那又怎麼會有愚蠢呢？
人們總願意尋求某種對比，只有在對比中尋求一種優越感，內心的壓力才能夠得到釋放，但這種壓力並非消失，而是轉移到了其他人身上，德雷福斯案件的關鍵，不過就是一群人歧視一個人，他們把對一個人種的怨恨發洩到一個人身上，這種行為所產生的過錯，都與這個被歧視的個體捆綁在一起。
這是集體的悲哀，也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歸根結底，是人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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