驟然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使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也使日本的應對、處理方式，尤其是援助中國抗“疫”的外交努力進入了中國學界的研究視野。
日本疫情防控有利有弊、眾說紛紜
日本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體系有五個特點：
（1）依照法律行事，職責分工明確；
（2）管理層次明晰，比較有實效；
（3）政府視情況，可動員自衛隊參與應急處理；
（4）注重組織保障；
（5）管理體系日常化。
但是，針對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日本各界及國際輿論褒貶不一。肯定的意見認為日本政府、衛生系統乃至全社會對疫情有足夠重視和準備，疫情發生後能堅持依照法律、法規審慎行事，總體上比較理智和冷靜，處理上也基本得法；而在批評者看來，儘管依法依規行事有其好的一面，但過度拘泥、墨守成規也導致疫情應對失據，帶來了日益嚴重的弊端。
截至目前，日本政府應對疫情近三個月的做法大致可以劃分為“防止疫情擴散進入日本國內”、“防止國內疫情擴大”和“防止疫情嚴重失控”等三個階段。
其中第一階段，是根據2009年世界範圍新型流感（H1N1）大暴發時日本政府防止流感進入國內的成功經驗，再次採用了所謂“水際對策”“水際對策”原是水利防汛用語，大體是指在水患源頭用“堵”的方式防災。試圖通過對港口、機場加強檢疫，以邊境防控方式拒疫情於國門之外。然而，本次疫情傳播的複雜性使問題的嚴重程度大大超出以往，日本從2017年到2019年不斷強化的“水際對策防控體系”未能根絕疫病侵入。加之“鑽石公主號”疫情暴發這種前所未見的困境，最終使日本的早期防控出現破綻。到2020年1月中旬，日本國內出現首例確診患者。進入2月後，在陸續召開的政府專家組會議上，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不得不承認“新冠肺炎事實上已經開始在日本流行”，“感染正處於早期，之後還會進一步發展”。由此看來，邊境口岸防控政策已經失敗。而專家結論則是日本已經處在“防止國內疫情擴大”的第二階段，需要面對“疫情嚴重失控”的困局。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也是積極作為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暴發後，日本就對在日本確診的首例中國人患者、家屬及接診的醫護人員進行醫學隔離觀察。日本政府於2020年1月21日召開閣僚會議，決定貫徹邊境口岸防控對策，切實把握患者情況，徹底收集信息，並向國民迅速公開準確信息。同時，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感染症流行病學中心發佈了《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實施流行病疫學調查的概要（暫定版）》。1月28日，日本政府宣佈將新冠肺炎列為“指定感染症”，而後根據日本的《感染症法》分別制定出“患者檢查應對流程”和“接觸人群檢查流程”。及至2月初，針對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擴大，日本政府制定了內容包括“通過促進簡易檢測試劑盒和疫苗的開發等來確立預防、診斷及治療方法，為中小企業提供緊急貸款，確保5000億日元的專項資金”等的緊急應對措施。日本政府開始深入考慮不同層次的醫療體制運作保障問題，各地方自治體政府隨之行動起來，媒體的跟蹤報道也隨之而來。與此同時，安倍政府迅速以內閣官房為中心開展跨省廳的工作，強調完善國內檢測與諮詢應對是目前的“緊要課題”，並公佈了新冠肺炎的“診療指針”，暗示今後將考慮進一步改善相關體制，以“舉政府全力，不斷推進改善危機管理體制，進一步提升應對能力”。
上述措施主要是依照既定法律對國內疫情防控做出的安排，而在缺少應對經驗、涉及多國權益的特定問題上，日本政府的應對就顯得消極被動。最明顯的例子就體現在“鑽石公主”號郵輪感染的應對方面。由於處理存在失當之處，客觀上推動了日本朝野對政府做法的反思，日益嚴重的疫情也促使政府不得不加大應對力度。2020年2月下旬是日本政府疫情防控的分水嶺與政策轉折點。2月24日，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召集以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所長脅田隆字等為首的14人專家會議，就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對策進行諮詢，專家們指出，目前的首要目標是儘量拖延感染峰值的到來，並在峰值到來之前增強醫療機構的應對能力。迄今為止的做法妥當與否尚待時間驗證，目前還很難做出結論性的臧否，不過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基於國情依法依規相機處理有利有弊。