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文静
数据资源下沉后，派出所的综合指挥室可以代替派出所的领导，对日常调度、后续工作推进、业务支撑实施综合的指挥调动。
一个多月前，赵月桢在家里给自己剃了个大光头。“没有理发师，只有光头才剃得好。”说这话时，已是夜里11时55分，他刚给所辖四海社区的业主微信群里发了条南岸警方的防诈骗信息。
这个带着巫山口音、在派出所里被年轻人叫“桢哥”的人正在“从头开始”——
去年4月，40岁的他从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组织干部处主动申请“下沉”到该市南岸区分局四公里派出所，从事过党建、宣传、值班和备勤。去年11月，恰好所里岗位调整，他主动把自己再放到最前线——做一名社区民警。“基层长期面临警力不足，我想响应政策下来再磨砺下自己。”他对记者说起初衷。
这是赵月桢第二次到派出所做民警了。他没想到的是，除夕夜给远在巫山的父母电话推掉回去过年，接下来面临的疫情防控是新中国成立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重庆，和湖北接壤，封城前大量武汉人流入，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预测这里会成为“第二个武汉”。社区，是输入型病例是否转为本地病例的关键屏障。在重庆共计4万多公安战士精准排查、社区群防群控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下，重庆“大疫情”终没有暴发。
赵月桢所在的四公里派出所，管辖2.9平方公里的地区大部分是老旧小区，常住加流动人口共10万人。51个警力加少量辅警，万人警力配备数5.1。这极大的考验着上至所长、教导员，下至每个基层民警的防控术。
事实上，在疫情的催生下，赵月桢早已融入到一场基层派出所警务运行机制改革的大胆探索中。他不仅成为了警力大调配下的一员，在主动细致的排查中，正进行着从机关民警到基层安全治理行家的蜕变。
“我刚向分局汇报了想法，领导很支持。”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第二次和四公里派出所所长陈伟聊改革时，他已换上了春秋警服，愈发精神，“我们的改革不需要添置太多高大上的设备，是资源整合和数据权限的下放。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是关键，最终形成集指挥调度、分析研判、业务集成、考核考评和综合保障于一体的警务运行机制。”
陈伟曾在农村派出所做过改革试点，足足思考了很久。
人员摸排管控需要上门核查，多时一天几十次，最少每天也得一两次。资料图片
民警心态关
3月31日早上8时55分，位于重庆南岸区六公里轻轨站旁的四公里派出所响起了第一道清脆的铃声。
9时整，第二道铃声响起，晨会准时召开。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大家要督促辖区内的企业安排复工人员下载南岸区的防疫二维码扫码，做到一人不漏！”会上，重庆市公安局最新的疫情防控命令正被下达。
彼时，离全市公安系统启动一级勤务模式已是第68天，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每日投入4.2万民警、2.8万警辅力量，从加强入渝通道查控、社会面巡逻防控、人员摸排管控及营造良好治安秩序持续至今。
这之中人员摸排管控需要上门核查，多时一天几十次，最少每天也得一两次。
警察也是人，在未知的病毒面前，先要过“心态关”。
“你的出入证呢？”3月7日，赵月桢在四海社区门岗执勤时，拦住了一位没带出门条的女士。赵身着防护雨衣，面戴口罩和护目镜，头罩蓝色一次性头套。按照南岸区住建部门下发的相关文件，在重庆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该区的物业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出来都没有检查，为何回来要检查？”被拦的女士怒气冲冲，同时把口罩一把扯到下巴上，一些难听话也随之而来。随即，她的丈夫也加入声讨。发泄一通后，两人方亮出出入证忿忿而去。
虽然做基层民警时间不长，但这样的场面赵月桢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只是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还没有令他形成新的“习惯”。“我当时离她还是太近了。”事后，赵月桢这样提醒自己。
事实上，为了打消警察的顾虑， “娘家人”派出所、分局和重庆市公安局已经尽其所能。
