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贵阳医学院1964级3班的学生，我父亲于1951年6月应聘回国，我也跟随父亲回到了祖国。我父亲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懂七个国家语言，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报效国家，担任中央林业部部管高级工程师职务。
我从小就深受着父亲的影响，经常看见他半夜三更还在书房工作，口里含着大烟斗，吐出一股股浓烟，有时把我呛醒，他才打开窗户，伸个懒腰又继续工作。第二天双眼熬得通红，仍然坚持按时上班。他星期天很少休息，更难得带我们去天安门、颐和园游玩。父亲的爱国敬业精神，一直熏陶着我，并影响着我的一生。1960年为支援祖国大西南三线工作，他被派往贵州省林业厅工作，从1965年调回林业部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我敬爱的父亲了。
半个世纪前，我踏入了贵阳医学院的大门，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刻苦学习，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愿望，心想有朝一日学业有成，努力报效国家。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迅速由社会波及我校。一个月后，医学院全面停课，师生们纷纷离开学校参加全国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串联”活动，至196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实行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医学院才抽出部分教师给我们进行部分课程的补习。1968年2月2日医学院成立了“教育革命探索队”，在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伟大号召下，我院同学踊跃报名，但听说要到我省最边远、最贫困的山区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时，很多同学都感到彷徨，大多数都退出了。最后我和五位同学组成了“新贵医赴威宁安家落户”医疗小分队，省革命委员会召集我们开了座谈会。医学院送给医疗队一面队旗、一尊毛主席石膏塑像、一台显微镜、一些常用的医疗器具和出诊箱等，召开了隆重的师生欢送大会。就这样我们六位同学坚决听从毛主席的号召，满怀激情地奔赴乌蒙山区威宁县海田公社卫生所安家落户，开展医疗服务。在当地，历史上第一次来了大学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们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看到山村非常贫穷落后，交通闭塞、区乡都不通电、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严重缺医少药，巫医神婆和骗人的“医生”活动十分猖獗的情况时，更激发了我们献身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决心。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每月的口粮大部分是苞谷，还要翻山越岭地走到10公里以外的粮站背回，自己再用石磨子加工成包谷面。医疗队每人每月特批用于消毒和抢救的一条肥皂和一对电池，还要用两天时间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县城，去县革命委员会申请批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极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施展自己的才华，晚上经常点着煤油灯和借助手电筒的微弱光亮给患者动急症外科手术和抢救病人，不分天晴下雨和白天夜晚，也不论山高路险冰冻路滑，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生命。
当时，全国盛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我们每天也必须坚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上学习完毛主席著作以后，爬山涉水出诊几十里，无论如何连夜必须赶回卫生所，点着煤油灯继续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重点学习毛主席指示精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我们深深的记得，到公社的第一个春节，公社王社长教育我们要学习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带领我们大家到山上去挖野菜，回来后撒上苞谷面，加点盐煮成一锅野菜粥，没有油更没有肉，这就是我们的春节年夜饭。
