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何為華夏？何為中國？“中國”從文明的意涵走向國家的意涵，“中華”從一個文化共同體變為一個政治共同體，背後的歷史脈絡是怎樣的？在《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一書中，日本神戶大學教授王柯梳理了中國統一多族群國家的歷史脈絡，追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演變。
王柯提到，20世紀初，在大多數中國人還沒想清楚如何處理近代國家建設與多民族國家傳統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的時候，“中華民族”一詞就已經橫空出世，尤其是外敵的侵略將“中華民族”一度推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之後，這一概念逐漸深入人心，人們越來越習慣於將許多問題都放在“中華民族”的層次上來進行思考。然而，“中華民族”究竟是“民族”還是“國民”？抑或是代表國家？他指出，“不得不說這個名詞其實至今缺乏一個科學的定義，”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困擾著力圖從理論上解釋20世紀以來中國建設近代國家歷程的研究者們”。王柯分析認為，事實上，當年近代中國思想家們在接受“民族”這個詞時，已經對此後中國的近代國家建設進程有過非常明確的考慮。我們今天的困惑，其實是來自後來的歷史過程並沒有遵從他們當初關於“民族”“國民”“國家”之間關係的設計。
而為了解開這個困惑，他認為我們既有必要回顧當年的近代中國思想家們為什麼會有那樣的設計，也有必要思考中國在此後的歷史進程中為什麼沒有遵從他們當初的設計。
經世紀文景授權，界面文化從王柯日前出版的《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一書中節選了部分章節，以期與讀者一同思考“中華”概念的認識流變。
《“驅除韃虜”:“中華”在近代的再認識》
文 | 王柯（節選自《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先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了政治團體“興中會”。關於成立這一組織的理由，《興中會章程》做了如下說明：“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為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以扶國宗。”“華人”指的是中國國民，“國體”指的是中國國家，而受到外國列強侵略的“中華”，卻包括了整個中國國家或全體中國國民。出現“子民”一詞，證明這個章程中沒有提及“主權在民”的問題。也就是說，從這個章程的內容中還看不到明確的“反清”意志，至少在這個時點上，清王朝的統治民族集團—滿族也沒有被明確排除在“中華”之外。
但是僅僅兩個月後，孫中山先生就在香港修正增補了《興中會章程》，明確地將推翻清王朝對中國的統治定為興中會的目標。興中會會員的入會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中的所謂韃虜或胡虜，很明確指向來自北方的民族集團—滿族，到了這個時點上，滿族便被排除於“中華”之外了。
清朝末期民族革命思想的高漲，是將滿族排除於“中華”之外的直接原因。而民族革命思想的高漲，又是和“漢族”民族意識的產生直接相關的。據說，是梁啟超在他1901年所寫的《亡國篇》中，第一次使用了“漢族”一詞。“皇皇種族，乃使之永遠沉淪，其非人心哉！夫駐防雲者，則豈不以防我漢族哉！”但是從大量的文獻中可以看出，事實上當時的人們更願意使用的還是“漢人”“滿洲”或“滿人”。例如，1903年1月29日在東京留學生新年聯歡會上，馬君武和劉成禺做了“排滿”演說，他們主張:“不排除滿洲的專制、恢復漢人的主權，就救不了中國。”
從中國歷史來看，每當出現強大的王朝之時或其後，王朝的名字也就成了生活在或曾生活在中國王朝直接統治之下的人們的自稱或他稱，“秦人”“漢人”“唐人”“宋人”“明人”等均屬此類。其中因為漢唐時代中國王朝的影響力更大，所以“漢人”與“唐人”的稱呼就更具有生命力。但是如果將“漢人”與“唐人”相比，可以發現，除了在時代上漢王朝更早於唐王朝之外，兩者更重要的一點不同在於，早在唐朝之前的五胡十六國時代，中國就曾出現過“漢”“胡”對峙的歷史，而“漢人”一詞當時就發揮過區別“胡人”的作用。清朝末期的思想家之所以選擇“漢”作為自己民族集團的名稱，也許正是因為看上了這一點。
但是五胡十六國時代使用“漢人”以區別於“胡人”時，主要是從文化制度的角度。而近代思想家使用“漢人”時，則帶上了強烈的種族意識。如前邊提到的《亡國篇》中，除了個別“漢族”以外，還大量出現了“漢人”“漢民”“漢種”“漢種之人”等詞。“漢族”一詞的出現，本身就是這種種族意識的表現。事實上，許多文章都沒有把“漢人”和“漢族”區分開來。然而，無論是“漢人”或是“漢族”，無一例外，都是相對於“滿人”和“滿族”而言的。近代漢民族意識的萌發，首先都是來自這種“反滿”的意識。
關於未來中國的國家形式，當時中國社會中主要有兩種認識，即革命派的認識和維新派的認識。革命派與維新派對立的焦點，在於究竟有無必要實行“排滿”的民族革命、種族革命。梁啟超是維新派的領袖和最主要的理論家。對於清朝的民族歧視政策，梁啟超也非常反感，所以曾經一度主張過進行民族革命。但後來他認識到“排滿”的種族革命和民族革命將會導致中國的分裂及外國列強的干涉，所以變為反對種族革命，主張進行政治上的革命，實際上即一場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制的改革。