一方面，日本官民在疫情防控上有足夠高的警覺意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體都是依照現有法律及相關規則來制定應對方針、實施疫情防控工作的。然而，法律的滯後性與緊繃的災難危機意識也確實存在明顯的負面效應。從表面上看，似乎能得出日本中央政府作為不足、大眾看淡生死冷靜應對的結論，但事實上這是當今日本社會管理與政治運作的必然結果。日本政府只能基於本國的實際情況，尤其是醫療體系處理突發未知惡性傳染疾病的應對能力，採取“節節抵抗”的辦法——從對外部傳染源的早期“嚴防”，逐漸轉向對不確定多發內部傳染源的“死守”。3月初，日本北海道地方政府推動中央政府開始採取“學校停課”、“呼籲減少聚會”，甚至“局部限行、限產”的辦法。緊接著，又採取了限制來自中國、韓國人員入境的政策，以杜絕交叉感染。安倍首相在3月2日舉行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表示，在考慮儘早修訂相關法律，以便能夠宣佈進入緊急事態。據消息人士稱，修改後的法律雖然賦予首相宣佈國家進入緊急事態的權力，但也是有邊界的。首相要想行使這項權力有四步程序：第一，成立相關事態專家諮詢委員會，首相就具體問題進行諮詢；第二，由專家諮詢委員會得出結論，設定可執行緊急事態的區域以及時間段；第三，由首相宣佈進入緊急事態；第四，地方自治體執行。可以說，日本中央政府有權管理地方政府，但不意味著可以“為所欲為”。
中日守望相助，抗“疫”外交可圈可點
實事求是地講，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日本政府和民間體現出對華善意，並將其付諸外交行動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其中既有近年中日關係穩步改善的背景，也有東亞鄰國間發揚人道主義精神，本著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的積極態度，面臨“戰疫”必須共同面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成分。
一方面，日本向中國提供了多種形式、數量較大的支持和援助，得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肯定評價與真誠感謝。疫情初期，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到中國駐日本國大使館拜訪孔鉉佑大使，表示：“日方願舉全國之力，不遺餘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幫助，與中方共同抗擊疫情。我相信，只要日中兩國團結合作，就沒有辦不成的事。” 2月10日晚，安倍主持召開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幹部會，要求每個自民黨國會議員從3月份工資扣5000日元，援助中國抗擊疫情。此外，包括在日華人華僑在內的日本社會各界源源不斷地向中國捐贈口罩、護目鏡、防護服等物資，“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的微言大義問候，藥妝店裡“中國加油”“武漢加油”的標語，東京晴空塔專門點亮了紅色和藍色為中國武漢抗擊疫情的祈願，尤其是為中國抗擊疫情在街頭鞠躬募捐的日本小姑娘，更是令中國民眾感動不已。2月28日，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訪問日本，向安倍首相表達了中方謝意，並在“中日第八次高級別政治對話”中，明確了“共渡難關，中日攜手全力抗擊新冠肺炎”的一致意見。
另一方面，隨著日本疫情日益嚴重，中國也開始向日本回贈支援，從檢測試劑到救災防護物資，開始源源不斷地送達日本。筆者認為，疫情災難客觀上起到了為健康的中日關係賦能的正面效果，主要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加深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理解。疫情沒有國界，如果中國的疫情完全失控乃至醫療衛生體系徹底崩潰，人類社會的所有成員國都將面臨嚴重威脅。客觀現實告訴中日兩國乃至世界，在全球範圍的經濟、政治動盪與生態環境災難面前，人類必須形成一個唇齒相依、休慼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大局觀”下，國與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歷史文化觀念差異及現實利益矛盾衝突，都需要通過積極的對話溝通，在公平、正義原則基礎上逐步理順結構、化解矛盾。
第二，體現出東方文明中“和合共生思想”的重要價值。中日兩國作為毗鄰而居的大國，對共同創造的優秀文化間的差異也需要互相理解、包容，進而展現一個多彩的多元的東方文化世界。雙方應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共同構築一個既有古代儒家理想中的積極成分，更具人類共存共生、和合世界嶄新理念的“天下大同”。相形之下，美國等西方國家片面強調“民主、平等、自由”，在災難降臨之際立即暴露出了本國利益至上、置人類社會道義於不顧的種族主義的偽善。