乡亲们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教我们如何推磨才能省力，怎样才能将包谷面推细，如何制作荞麦、燕麦面，怎样才能蒸好包谷饭、荞麦饭等等，也常送些瓜瓜豆豆，帮助缝缝补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教导，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每到当地农民家吃一顿饭都要交二两粮票和两毛钱（当时在省城贵阳一碗阳春面仅需6分钱）。每当我们生病或遇到困难时，乡亲们就会像父母、兄弟姐妹那样出现在自己面前，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亲人来照顾。我们也把他们当做了亲人，不会因某人富裕而特意去接近，也不会因某人贫穷而有意疏远。我们把乡亲们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竭尽全力地去帮助他们解决。
有次，红云生产队的一户赵姓麻风病人犯胃病，在当时，麻风病是受歧视的，周围群众十分恐惧不敢接近，连巫医都不敢去他家。我在他家住了三天，医好了他的胃病，他感激地说：“我还以为没人敢来给我看病，太感谢医疗队的同志了。”
上门为乡亲们治病，经常会遇到小儿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有的患儿要抢救三四天，我们就住在乡亲的猪圈牛圈楼上，睡着草垫、盖着“秧被”（稻草编成的被子），遇到家里穷的就只收点药费，实在太穷的就帮他出药费。出诊中经常遇到5、6岁小孩没有裤子穿，我们还送钱给他们买衣物。有的乡亲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烧两个洋芋给我们吃，我们也照例交两毛钱和二两粮票给他。我们的这种做法深受老百姓的称赞，医疗队在群众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在此期间，我与这里许许多多淳朴的乡亲们交上了朋友，结下深厚的友谊，也结识了一位勤劳善良、助人为乐的农村姑娘。
我们一方面积极开展医疗活动，另一方面又大力开展医疗培训活动，为当地培训了数百名“赤脚医生”，同时，也帮助当地建立了乡、村级合作医疗制度。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1970年8月，贵阳医学院通知医疗小分队同学们返校重新安排工作，这意味着我们的人生道路将会有新的转变，大家都高高兴兴回家报喜去了。
然而，我将去向何方？心里感到迷茫，接连几夜无法入睡，眼前浮现出贫困山区的落后情景和乡亲们那一张张憨厚朴实的面孔，他们如同亲人一般热情帮助，关心的情景又一幕幕的展现在眼前。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心里在想：我那心爱的姑娘此时此刻又在想什么呢？她能对我说些什么呢？农村姑娘太老实太羞涩了，想说也说不出来。那么我到底回不回来呢？的确这里也太需要我了，我再次在人生道路上徘徊。
送别时乡亲们都舍不得我走，一张张淳朴善良的面孔都流着泪，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连连向我招手，口里大声喊着：“小张，你可要回来，我们等着你啊！”此时此刻乡亲们的亲情胜过了我的亲人，震撼着我的心，但我却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乡亲们的强烈期望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更加坚定了我返回威宁，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服务的决心。
学校分配结束后，我毅然买了返程车票，回到了第二故乡——威宁。到海田公社的第五年我结了婚，真正在乌蒙山区的小山村里安下了家，扎下了根。
然而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许多朋友和亲人，连自己的母亲、姐姐等对此都很不理解甚至反对：一个归国华侨、高干子弟、大学生，怎么会在威宁这穷山沟里跟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呢？甚至怀疑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婚姻会不会长久，一些好心人也劝我：“不要开这种国际玩笑了，还是趁早散伙为好”等等。但是我坚定地认为：地位、物质、文化、习惯、生活等差距很大，但是我们俩人的思想并没有任何差距，都愿为自已的贫困家乡贡献出青春和终身。只要理想和信念是一致的，这些差距就自然会逐渐消失，我们的婚姻也就会美满幸福的。让时间和历史来做见证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当时我们已经结婚七年了，党的政策温暖着我的心。当领导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比如：补助、调动之类的，我回答了领导：“我十分感激党对我的关怀，自己也没有什么要求，仍然要回到威宁去为群众服务。”领导们连连点头赞许并鼓励我要继续好好干，我从他们那慈祥的面孔和期盼的目光里汲取了一种无比的力量。这不正是威宁父老乡亲对我的期待吗?是的，我应当回来。也会回来的。
又过了四个月，我的母亲和姐姐从美国回国探亲，我特意带上了家乡的特产威宁火腿和荞酥，也带上了经县里特批的两瓶贵州特产茅台酒（每瓶7.5元），同我心爱的妻子一道，特意坐上飞机去广州，让她也能够像大城市的人那样，到祖国的蓝天上去，看看美丽的大好河山。母亲带来了大量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带来了当时市场上还没有的计算器《英语九百句》《英语对话》等书籍，叫我一定要学好英语，为以后去美国做好准备。但在临别时，我却笑着对母亲说：“妈妈，我离不开您，可更离不开祖国啊！”我流着泪送走了母亲和姐姐，又义无反顾地返回威宁乡下。亲戚朋友们得知此消息后，都说“像你这样的牧马人，应当趁机带着全家去美国享受后半生的幸福生活嘛！”我却付之一笑。
