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铭鉴在家中书房（2018年7月20日，上官消波摄）
昨天上午10时12分，上海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上海文化出版社原总编辑，《咬文嚼字》创办人，著名出版人郝铭鉴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76岁。
郝铭鉴，1944年12月生，江苏建湖人。196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8年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后借调至市文教办公室工作。1978年5月重新分配至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参与编辑《文艺论丛》等期刊和文艺理论图书，策划“文艺知识丛书”，责编《朱光潜美学文集》、李泽厚《美学论集》等。1985年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探索书系”“世界文学金库”“文艺鉴赏大成”“文化鉴赏大成”等。1999年任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兼任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1994年创办时尚刊物《HOW》，1995年创办语文刊物《咬文嚼字》，曾任《文化与生活》《旅游天地》《编辑学刊》《美家》及《HOW》《咬文嚼字》主编。历任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上海市语文学会、上海市编辑学会副会长，并获“上海出版人奖”金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郝铭鉴先生是我馆馆刊《新闻出版博物馆》编委，一直关心支持我馆筹建工作。2011年4月，在他创办的《咬文嚼字》出版两百期之际，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和上海市编辑学会共同举办了“郝铭鉴与《咬文嚼字》座谈会”，现场嘉宾发言整理成文以《小杂志 大事业》为题刊登在本刊第15期上。这本敢于挑战权威、不断推陈出新的小丛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语文生活，而郝铭鉴先生笔耕不辍、尊重文字、“优雅地运用我们的母语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的精神，将为读者所铭记。在此，我们节选座谈会上郝铭鉴先生发言，再次聆听他的声音。
先生音容宛在，风范永存。一路走好！
两个小时，脸皮发热，心跳加速。用我们刊物的一个栏目来说，自己觉得是“众矢之的”。现在除了向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同行表示衷心的感谢之外，我想披露一下自己的心境。为什么要办《咬文嚼字》？我觉得有两点：一点是兴趣，因为我愿意做教师，做语文教师，这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小时候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读不了书。七岁想读书，不行；八岁想读书，也不行，家里没有钱。我九岁读书，我妈妈把过冬的棉衣当掉以后，说是可以读书了，交了学费。从进学校那天开始，我就暗下决心，将来读了书以后，我要做教师，我来教别人读书。所以给学校上课，我从来不计较有没有钱，钱多钱少。在华师大上一学期课，我拿了1800元，最后请学生吃了一顿饭，全部用光，一分不剩。为什么要请他们吃饭？这是朱光潜先生告诉我的，朱光潜先生说他在欧洲读书，最后一节课，必然是老师请学生吃饭，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老师要感谢学生，是学生让他的智慧得到了梳理、激发，所以应该衷心感谢这些学生。所以我上了一学期课以后，也请学生吃了一顿饭。
我在卢湾中学上课，校长觉得莫名其妙，怎么有人要来上课。我打电话过去，问能不能有一个班级让我上语文课，我不取任何报酬。我当时想借此了解现在中学生对语言文字运用的实际状况。校长觉得不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理我。后来我连续打了几次电话，他说让语文教研组去看看这是一个什么人，你给他一个班级上一课看看。我去上了，那个教研组组长对我很好，他说你就上下去，我就上了一个学期。
