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忧郁的小懒虫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贾大智
魏晋风度给我留下的第一缕印象就是“帅”。看金庸笔下的黄岛主，一袭青衫，独立于缤纷落英之中，碧海苍霞之间，一只玉箫，吹不尽人间黯然销魂，徒留给世人一个孤标傲世的背影，潇洒而倜傥。
后来我才明白黄药师绝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而是一个时代文人的缩影。它不止于表面的洒脱与不羁，而在“帅”字背后埋藏着一个黑暗时代带给人的深层次苦痛，以及人生价值幻灭的无奈。这个时代的名字叫做魏晋。
后英雄时代
魏晋易代，三国的英雄们大多逝去。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魏武走了；楼高百尺，羞杀求田人的刘郎含恨身亡了；年少万兜鍪，天下英雄谁敌手的孙仲谋也不在了。三国好似食尽鸟投林，落下大地神州真干净。
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建安风骨中那日月之行，志在千里的胸襟气度，天下棋局，江山指点的豪情壮志，统统不见了，只剩下跳梁小丑们争权夺利，无边的贪婪与猜忌。英雄们从来不忌讳使用权术，但权力从来只是他们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整顿乾坤，开万世太平，可宵小们眼中只有追名逐利。不由得阮步兵面对楚汉相争的古战场一声叹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似叹刘邦、项羽，实哀魏晋太寂寞。
但有了英雄，就能解决这一切吗？刘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故一世之雄也。但陶渊明看到的仍是黑暗的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他，挂冠而去。世道人心若此，英雄的努力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又或者，问世间真的有英雄吗？倘若有，为何众生有如此之多的苦难；倘若没有，为何世间又如此热闹非凡。这个问题好似一个永恒的死结，前人自哀，而后人哀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恐怕永远也没有答案。
士人的性命
魏晋，是文人性命最不值钱的时代。大多数文人如阮籍，活在朝不保夕的时代，政治斗争的漩涡稍不留神就会将他们吞噬，更不用说嵇康、谢灵运那一个个才华横溢的名字，最后却只能在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中牵连冤死。文人的性命为何轻得如此？我想正因为文人的力量之于专制王朝而言重于泰山，他们不值钱，恰恰因为他们太值钱。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韩非便道破了读书人在乱世中的处境“儒以文乱法”，虽然战国之“儒”与后事之“儒”不尽相同，却准确地描述了文人在当权者棋局中的角色。他们代表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精英，是朝野舆论的代表，他们的言论往往能左右民心向背。因此统治者担心这些有傲骨的，不合作的士人动摇自己的威权，便只有将他们送入黄泉这一条路。所以曹操容不了孔融，司马昭容不了嵇康，就连诸葛亮也容不了一个说三道四的蜀中名士彭勇。
更何况，文人的性命远没有说几句狂语那么简单。他们的才华、智慧，既是每个政治集团追逐的资本，又是统治者要提防打压的对象。统治者与士人的矛盾，说到根本是皇族与士族的矛盾。士族自汉废百家，尊儒术之后，就成为政治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至魏晋之时，已成为可以抗衡皇权的力量。曹操的唯才是举，诸葛亮的依法治国，孙权的同化融入，都是为了和士族对抗或者避免冲突。魏蜀吴三家都非士族出身，采用不同的策略最终却是殊途同归，都败给了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马政权，但司马氏政权建立的那一天，他又要重新面临这个问题，如何对待那些虎视眈眈的士族？
政权既需要士族的支持，又不允许士族的壮大，因此晋承九品中正制，巩固士族利益，同时又对那些不合作的士族予以打压，可谓实实在在的胡萝卜加大棒，就算如此，皇帝轮流坐，王谢两大士族仍然稳如泰山，可见士族力量在那时有多强大。
恐怕这是一个士人性命最不值钱的时代，也是一个士人性命最值钱的时代。
文人的自觉
每当我们谈到魏晋，自觉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但什么是自觉？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吗？我想不是。轴心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觉醒，而不是自觉。文人的自觉，意味着人不再依存于政治或是某种现世的意义，而转为对人本身的探求。百家争鸣，只为回答中国该建立怎样的制度，而魏晋风度却在问人生该何去何从。诸子百家的觉醒是回答者，魏晋文人的自觉却是一个提问者。自觉，是抛开一切的功名礼法而直取人生的本义。
人生的本义是什么呢？阮籍、嵇康等人给了玄之又玄的回答。大人先生者，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一番老庄玄学，一个不可道之道。但说破也很容易，无非四个大字:忠于自己。阮籍不守孝道，却痛哭咳血，嵇康不慕功名，甘心打铁为乐，他们活着不为别人，只为自己的快乐。阮籍当个步兵校尉，只因厨师善酿酒，觉得当官好玩，心血来潮上东平“剖竹十余日，一朝风化清”，十余天令县治脱胎换骨。在他们看来，那些为权贵，为礼法而活的人实在可笑，他们便将世俗的条条框框扯得粉碎，而追寻人之为人的意义。
