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牛》是一出喜劇，卻是那種笑著笑著，笑容會漸漸僵硬在臉上的諷刺喜劇。
我最喜歡的，是這部電影對傳統抗日題材的消解和反抗。一個歷經了日寇、土匪、難民、八路、國軍的農民，他的一生卻並未被波瀾壯闊的英雄主義情節充斥。他旺盛的求生欲完全來自於樸素的生存智慧，一頭奶牛和那一畝三分地就是他的全部，主流文化所弘揚的崇高意義被擱置一旁。
就像餘華在《活著》裡說的那樣，牛二隻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以外的任何事物活著。這是一個草根小人物的真實生存狀態，是對長期以來傳統主流文化與精英文化中的“英雄”意義的一次正面消解。當黃渤飾演的牛二咧著那口極具標識性的黃牙，和一頭高貴的“八路牛”搶糧草的時候，你很難對他猥瑣的小農意識心態只抱有嘲諷，而沒有一絲一毫的心酸與同情。
影片看似頌揚了一個亂世之下仍然信守承諾的農民，但可笑的是，這個承諾發源於一場意外的抓鬮。在八路匆匆轉移陣地的情況下，誰抓到紅豆誰就負責認養那頭“八路牛”。牛二的命運就這樣被宗族長老的一個規定掌握在手中，這何其荒誕。叫囂著“婦女解放”的九兒，在這場婚姻中也從來沒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說好十天半個月就會回來的八路，一直到六年後才回到村莊，而當牛二鄭重其事遞上手裡的一紙“合同”，換來的是輕飄飄的一個轉讓決定和手印。
亂世之下，是崩壞的秩序和崩壞的人心，命運來源於偶然，也結果於偶然。牛二的嬉笑怒罵之後，是導演從一個小農身份出發，對宏大價值觀的揶揄和批判。
當然，在對民族性的描摹上，導演表現出了徹底的悲觀。民族大難當前，流民之間仍然少不了你爭我鬥。牛二為了解救一群難民，把“八路牛”的牛奶都擠幹了，奶牛生病了，但流民草寇不但沒有感恩，還想吃牛肉。這一點充分體現了中國人觀念中的小團體主義、本位主義：對於自己宗族和圈子內的人敬愛有加，對外來的闖入者卻有著天然的惡毒。
至於影片中對於奶牛的隱喻，說法有很多。比如，有把奶牛理解成為是對中國農村婦女的隱喻，因為她在片中既沒有話語權，又處於弱勢地位；也有人認為奶牛象徵著中國人，不論流民，草寇，日本兵，誰佔有了它都能擠它的奶喝，有的人喝了它的奶還不夠，還要魚肉百姓宰殺他。這種“以德報怨”的行為也從側面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中家庭倫理關係破裂和道德淪喪的現實。
值得一說的還有影片對日軍形象的處理，就像《南京！南京！》所描摹的那樣，這群入侵者的面目在片中同樣是反主流的。他們忠誠、有信念、訓練有素，在異國他鄉同樣會因為想家而失眠。他們真實可感，沒有任何刻板印象。
一個日軍軍官在打碎鬥蛐蛐的罐子時，說出的那句“玩物喪志”更像是對中國人的一句諷刺。剛畢業的日本大學生連刺刀都拿不穩，當他拿著家人的照片對牛二跪地求饒的時候，他們的真實和普通在刺痛牛二的同時也刺痛了觀眾的惻隱之心:戰爭的恐怖來自於戰爭的行為，而不來自於民族和人種的對立。
整部電影的剪輯都偏向現實主義風格，現在時的色調冷峻、陰鬱，同時穿插了大量暖色調的閃回。對環境的景別選擇多有遠景和大全景，突出了沂蒙農村的肅穆蕭索，側面烘托出人心的凋敝和荒涼。其中，還有開片幾個將攝影機反綁在黃渤身上拍的快速運動的自拍鏡頭，凌厲的剪輯+特寫，想人聯想起《尋槍》的開頭。這些晃動又撕扯的畫面很好地表現了牛二醒來混沌又混亂的精神世界，是導演具有實驗性質的嘗試。
《鬥牛》的成功，在於它拍出了個體的善、群體的惡，拍出了鏡頭背後一個導演對於他主人公揶揄、憐憫又珍視的複雜感情。它是管虎對宏大價值觀的一次消解與反叛，是他對真實歷史下平民生活毫不掩飾的洞徹一瞥。我想，或許正是在這種嘲諷與悲情共存的喜劇精神的影響下，才催生了後來黃渤的《一出好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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