“刚开始口罩很紧张，我初一在药房买到一些。幸好所里备用了一些用于防范艾滋病的一次性口罩，没想到防疫顶了一阵。”四公里派出所教导员余骁说，后来，南岸区分局的民警核查时才下放了一次性塑料头套、口罩、护目镜和用警用雨衣代替的防护服。
“防范标准还没有出来时，我们要求警察上门时尽量和被核查人员保持距离，站在上风口。回来后警察要消毒警车、认真洗手，并用温水洗脸。办公室、食堂、大厅、备勤一天两次消毒。疫情期间民警回家不准串门，不准聚会，不去探望父母。”陈伟说。
在派出所的值班室里，放着一个开着大口子的12升大的农夫山泉矿泉水瓶子。这是陈伟的“土发明”——万一住户吐口水，排查的民警戴上特制“面罩”，可以防范病毒感染风险。
“只是以防万一，就用过一次。这些都做到了，我们能保证民警最小几率不被传染。”陈伟说。
但要克服心理障碍，最终还得靠警察自己。
2月13日，社区民警刘国魁接到电话，自己排查的重庆某科研机构家属区的退休人员确诊为疫情患者、重庆市第14例确诊病例。他一下愣在了门口。
当晚，在派出所的单身宿舍里，这个大高个儿头晕、莫名发热，晚上起来量了10多次体温。两天后，实在放不下心，他还是去医院做了咽拭子核酸检测。次日检查结果出来了，阴性。
“刚开始我不知道要挨家挨户排查，后来才知道要和医护人员一起去，心头不稳当，不知道如何严密防范。”事后，还没有小孩的刘国魁说，刚开始紧张、恐惧，觉得住户可能是病毒携带者，很危险。后来见面看到就是自己天天打交道的群众，还有老人、小孩，反而不那样恐怖了。
排查多了就知道该如何防护。“不再害怕了。忘记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工作。”他对记者笑道。
疫情期间，重庆市丰文派出所民警潘继明在小区向群众宣传引导加强自身防护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1岁。“胆小怕死是当不长久警察的。有的民警最开始怕，后来融入群体作战。同事的牺牲只能更激发我们的斗志！”陈伟掷地有声。
在抗疫排查中，不是所有的问题克服恐惧就可以解决。
2月29日下午，杏园小区一栋高达13层的老楼里，系着围腰准备做饭的蔡婆婆站在7楼的楼道口眼巴巴地等着赵月桢。蔡婆婆已年过六十，独居。常年照不进光线的楼道一侧，舌头一样伸出去的长廊连通着一个出口，可以直达街面。但此时因疫情需要，出口铁将军把门。
上13楼排查完小区居住的外国人后，赵月桢就被蔡婆婆“堵”住了。蔡婆婆一边责怪小区物管不力，一边诉说出口封了，每次买菜都得爬7楼，很累。老人说了快一个小时，戴着口罩的赵月桢站在老人对面，认真的听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
解释和劝慰了老人很久。下楼时，赵月桢告诉随行的记者，下来锻炼两年，他希望通过努力，让所辖社区的老楼都安上电梯、智能门锁和摄像头。
10多年前，同样是一位老人的诉说也曾让赵月桢心潮起伏。他曾有感而发写下一篇文章《扼住诚心的0.618》，“诚心为民还是为己的0.618，试问你已掌握了这个黄金分割点吗？”
那是赵月桢第一次在派出所做民警，主要负责巫山县大昌古镇三峡工程后移民的相关事宜。80多岁的老人刘景兰因安置补偿问题多次上访。他买了米和油，主动去到她家。让他震惊的是，屋子里，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那段经历让我学会了当警察要为民，遇事不能一刀切采取强硬措施，要人性化，对百姓关爱。”赵月桢说，以后自己经手的每一个文件，都要为基层着想。
3月31日的晨会上，陈伟表扬了前一晚的值班组：一位老人非要给派出所送锦旗，说他遇到的民警蒲辉是“我见过的最负责任的警察”。案侦民警蒲辉帮老人找到了他自称在南岸区妇幼保健院被“盗窃”的5000元。利用侦查手段，蒲辉回溯老人轨迹，从妇幼保健院到公交车以及马路，最终，追踪到老人是在家里被小孩玩耍拿走了钱包。还有一个六年零两个月前就在逃的逃犯被民警李云芸抓回。
“这些事情都锻炼了你们的业务能力。为老百姓服务，才是真正成为职业警察的起点。人民警察‘人民’二字在前面，说明警察工作随时要以人民为中心。”陈伟说。
“自己想办法”
重庆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前一天，1月23日，该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27例，其中重症5例、危重1例。重庆紧靠湖北，如何迅速排查可疑患者，遏制疫情在重庆爆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疫情排查处置是社会管控中最难的。”陈伟说。两个多月过去了，疫情防控依然不能松懈。3月31日，记者随陈伟前往南岸区某境外回渝人员被隔离的酒店，检查民警巡逻。