第三，驗證了中日兩國“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的正確抉擇。從大歷史的視角觀察，不同文明總是在相互浸潤的過程中成長。不過，這一點在短時期的橫斷面是不容易觀察清楚的。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派出工業考察團到日本學習“全面質量管理”經驗時，一位日本企業家頗為自負地講“日本與中國不存在經濟交流，而是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的直流”。這種說法完全忽視了歷史上中華文明哺育日本社會進步的歷史過程，顯得狹隘且短視。而這次中日共同抗“疫”，在較短時間裡實現了日本支援中國、中國支援日本的往來交流，成為“休慼與共”的典型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社會消解對中國的誤解與偏見。
第四，有效地促進了中日兩國民意改善。“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中日兩國民意卻不盡如人意。而且，民間的對立、厭惡情緒並未因接觸交往的增加而得到實質性改善。究其原因，除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分疏外，大眾囿於自身文化價值判斷看不慣對方，甚至放大對方缺點等，也是文化衝突動搖外交基礎的底層邏輯潛因。疫情大難降臨，作為人性的一面壓倒了民族文化中的個性，換位思考的同理心、同情心佔據兩國輿論主流。很多有厭惡對方情緒的人突然意識到對方國家與民眾的善意，觀察到對方的“人情味”,進而感受到對方民族、國家的“可親可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消解過去的誤解與偏見，有助於提升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水平。
疫情給中日關係留下新的思考空間
疫情終將過去，春天必定到來。首先，正確認識病毒疫情產生的原因、尋找正確的抗擊疫情方法是緊迫課題。日本作為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歷來重視國家治理中的危機應對問題，進入21世紀後,日本危機管理部門和醫療衛生部門根據大數據統計結果逐步得出結論，並通過日本放送協會（NHK）電視專題片向公眾展開防疫專題的警示教育，其中認為當今世界以病毒為主因的惡性傳染病已經超過地質類自然災害和傳統戰爭，成為整個國際社會中致死率最高的首要威脅。而且，伴隨著全球氣候變暖、人口快速增長及人口流動量激增、非傳統恐怖主義威脅等因素得不到有效遏制等問題愈發嚴重，地球上凍土帶解凍後，已經被大自然封存三萬年的多種人類沒有免疫力的病毒大量復活，經過蚊蟲、飛禽再借助中間宿主感染人類，並在人傳人過程中生成更多種類、更具危險性的新型病毒。病毒幾乎無處不在且難以被察覺，不斷衍生出數量巨大的變種，使問題正變得愈發嚴重，很可能在一個較近的時期內暴發全球範圍的新型病毒疫情危機。“一個人類從未經歷過的‘超級感染威脅時代’即將到來。”基於此，各國應當守望相助，共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日本學校給學生家長寫信，建議教育孩子們不要帶著惡意去談論中國武漢，日本政府官員公開表示“壞的是病毒，而絕非是人”等等，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做法。
其次，經歷了共同抗“疫”的中日關係也將面對很多新的情況與問題。例如，從直接和積極意義上看，公共衛生事業與醫療研發領域合作迫在眉睫，尤其是“病毒溯源研究”方面，在共享本次疫情中獲得的病毒樣本，通過傳播時間、地點、地域、路線的信息分類數據，利用病毒基因序列變異和變化規律尋找源頭和傳播鏈條勢在必行。而在諸多相關領域中，日本開始擔心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的“負面效應”，政府建議企業“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避免產業鏈條因中國“斷供”殃及自身。
總之，疫情過後的中日兩國關係又將在前所未有的國際關係格局與經濟形勢下做出新調整，兩國關係還是要不斷向前發展。借用張蘊嶺在《世界知識》2020年第3期上所發表文章《新時代的中國與日本相處之道》的簡明結論，中日兩國未來之道，“一是和平與友好，二是面向未來的戰略協同與合作”。
作者：高洪，全國政協委員、察哈爾學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長
來源：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20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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