他们忠于自己，但他们也不得不孤独。人类最深的两个感伤是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寻找，时间与空间的无限让人感到冥冥之中的宿命。阮籍仿佛魏晋文人的一个缩影，他曾为一个不相识的才女香销玉殒而洒热泪，也曾写下“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感怀。在他眼中美好是那么易逝，高洁是那么孤独，这些悖论常常让人生的价值幻灭，英雄不可靠，才华不可靠，高洁不可靠，人在无穷无尽的时空中又该如何寄托？口口声声地忠于自己，但自己究竟是谁?没人生下来就是隐士。“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很难想象，这句豪言壮语出自那个悠然采菊的五柳先生。世人谁不羡人生的成功，谁又能真正超脱于全部的功名，谁又不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呢?恐怕没有这样的人。哀歧路，哭穷途，自觉之后,幻灭一场，挥涕怀心伤，辛酸谁语哉。
倘若文人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阮籍和嵇康就不会算第一流的文人了。评价他们，我们会用一个词叫做高贵。这种高贵不指他们的出身，而指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自觉,因而有人生的幻灭，但他们不沉沦于幻灭的失落，而在寻找新的人生价值，是一张琴，是一壶酒，是一溪云。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这无疑是无力的挣扎。嵇康终日弹琴会友，朋友蒙受不白之冤，嵇康站出来声援，却因不肯趋炎附势，受小人谗言，斩于市曹。刑前，嵇康要了一把琴，“《广陵散》于今绝矣！”言毕，弹指挥弦，曲毕，慷然受刑。至今，我们早已听不到《广陵散》真正的曲调，但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那一位笑看生死，为自己而活的弹琴人。这就是挣扎者的高贵，这就是高贵者的挣扎。
文人因自觉而幻灭，因幻灭而挣扎。上承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下有李煜“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无疑超脱了功名富贵，而道出了人所共有的生命体验，也是为何千百年后，我们对于那样一个黑暗时代,仍留以深深的眷念。
天地为熔炉，造化为工。魏晋风骨，离开了那一个“最坏”的时代，只会如无根之萍，得其形，失其神。故一代皆有一代之风度，而后世莫能继之矣，但我们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魏晋风度，仿佛黑暗时代之中的一抹强光，是我们永远值得铭记的财富。
周朝文DMU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时期，像魏晋那样，突然涌现那么多独立特行，放荡不羁，狂妄任诞之士。他们喝酒、长啸、裸形、做青白眼、把那个残酷惨烈的魏晋时代渲染成血色的华丽。 那是个酒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烦忧，于是有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了刘伶的一醉三年，阮咸的与猪共饮，王羲之与友人的曲水流觞……美酒成了众多士人放荡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个率性狂妄的时代。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他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常常一个人驾着牛车驮着酒，漫无目的向前走，直到牛车停住，前方找不到道路，然后放声嚎啕痛哭。看到当年鏖战的英雄已随风烟而逝，英雄已矣，小人当道，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长叹传遍了魏晋大地。他无视社会规范，母亲去世了，他却照常喝酒、吃肉。到了埋葬的日子，阮籍蒸了一头小肥猪，喝了二斗酒，然后向母亲的棺柩告别。然而——穷矣！只叫了一声，顿时吐出血来，猛然倒地，变得像个病人。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母亲去世后，面对许多来吊唁的人，阮籍只是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形容枯槁，既不还礼，也不哭拜，来客得到的也只是他的白眼。而刘伶也不亚于阮籍，他经常抬棺狂饮，在屋中身上一丝不挂，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那是个归真自然的时代。是老庄思想让他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在他们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他们不受世俗约束，放浪形骸，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那是个友情的时代。所有人来吊唁，都只得到了阮籍的白眼，唯有嵇康真正理解了阮籍，备了酒、 挟着琴来到灵堂。阮籍终于青眼相对，他们成为了终身的朋友。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后来山涛推荐给他一个很高的职务，他立即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给山涛。