四公里派出所负责的四公里地区属于海棠溪街道，是重庆主城老、旧、散和收入较低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破产的老国企多，大部分是回迁房和上世纪建的居民楼。“新小区有楼栋长熟悉住户。老小区管理设施不完善，租赁户多，人员结构相当复杂。”陈伟说。
在重庆南岸区，和社区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一起组成 “三人小组” 入户精准排查的主力是社区民警，四公里派出所一共有12名。和刑警相比，社区民警平常干的事很“婆妈”：走街串户，掌握社情民意、管理实有人口、维护治安秩序和服务应急救助。没有惊天动地，只能细致入微。
疫情来了人少任务重，怎么排查？
“自己想办法。”80后的教导员余骁说，疫情检验了队伍，尤其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很重要。“当警察其实是个技术活儿。”他说。
3月7日是个周末，老旧小区四海花园4号岗门口，人车混杂。两个保安既要查车，又要对小区进出的人看出门条和打体温，忙得不可开交。春节后走了的保安就没有再回来，只剩下3个，疫情期间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人手捉襟见肘。
见保安人手不足，没有事先打招呼， “桢哥” 一下午“全副武装”站在了门岗协助执勤。有司机摇下了车窗，递出来一张车辆通行证。“把后排的窗户也摇下来！”“桢哥”说完往里一看，后排挤了4个人要进小区。一问，一共才1张出门条。下一辆车。一查司机，连驾驶证都不是本人的。
车被拦下了。要么在门岗下人，一一接受检查并量体温，要么调头不进小区。但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门岗外，转盘把进小区的道路一分为二，左侧属于共用车道，车一倒，后面全堵上了。
后面的车使劲按喇叭。车放行还是不放行？
“复工复产后，很多外地人和重点疫区的人都拖着箱子或坐车回来了。一旦有潜在患者或无症状患者进来，社区传染后果不堪设想。”几乎天天下社区的“桢哥”随后向物管提出，安排保安前移至转盘前设岗，检查车辆，这样既便于人车分开检查，又有足够空间让手续不齐的车辆可以随时调头让道。
排查的硬骨头在老旧小区，只能靠警察和社区工作人员共同想办法，一口口啃掉。
无线电厂、长橡厂破产多年，家属区有70多栋楼房，1100多户常住人口。10多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连独立的锅灶都没有，疫情怎么防？四公里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赵军想来想去，只能让邻里之间错时分灶做饭，减少疫情交叉感染。一旦有湖北和重庆重点疫区来人，向卫生部门反馈后，把接触密切的邻居和同住人员一块做核酸检测。
封控也是个难题。家属区面临拆迁，没有物管公司，没有小区大门。不得已，赵军只能发动业主志愿者和治安积极分子学武汉做法，按居委会要求对主要路口进行把守。
旧家属区还有一大隐患是聚众打麻将。重庆已公布了多起打麻疫情传染的病例。虽然排查时发现了将小区里的麻将馆，人员被劝离。但会不会转移地方?
“我不可能24小时去盯，只能发动群众，定期巡查。”赵军坦言，果然，麻将桌被搬到了屋顶上。“群众和民警是相互依存。”他说。
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当时迎刃而解。
3月中旬，四海社区的业主连续两天在微信群里发图，反映有人把车停在消防通道的划线区域内。由于消防管理涉及多部门，赵月桢当天并没有立即让老百姓知晓他的处理。
“现在消防是由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管。当初的划线有没有经过验收合格?如果派出所不了解情况盲目下罚单贴条处理，会不会引发后续行政诉讼?”赵月桢对记者说。
为稳妥起见，他第一时间把业主反映的消防问题反馈给了派出所的消防民警李庆，并和应急管理部门及法制部门进行了对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进行分析。
但事情总要处理，据赵月桢事后反馈，他和物业经理联系了，将被曝光的车辆纳入黑名单。如果三次占用消防通道停车，他和物业、业委会联系，就不让该车进入小区。
“老旧小区的车库规划设计当初没有达到验收要求，大量车位就被卖掉了。其他业主无车位可停，这些都要考虑。”赵月桢对记者说，灵活性和原则性如何统一?对他来说依然是最大的挑战。
3月底，随着病假的民警返岗，刚熟悉社区，工作岗位会不会有变动?“大不了去干刑警，还可以到处出差。”他在电话里对记者笑着说。
“社区民警的面很广。小社区大社会。把社区管好了，就能管好一个派出所。”陈伟知道后说。余骁说，“一旦不坚持，前面的努力就为零。我希望他在社区领域里做成一个专家。”
“无论如何，我都会坚持把社区民警干下去。”当晚，不服输的赵月桢给记者发了一条微信。
“派出所以后没有值班室”
