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一詞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易經》“天地交而萬物通”之概念。
走路，誰不會呢？其實不然。如果我們不注意交通安全，走路也會闖禍。每年春運的日益臨近，城市的道路交通也壓力倍增。此時，行人和車輛的最佳選擇，就是遵守交通規則，保證文明出行。我們國家作為文明古國，目前的交通規則是沿用了古代社會制定的交通禮儀。
前一陣，陝西省靈巖寺收藏了一塊南宋時期的石碑，上面有宋朝制定的“儀制令”。這塊石碑高0.6米，寬0.4米，上面只有十二個字，內容是：“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這是用來規定行人及車輛的禮儀，它體現了尊老愛幼、為他人著想的理念。
“儀制令”在唐朝時期開始興起，但也只出現在書籍之中，並沒有應用到實際生活中來。等到了宋朝，朝廷開始重視“儀制令”的推廣，他們要求在京城和各州府的主要道路上，都懸掛木碑或者放置石碑，上面寫著交通規則，要求路人執行。
也就是這樣，靈巖寺才有幸保留了這樣一件文物，它真實得記錄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其實，“儀制令”不僅是當時的交通法規，還能解決一些交通衝突。
開車上路，英國等國家是靠左行駛，而中國等國家則是靠右行駛。其實，行車靠左或者靠右，跟當地百姓的生活習慣有著很大的關係。我們國家靠右行駛是根據軍隊的習慣制定，古時候，作戰的士兵右肩都要扛著兵器。當兩軍相遇時，為了不會出現兵器相碰撞的情況，大家都會自動靠右行走，然後，把左邊讓出來給對方。這樣的習慣一直被沿用下來，直到唐朝才確定了“通行靠右”的明文規定。
那麼，為什麼唐朝能正式規定下這條交通規則呢？
其實，這個則跟唐朝的道路建設有關。唐朝比較重視道路建設，唐太宗繼位後，下令要求全國範圍內的道路都必須保證暢通無阻，且需要定期保養。
那麼，道路保養有什麼要求呢？
即百姓不可以隨意破壞道路，不可以隨意侵佔道路，不可以砍伐道路兩旁的樹木。此外，唐朝還重視驛站的管理，必須保證信息傳遞的順暢和及時性。唐朝詩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足以證明其物資運輸的速度之快。
唐朝的大城市人口眾多，且異常繁華，首都長安的人口超過一百萬，其城市道路的建設也非常有代表性。城市的道路網絡呈棋盤狀，南北方向有十四條街道，東西方向有十一條街道；中軸線上的朱雀大街寬度足足有一百五十米，路面用磚瓦鋪成，道路兩旁有排水溝和行道樹，佈置得也很大氣。
城市內部的道路用泥沙鋪成，為了防止塵土飛揚，上面還會鋪上細沙，這些沙子來自於城外的滻河。有一句唐詩，是這樣描述當時的城市道路情況的，內容是：“長安大道沙為堤，早風無塵雨無泥。”但是，野外的道路卻沒有那麼講究，這些道路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驛道”，一種是地方修的道路。
驛道主要是政府修建，用來傳遞消息及運輸糧草；地方修建的道路可能就是一些土路，平常供百姓通行使用。當時的交通十分發達，由於人口眾多，城市道路經常出現交通堵塞的情況。因此，中書令馬周建議頒佈靠右行走的規定。據《馬周傳》記載：“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
這裡的“入由左，出由右”即是“靠右通行”的規定。馬周之所以建議大家都靠右出行，是因為這樣可以方便城門口的士兵檢查。守城士兵對出城門的百姓有檢查的義務，如果出入沒有規定方向，則會出現嚴重的堵塞。如果規定了大家都“靠右行走”、有序接受檢查，那城門口的檢查就會變得順暢。