虽然给他写了著名的绝交书，但临终前嵇康却对自己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果然，后来对嵇绍照顾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涛。那是个音韵的时代。一曲绝世《广陵散》，何等唯美，凄美。嵇康的临刑抚琴，泰然冷笑，一曲终了，慨然就死，阮籍长啸，他作的《大人先生传》广为流传。那是个矛盾逃避的时代。独立特行的嵇康，被晋文帝杀害；阮籍数次以醉酒避祸，终不免落得一个郁郁而死的结局；与嵇康一同打铁的向秀，在嵇康死后，为避祸不得不去首都洛阳，晋文帝还挑衅说：“你不是想隐居山林吗，干嘛还来这里？”向秀不得不回答：“像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不能理解尧帝的圣贤，不值得羡慕。”通过贬低古代隐士巢父、许由的高节情怀，取悦屠夫皇帝，保得一命。这是非常可悲的。那是个美男如玉的年代。这魏晋时期的人爱美，这和这个特定时代的战乱、动荡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战事频繁的年代里，今天人头还在脖子上，明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及时享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感官、外化的美成为了大众审美的标准。而据说魏晋时期的男性审美呈现出阴柔倾向是和当时人的另一风尚紧密相关，那就是服药。当时很多人都服食一种叫五石散毒性很强的药物，这种毒性可以让人的皮肤变嫩，但是皮肤变嫩以后，问题也随之而来。紧身的服装就不能穿了，否则皮肤会磨破，于是大家纷纷改穿宽大的衣服。鞋子也开始改穿木屐，减少脚和鞋子的摩擦。更可怕的是，因为皮肤嫩得不能洗澡，当时的人大都满身长虱子，虱多不痒成为一种时尚。两人在说话，其中一人伸手到衣服里抓出了一个虱子，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情。可见服药带来了社会审美的巨大变动，阴柔美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审美。按《晋书》记载，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按《世说新语 容止》他“ 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 萧萧肃肃， 爽朗清举。或云: 肃肃如松下风， 高而徐引。” 可见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付男子汉气派。与当时的一些男人多有涂脂抹粉地化装，靠药物换来的美相比，嵇康的英俊是出自然。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是，一次他去森林里采药，竟被樵夫误以为仙人下凡，其风姿可窥一斑。 他死了多年后，他的儿子嵇绍始到首都洛阳，有人对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回答：“君复未见其父耳。”由此可推想嵇康之风度仪态。那还是个让妇女追求自由展现自我的时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魏晋时候的女子象男子一样，访亲问友，四处交游，夜里还打着火把，在街市上行走。或半夜回家，或夜不归宿，或游耍佛寺，或观赏渔猎。登山邻水，离乡远行。更有豪放的女子，路边饮酌，弹唱歌舞，毫不羞涩。
皮条看历史
魏晋之风自建安时起，这个时期的代表，是曹家父子和建安七子。燕赵自古多战，其时距先秦不久，所以建安人的诗歌文章中，多有慷慨悲歌的味道，清朗峻立。曹操崇尚“通脱”，南征时大敌当前，尚且郦酒临江，横朔而歌，更借酒劲杀了指出其音律错误的人，行事是很通脱的，诗文则有帝王之气。后来天下初定，经济渐丰，他的儿子曹丕和曹植的诗中，用词就华丽起来。其中曹植是酗酒的，“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姿欢谑”。他饮酒的风采，连李白也不胜仰慕。这个时期的文风，概括起来是清峻、通脱、壮大、华丽。\r到魏末时，司马当权，出了竹林七贤。这七人个个好酒，为人为文也很有些酒味，得了通脱之道。嵇康就更甚，写文章否定当时的道德观念，连“天”都一起骂了。竹林七贤虽然没有第一流的文字流传，却开了隐士之风。自此以降，中国文人多隐者。\r那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时代，所谓无拘无束吗，言论自由吗都是假象，孔融死于曹操之手，不过是因为他说了反对曹某的话。嵇康死于司马昭之手，逃不了那一支笔一张嘴的关系。魏晋时人们所说的自由的时代，完全是因为在此之前，人们被禁锢得太厉害了，唯有放浪形骸之外才能逃离现实。
我们以史为师
魏晋风度不过是血染的风采，避风的港湾。
【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一词最早由鲁迅先生在其一场演讲中所提出。所谓“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名士们表现出来的风度。它是特定时期中的独特文化现象，说它独特，是因为魏晋时期独有的历史条件造就了魏晋名士，这个条件就是门阀世族的形成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所占有的统治地位，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魏晋风度的形成，本身有一个过程，它的产生在东汉末年就开始酝酿了，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魏晋风度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完善，直到东晋才最后完成。定型。东晋名士表现出来的“烟水之气”，“风流自赏”，是为后人认同了的魏晋风度的主要内容。唐代大诗人杜牧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润州》其一)，正表达了这种认同感。