离主城核心区虽近，但四公里派出所一共只有51名警察，管辖常住加流动人口共10万人，其中包括不到3万人的学校人口。
疫情重大，光靠社区民警远远不够。派出所24小时的值班做了很大的调整。
赵月桢每6天会轮到一个班。他的组有6个人，分别由社区、内勤和案侦民警组成。早上9点至下午4点是正班，下午4点到晚上11点，3个民警值班，3个处警，往往是社区+内勤民警的搭配;但到深夜11点至次日凌晨9点，派出所换上案侦警察。所长和教导员也参与值班。
“遇到紧急情况，比如有人打群架那备勤组也得出动。”陈伟说，两个多月来，备勤组在派出所24小时待命。
疫情初期，派出所里的24名案侦民警(由刑警和治安民警合并而成)更多是协助社区民警一同入户或对车辆进行排查。刑警蒲辉就和赵月桢在同一个值班组。“三人小组”排查时，两人经常一同前往。警车上，座椅前排的一瓶消毒酒精两人共用，没去几趟就用完了。
“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设施要第一时间发挥作用。”蒲辉说，排查的警力增加了，会发现疫情期间可能被忽视的一些灾害隐患。2月27日，蒲辉入户某小区排查时，一眼发现了较大的消防隐患，消防管道里没有水。回去后立即和物管交涉，把消防栓的水注入，消防水带配齐。
当天，四位80后和90后年轻刑警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则在另一个“战场”排查。重庆七公里汽车检测站复工，200多辆曹操专车一起赶过来年检。“
值班组接到求助后，我们早上8点就去执勤。”潘承希说，青年突击队让驾驶员扫描南岸疫情二维码后，还把二维码贴在驾驶员后座上，让乘客坐车扫码填报。某科研机构家属区出现了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小潘前去封楼、巡逻检查，并联系社区给独居老人安排买菜和送菜。
2月28日上午，在老党员“桢哥”的带领下，小潘在四公里派出所火线入党，一起宣誓。接到通知后他第一时间给妈妈报了喜。1995年出生的他从警校毕业一年多，已破获刑事案件60余起，抓捕犯罪嫌疑人80余人。但小潘没想到，成为预备党员是在防疫排查期间。
疫情后期，案子多了，案侦民警会把接警后的案子带走。疫情发生以来，四公里派出所在探长聂军牵头下，案发9起已破获7起，其中一起因犯罪嫌疑人已不在辖区，由多个派出所联合办案。“疫情大家都出不了门。但时间长了，没吃没喝的小偷呆不住了，开始‘重操旧业’。”刑警朱海涛说，2月下旬，他就抓捕了一个在菜市场扒窃老人手机的嫌犯。
“但现在的值班室毕竟是临时搭建的班，不利于工作的延续性和把控，缺乏督促和跟进。我想把值班室撤掉，改成报案和群众接待点。我要把值班组放进综合指挥室里，统一调度指挥。”疫情催生了陈伟完整的派出所警务运行机制构想。
在他看来，公安治理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一部分。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实施城镇化战略，人员流动大大增强，人户出现分离，对人的管理已打破过去“静”的状态。人流、物流、车流、信息流和互联网技术带来巨大
变化，以前公安没有遇到过。“派出所的警务运行机制是公安组织里最难最复杂的，也最具有挑战性。”他说。
“以前坐等报警，一个电话来了才开始行动的警务模式属于事后介入，反应迟缓，现在公安要求基层反应灵敏，预知预判。要求高了但工作运行机制和运作模式还没有适应过来。”从南岸区分局指挥中心先后调到两个派出所任所长的陈伟说，基层派出所的运作模式和勤务机制要转变为扁平化管理，减少和优化流程，就像疫情排查一样，进一步缩短公安和百姓的距离。
勤务模式如何调整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陈伟去过深圳市公安分局福田、南山分局，在香蜜湖、华强北、沙头角、高新区等派出所做过调研，这些都是警界开拓者。
“考察下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沿海做法，西部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如东部，有的企业甚至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所以传统的管理不能丢完，我们的改革要有差异化。”他说。
按照陈伟给分局领导汇报的构想，综合指挥室共有四大要素：人、场地、设备和资源。
人是改革中最关键的要素。警力不增加的情况下，但可以通过培训提升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通过改变工作思路和方法来更好的发挥个人潜力。除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外，改革后的指挥室会对民警发出指令。“民警做工作会从不自觉到自觉，自觉的变得更加自觉。”他说。