不僅對於陸路交通有規定，唐朝時期對水路交通也制定了規矩。
以前，行船沒有規定，大家互不相讓，導致很多翻船、人員溺水的意外事件。後來，唐朝規定了行船的法規：“各相迴避，若湍磧之處，即泝上者避沿流之類，違者，各笞五十。”
也就是說，大家在行船過程中要相互迴避，如果相遇了，上行要回避下行的船隻。如果沒有按照這個規定，那違反規定的人會被用藤條擊打脊背五十下。後來，唐太宗聽說脊背是人的經脈聚集位置，不宜擊打，於是，就改成了擊打屁股。我國的交通法規是在唐朝興起的，而到了宋朝才盛行。
儀制是朝廷對全國頒佈的法規禮節，貞觀十一年唐太宗頒佈了唐朝的《儀制令》，其中，就有這麼一條：“凡行路巷街，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然而，在唐朝儀制令並沒有實施到生活中，只是留在文書中。到宋朝，儀制令被刻在大街上的木板，讓大家都能看到時刻提醒自己要遵守道路法規。
靈巖寺所珍藏的石碑，是南宋淳熙八年立於州縣街頭的。福建松溪縣的路碑，則是南宋開禧元年立於縣城外的鄉村道路上。後來，“儀制令”在宋朝專門指雕刻在木碑或者石碑上面的交通法規。宋朝對於“儀制令”的推廣十分積極，其實，也是因為當時的交通工具比較多，需要有法規來約束它們。
宋朝時期，南方人行船、乘車轎的比較多，而北方人坐馬車、騎牲口的比較多。車子又有太平車、囚車、陷車之分，船隻又有官船、漁船、哨船、渡船、戰船之分，車轎又有山轎、涼轎、暖轎、蔸轎之分。此外，還有騎牲口的情況，牲口又有馬匹、驢、騾子之分。
所以說，道路上的交通工具種類非常多，參差不齊。
據《楊文公談苑》記載，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大理正丞向皇帝上書，請求在京城及各州府的要道上刻錄“儀制令”，以便百姓們謹記於心。太平興國八年，宋太宗要求京城及各州府必須在各交通要道上懸掛木牌，上面雕刻“儀制令”的內容。之後，朝廷將這些內容定為交通規則，讓百姓按此執行。到了南宋時期，“儀制令”的普及範圍擴大到各縣，且警示方式也從懸掛木牌逐漸變成立石碑。
在古裝影視劇裡，我們經常看到“鳴鑼開道”的情景。
一般來講，縣令上街，差役會鳴鑼七下，就是說軍民都要避讓；如果是州府官員上街，差役會鳴鑼九下，就是說官吏和軍民都要避讓；如果是省一級官員上街，差役會鳴鑼十一下，就是說文武官吏和軍民都要避讓；如果是中央一級官員上街，差役會鳴鑼十三下，就是說大小官員和軍民都要避讓。
其中，“儀制令”裡的“賤避貴”，意思是：“身份低的人要給身份高的人讓路，普通老百姓要給達官顯貴讓路。”宋太祖曾規定了朝廷內外官員相見的禮儀，即級別低的官員要給級別高的官員讓路，還有尊貴的官員可以站中間，級別低的官員只能站兩邊。
此外，明朝也有相似的規定，城市軍民、老百姓騎馬遇到達官顯貴通過時，他們必須下馬給他們讓路；還有級別低的官員必須以側立、迴避的方式來處理與級別高官員相遇的情況。到了清朝，軍民在大道上遇到官員經過時，不僅一定要避讓，還不允許發生任何衝突情況。
“儀制令”的內容，除了“賤避貴”外，其它三條規定也很有深意。
“少避長”指年輕人要給老年人讓路，表示自己的尊敬；“輕避重”指負擔少的人要給負擔多的人讓路，避免影響道路順暢；“去避來”指主人應該給客人讓路，客人畢竟遠道而來，主人應該發揚友愛精神，給客人以方便。可見，“儀制令”的要求不僅反映了禮讓的必要性，還有尊老愛幼、為他人著想的美德。
【《“儀制令”石刻》、《楊文公談苑》、《舊唐書·卷七十四·馬周本傳》、《資治通鑑·唐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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