【魏晋风度文化表现】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魏晋风度的产生和发展】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魏晋风度主“通脱”，以“慷慨、华丽”为衣，以“饮酒、服五石散”为行，尚清谈，讲容饰。魏晋时代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极为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和飘逸，以此来展现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这与当时士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极为契合的，即强调由形见神。这种由形而凸显出来的神韵与风骨，体现着士人精神领域的审美心态。
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对残酷现实的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基本情绪。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悲伤、颓废的感叹，实质上标志着人的觉醒，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礼教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是人自身的觉醒。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的产生是以人的觉醒为前提的，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对“人”自身、对自我本体的探究与追求上，从而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晋风度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士人文化的发展趋势。它是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气质。魏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巨大的变革与惨烈的政治斗争使魏晋名士在存活于世的安全上都没有保障，时时面临着生死选择。而另一方面，魏晋士人又不甘庸碌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忧国忧民，以求济世报国。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表现出很强的统一性，而其内在人格精神与现实政治环境又极度地背离甚至对立。正是这种既统一又矛盾的表现，决定了魏晋时期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使魏晋风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质成为这个时代文人文化的标识。
轻名淡利和率真自然是魏晋风度的精神本质与内在追求，潇洒放旷和风流蕴藉是魏晋风度的外化表现，二者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共同体现了魏晋风度的全面性与深刻性。魏晋风度不仅在魏晋时期具有重要和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无可名状的深远影响。
务实与超脱、入世与出世，皆为人本性的追求。魏晋士人对洒脱率真、放达真情的人生的倡导与追求，为后世文人们展示了人性自由真实的光芒与磅礴。魏晋名士们把老庄“无为”、“逍遥”的自由人格理想，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正是这些，令后世文人在面对浊世与困境时，能够以独特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绝对的自信和清醒的思辨去对待人生和社会，寄身尘世之内，逍遥世俗之外，以独特的社会文化行为激浊扬清，救治世弊。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风度不仅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总之，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独特的审美特征，是魏晋士人追求现实人生和生命超脱的方式，是人的觉醒时代的伟大产物。魏晋风度是在一种放达的处世方式中升华而来的哲学式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化的文化内涵，它使人回归到了本真与自然。魏晋士人以放旷、恣意的人生态度来反对当时黑暗压抑的社会制度，反抗束缚本性的礼教与压迫，并进一步发掘和释放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真正的道德，把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对正义的理性思辨和坚守以艺术的、哲学的、人性的方式传达于世，达到了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极致之境。
小虫儿卧草
文学常识，历史典故，哲学理论得以很好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