场地要改造。值班室拆掉后，陈伟准备把视频监控室作为派出所的指挥中心，6个内勤民警和6个文员成为固定编制，值班组以后在前台接待处值班，在原值班室改成的询问室或矛盾纠纷调处室工作。
“设备要适当添置以完善功能，但我不需要太高大上。不然，指挥室比拼的是派出所的财力，而不是智慧，那就变味了。”陈伟强调。
“基层派出所还需要更大的系统权限。资源是用来对社区和案侦民警进行工作支援。”他说。
从精准排查到权限下沉
派出所的炊事员将打好的一份份饭菜放在巨大的蒸锅里。但过了饭点，依然没有多少人来。紧急任务让派出所全员加班，已在所里住了20多天的陈伟和余骁也不例外——这是2月29日中午记者在四公里派出所看到的一幕。
“今天上午，分局下发了两三百条信息要电话核实，只有四个小时全部核查完。”当时，赵月桢在办公室座位上泡了一包方便面，吃了两块饼干，随即投入到紧张忙碌的电话核查中。
疫情的精准排查离不开大数据支撑。早在2月7日，南岸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就在重庆开发了微信二维码疫情防控小程序，个人扫码可以进入健康状况登记页面线上申报。据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介绍，“二维码”有效助推“三人小组”精准核查35327人，确保了该区疫情形势的总体可控。
“通过扫码公安部门可以为开工企业提供精准指南。”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团委书记王新星对记者说，但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排查依然离不开人。
对存疑人员进行反复人工分析后，公安系统通过详尽的风险报告，为企业提供详尽的人员名单，并给出充足理由和对策举措。
紧急任务下发了，但电话排查并不简单。时下普通市民接到骚扰电话是常事。怎么才能让对方相信是真警察?
“座机、警务通、手机我都会用，打通电话后先介绍自己。”赵月桢也有一套办法：“如果对方不相信，我会让他加我微信，然后视频通话，看我的警服和警号。”
根据大数据提供的信息进行电话核查只是第一步。确定有人在家后，“三人小组”才会上门精准核查。核查回来，社区民警还要将实地走访的大量信息录入系统，忙起来经常到晚上10点左右。
比如线上核查除了大数据排查，还有微信、QQ、微博。赵月桢趁入户排查，沿途主动添加微信，手机里的新业主一次就能增加10多个。
每晚12点，赵月桢都会做同一件事。把辖区内的小区微信群全部看一遍，及时对社区疫情防控漏洞提出针对性意见。
要控制疫情大爆发，只能靠一遍一遍的筛。和在门岗执勤一样，在微信群里同样可以捉“虱子”。“小区的保安莫班长是湖北人，他春节过后是不是从疫区回来?”四海好邻居群里业主纷纷问。第二天，看到微信群发出的疑问赵月桢到小区实地走访调查，最终了解到该人虽然没回湖北，但家里有湖北籍亲属。为避免群众恐慌，莫班长自觉居家观察了14天。
在各方社会管控的强大力量支撑下，重庆疫情“大爆发”终没有出现。目前，重庆和全国一样，疫情已从本地防控转为输入性防控。
要提高工作效率，除了上级下发的数据排查任务外，派出所需要发挥更大的整合资源优势。曾在南岸区分局指挥中心负责指挥调度的陈伟突破口是“想办法把系统权限拿下来。”
在我国，1946年公安机关成立公所，1948年改称公安分驻所，1950年改称派出所。派出所作为公安部门最基层的派出机构，对很多信息系统在综合运用和跨系统查询上，都有权限要求。
早在2018年1月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说：“要打破部门警种壁垒，打通交换共享渠道，集聚优质资源，推进开放共享，努力实现数据规模效益和价值最大化，努力为基层一线实战应用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数据信息服务和支撑。”
“公安部提倡数据要打破壁垒，如果数据来源于基层却不服务于基层，那是有问题的。”陈伟说，以前内勤、案侦、社区工作分成条块化，现在通过科技方式整合起来，警力调配发挥效能更大，疫情中已经得到了验证。
数据资源下沉后，派出所的综合指挥室可以代替派出所的领导，对日常调度、后续工作推进、业务支撑实施综合的指挥调动。“一句话，让一个人工作变成多个人支持。”
他举例：“以后民警处警下社区，内勤民警对辖区归口的案侦、社区信息归总后，提供综合信息。”陈伟说，”这样一来，案侦民警相当于和社区民警一起到了社区;社区民警到社区，借助信息支撑也仿佛和办案的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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