革命派則主張進行一場民族革命、種族革命。1903年末成立於湖南省的“華興會”，在具有較濃厚的“排滿”意識的同時，還具有排外的意識，能夠將民族主義的意識建立在內外兩個層次上；可是稍晚於“華興會”在上海成立的“光復會”，就具有了更加強烈的“排滿”意識，由陶成章起草的《龍華會章程》甚至寫道：“滿洲是我仇人，各國是我朋友。”1903年鄒容的《革命軍》最早描繪了建立“中華共和國”的藍圖。其中第一、二條開宗明義：“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而第四、五、六條則分別寫道：“先推倒滿洲人所立之北京野蠻政府”，“驅逐住居中國中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做萬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
事實上，很多革命家的民族主義思想不過是一種狹義的“反滿”思想。“革命者，以去滿人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為第二目的。”有人推斷說，孫中山先生早就認識到了民族革命並不等於“反滿”。因為1905年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的時候，一部分人認為該會的名稱應定為“對滿同盟會”，而孫中山先生則對此提出反對意見：“無此必要。我們革命的理由是因為滿洲政府的腐敗。如有同情我們的滿人，應當允許其入黨。”但是眾所周知的是，就在同時期制定的同盟會入會誓詞卻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即以“中華”與“韃虜”為對立面，提出驅逐滿人為革命的第一目標。同盟會的入會誓詞，應該是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制定出來的。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據說就是以同盟會誓詞為基礎歸納出來的。而在“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被列為第一位。1906年的《同盟會軍政府宣言》也明確地表現了同樣的民族主義思想：“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為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石敬瑭、吳三桂之流，天下共擊之”。革命派的思想，在為了維持國體就應該排除異民族這一點上，其實質是與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夷夏大防”說相一致的。王夫之說：“天下大防有二，華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而孫中山先生說：“必朝野一心，上下一德，方可圖治。而滿人則曰：‘變法維新，漢人之利，滿人之害。’又曰：‘寧贈之強鄰，不願失之於家賊。’是猶曰，支那土地，寧奉之他人，不甘返於漢族也。滿人忌漢人之深如此，又何能期之同心協力，以共濟此時艱哉。”在這裡，孫中山先生徹底否定了漢族與滿族聯合的可能性。
為了煽動“排滿”情緒，革命派反覆強調“滿人”“滿洲人”並非中國人。他們紛紛執筆宣傳：“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孰為中國人，漢人種是也。中國歷史者，漢人之歷史也”，“中國者，漢族之中國”，“漢族萬歲，我中華大帝國萬萬歲”，“夫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非滿洲之中國也”。
革命派否認“滿人”“滿洲人”在入關之後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漢文化，並被漢化或面臨著被漢化境地的事實。章太炎甚至對“中華”是一種文化的說法也提出異議，否認中國有接受了中華文化就是中國人的傳統：“縱今華有文化之義，豈得曰凡有文化者，盡為中國人乎。”“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統而起。”他反對滿人已經漢化的說法，認為同化一般指作為被統治者的民族集團向統治民族集團同化，而滿向漢的同化，因為主導權不在漢，所以無異於一種“強姦”行為。
為了證明“滿人”不是“中國人”，革命派對“華”“中華”也進行了重新闡釋。例如，陶成章在其《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中如此寫道：“中國民族者，一名漢族，其自曰中華人，又曰中國人。”就是說，只有“漢族”才是“中華”，才是“中國人”。再有，章太炎在其《中華民國解》中指出，華、夏、漢為同一意思。他說，漢的祖先自古以來就居住在雍州和梁州，因那裡有華山，“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是也。其後人跡所至，遍及九州。至於秦漢......華之名於是始廣。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然今世已為通語。......正言種族，宜就夏稱”，“夏之為名，實因夏水而得......地在雍梁之際，因水以為族名。......夏本族名，非邦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為同地，於華陽則為同州，用為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雲，夏雲，漢雲，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族，而邦國之意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諡。”