我想像父亲那样，响应祖国的召唤，毅然辞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职务、放弃优越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想到我崇拜的金大雄老师从美国回国任教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全心全意为威宁人民服务的心是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
省侨办、省侨联领导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十分关心，专程到威宁家中看望我，关切地说：“印尼同学说我在贵阳很苦，可我看到你在威宁比我在贵阳更苦呢!"并征求我是否愿意进省城工作，我婉言谢绝了领导们的一片好意。
我和爱人都觉得：到省城、到北京或到美国去生活，当然可以完全改变目前在乌蒙大山里的艰苦生活现状。但是如果这样做了，将有悖于我的初衷和父老乡亲们对我的期望，也有悖于父亲生前对我的谆谆教导，我的心已紧密地和乌蒙大山连在一起了。
回忆起我的家庭生活，妻子总是和我风雨同舟，心心相印。在公社卫生所时，每逢凝冻、暴雨、浓雾的恶劣天气时，到了夜晚她总要点着煤油灯，火边烤着香喷喷的洋芋，烧上一大盆热水，手里做着针线活或看着文化课本，默默地等着我平安回家。有一次我去50里外的银厂公社，在我省最高的龙头山山顶采药，突然下暴雨，险些坠入山底的万丈深渊中。还有一次出诊回来，在深山老林里突然发现路上有一大堆正在冒着热气的野兽粪便，仔细一看，里面夹杂着骨头和皮毛，猛然间我意识到这可能是豹子的粪便，而且豹子就在周围，令我胆战心惊，但我冷静迅速地分析了它的脚印后，从它的反方向跑回公社报告了领导。又有一次，在腊月间的凝冻天气里，我到30里外的马头山附近出诊，回来时漫天大雾、山高路险，我迷了路，绕着山路走了好几个小时，天黑时才遇到一个放羊老大爷，带我下了山，我差一点就被冻在山上了……这些可怕的情景，令我终身难忘。
每当这些险情讲给爱人听后，她都急得哭了起来，很替我担心。我也只能安慰她说，这种事也不会经常发生的。后来在一次出诊过程中，遇到了森林火灾，我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同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几百亩森林保住了，但自己的衣服被烧焦，身上皮肤多处烧伤，手表也丢失了。回到家时已变得面目全非，伤痕累累。妻子看到后，心痛不已，含着泪烧热水为我清洗伤口、敷药。既为我受伤心痛，也为我奋不顾身而感到自豪。
组织上把我调到区医院后，工作更忙了，每当遇到手术或抢救病人，回家都要晚些。她总是耐心等待着我，将饭菜再热一遍才一起吃饭。看我累了，就倒上一杯酒替我解解乏。有一次，我正在休息，听说来了一位呼吸已停止的敌敌畏中毒患者，便主动参与抢救，大胆地施行了气管切开做心肺复苏手术、反复洗胃并输液，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抢救，终于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当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时，她竟等了我两个多钟头，吃饭时还特意倒了一杯酒为我的成功庆贺。我为能有这样一个同甘共苦的好妻子而感到高兴，正是她默默无闻地付出，陪伴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紧张抢救病人之夜，一次又一次地给我端上热腾腾的糖水鸡蛋，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给予我巨大的安慰和支持。
爱人对我事业上的巨大支持和无私奉献精神也教育着我，感动着我，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威宁贫困山区的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威宁县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我们的付出，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1997年，我参加了贵州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讲文明 树新风”报告团，在全省各市州、专区进行了宣讲。我的先进事迹先后在贵州日报、贵州政协报、贵州都市报、毕节报和中国侨界模范人物名典、世界华人杰出专家名典、人大代表风采录（贵州卷）报道和刊载。我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首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光荣称号，并出席第六次、第七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光阴似箭，一晃我们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希望年轻人，能像我们老一代贵医人一样，不怕苦不怕累，积极投身到广大的农村和基层去，施展自己的青春年华，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天地。
习近平主席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吧！
作者：原毕节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 张明荣
编校：吕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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