在此以前，革命派敘述中的所謂中華，並不一定專指漢人。例如，在檀香山制定的《興中會章程》中，除“中華”外，還使用了“中國”“華夏”“中夏”等詞，這些均非民族上的意義。陶成章也說過：“我們中國將國家自稱為華夏，夏為大，華為美，是大而美麗的國家的意思。中華，也稱中國”。事實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之前，基本上沒有過將“中華”作為民族的名稱進行使用的例子。
所謂“中華”，指的究竟是什麼呢？“中華”一詞的誕生，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代。在南朝，皇宮的南門—正門被稱為“中華門”。像清代紫禁城的東華門和西華門一樣，很有可能是取“正面華美顯赫之門”的意思。南朝宋的裴松之（372—451年）在注《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中，就號為臥龍的諸葛孔明一生，做了以下的論述：“若使遊步中華，馳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沉翳哉。”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諸葛孔明之所以沒能充分發揮出他的能力，是因為他只活躍在蜀國即今天的四川，而沒有活躍於中華大地上。北齊人魏收（506—572年）在其所著《魏書·高昌傳》中描述高昌，即今天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吐魯番地區：“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可見，“中華”首先是地理學上的意義，與“中國”相差無幾。但是，作為“中國”和“華夏”的複合詞的中華，在更多的場合是既指地理上的“中國”，同時又指最初誕生於“中原”、流行於“中國”的文明方式。例如，《新唐書·名例·疏議·釋文》中寫道：“中華者，中國也，親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
歷史上，“中華”基本上是作為這樣一種人文地理意義上的詞使用的。如果說它有時也被轉用於象徵民族集團的意義，那也應當是像1905年梁啟超在他的《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所說的那樣：“現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混合而成。”即指擁有中華文化的各個民族集團而非漢一族。然而，根據革命派的解釋，不僅是滿人被排除在“中華”之外，“中華”甚至被他們改造成了“漢族”這樣一個狹義的民族集團概念。革命派對“中華”的解釋，最終是為了建設起一個“中華=中國人=漢族”的公式，讓“中華”從一個文化共同體概念轉變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概念。
為了喚起“漢人”的同仇敵愾之心，為了發動民族革命，革命派將原來主要是從地理和文化意義上來進行認識的“中華”，改造成為由單一民族構成的血緣型的“中華”，並且強調只有“漢人”才是“中華”—“中國人”，而滿人並不屬於“中華”，也就是說不是“中國人”，因而清朝對中國的統治也是缺乏合法性的。通過這種狹義的對“中華”的再解釋，革命家們從民族上和文化上徹底否定了滿與漢的同質性，將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對立描繪成“中華”，即“漢人”，與“韃虜”，即“滿人”之間的對抗。而在這種狹義的“中華”話語中被表述出來的“中華民族”，其實就是“漢族”，相比起革命成功之後再次被提起的實質上指全體國民的“中華民族”而言，此時的“中華民族”不過是一個“小中華民族”而已。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革命，加速了中國走向近代國家之路的步伐。由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既是一場埋葬了封建王朝體制的民主革命，也是一場具有恢復漢族作為統治民族地位性質的民族革命。從封建王朝走向國民國家，從滿人政權走向中華國家，從結果上來看，這兩種趨勢的發生和展開，的確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相互聯繫。孤立地看其中一面而無視這種內在的聯繫，自然會妨礙正確認識未來中華國家的本質。但是，革命的兩個側面，也許可以看作是第一目標與第二目標之分，甚至就是一種手段與目的關係。如果不承認在這場革命中民族革命先行一步的事實，也就無法理解此後中華國家的展開過程。因為在這個先行的民族革命的過程中，“中華”被革命家們努力從一個文化共同體改造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這一結果，此後一直不斷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本文節選自《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一書，經世紀文景授權發佈，較原文有刪節，標題為編者自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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