上了一学期课，班级里的同学不知道我不是这个学校里的老师，我每次去上课，上完就走了，用的是自编的教材。到最后一课，我告诉同学，到此结束，请你们每人给我写一封信，做一个练习。我想看看同学在写信中会存在什么问题，给他们做最后一次讲解。但同学信的集中内容，就是下学期你还能不能来上课。现在办这个刊物，相当程度上就满足了我做教师的愿望。我觉得好像在更大的课堂里，跟更多的人在进行交流，有一种满足感。
另一方面就是责任，我觉得我一个文科背景的人，一个从事人文科学图书编辑的人，在文化博弈中，需要一种力量，让那种不把文字当回事的人，知道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我们是小刊物，但要起大作用，在博弈中代表一种社会责任。
真正要办好这份刊物，能够有今天的影响，我深深地感到绝不是个人的作用，绝不是个人的功劳。我昨晚睡在床上想，十多年办下来，我突然发觉这么小的一个刊物，有这么多人在呵护她，有那么多双眼睛在关注她，真的让我感到吃惊。这个小刊物，联系的方方面面各个层次，出乎我的意料。
我是1994年开始筹办《咬文嚼字》，9月份决定办这个刊物。我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我不认识许嘉璐，但知道他是刚上任的语委主任。我一个电话打到北师大，因为他是北师大校长，我说你能不能把电话转给许嘉璐先生。果然转到他家里，我跟他说，你是新上任的语委主任，我准备新编一本语文刊物，我们能不能留个纪念，你给我写一篇序言，我就这样跟他提出要求。许嘉璐真是爽气，他说好，这个国庆节交给你。国庆期间他给我写了创刊号的序言。作为国家语委主任，他非常支持我们这本刊物。我们刊物开始没有刊号，五年以后才拿到刊号，拿这个刊号很不容易，全国当时批了五家。上级把我叫到北京去，李岚清同志办公室专门跟我说，李岚清副总理对你们的刊物很重视，他做了社会调查，现在学生的刊物很多，教师的刊物很少，但是提高一个教师的语文水平，就可以提高一批学生的语文水平。所以李岚清副总理建议你们，把教师作为《咬文嚼字》的第一读者。原来我们预设的读者是编辑、记者、校对……现在教师是第一读者。有一天，许嘉璐突然打电话来，说你知道温家宝吗？他说温家宝想看《咬文嚼字》，明确告诉我他想看《咬文嚼字》，当时温家宝是副总理，我们马上给他寄刊物。他跟许嘉璐谈到《咬文嚼字》，许嘉璐告诉我温家宝是读书人，他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另外中宣部刘云山部长2006年批示，要推广《咬文嚼字》的办刊经验。
中宣部出版局的同志告诉我，全国就开了两次会议，《咬文嚼字》是其中之一，这些领导非常关注。在上海，汪道涵市长，只要我们一出合订本，汪市长必然要我们的刊物。那一年他在瑞金医院治病，把我找去，说我们来谈谈《咬文嚼字》。我以为一般领导就随便讲讲的，但那一天我去了一看，汪市长真的对语言文字非常熟，他拿了一本书，里面都是讨论语言文字的文章，他跟我讨论这个字的读音，那个字的用法，讲得非常细，让我觉得我们做这项工作的价值感充分体现出来了。他说：“你们做的是一字一词的纠错，实际上是在维护中华文化的大厦。”一下子就提得很高。
我在创刊以前拜访过吕叔湘先生，那天他在生病，本想不打扰他了，下次再去。但吕先生从病床上披了一件衣服起来，一定要跟我谈《咬文嚼字》。他说他就想办这么一本刊物，但他没有精力办了。他说你要办就把它办好，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所以我们一开始为要不要点名，如果点名可能要伤一些人而顾虑。偏偏第一期要点的就是华君武。我们给华君武写信，说能不能点你的名？华君武的回信，真是直抒胸臆，后来公开发表了。他说你们尽管点，我决不做死不改悔的错别字派。尽管我经常写错别字，但我是愿意改正的。批判的是我的差错，就像医生给病人开刀，你能责怪医生吗？他是给你治病。
这些前辈说的话，坚定了我们办刊的信心，增加了办刊的勇气。所以直接点名、毫不留情成为我们刊物的一大特色。包括王蒙，在医院里接到我们批评他的材料。他看完以后，说十条材料我九条赞成，剩下一条我有保留意见。我问他是哪一条，他说你们尽管公布，我自己再想一想。最后证明那一条我们是咬得不对的，王蒙的回应体现了大作家那种泱泱大度。虽然我们一开始很担心，但后来在咬嚼中，恰恰跟很多文化人、前辈、知名人士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刊物能走到今天，跟读者的支持是绝对分不开的。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看了以后眼泪都要掉下来。我们的读者那么认真，那么虔诚地来支持我们的刊物。有一次，我收到广西北海一位读者的来信，他给我寄来一本印得歪歪斜斜的《咬文嚼字》合订本。他在信中说，我在广西工作，非常喜欢《咬文嚼字》，每年父亲都给我买《咬文嚼字》，但今年父亲过世了，《咬文嚼字》看不到了。妈妈觉得要满足儿子的心愿。他说我那77岁的老母亲，从静安寺出发，沿着南京路去买《咬文嚼字》，老太太从来不知道《咬文嚼字》为何物，但是她一路走过去，看到书摊就问，有没有《咬文嚼字》？见到书店就进去问，有《咬文嚼字》吗？最后终于买到一本《咬文嚼字》，给儿子寄去。寄去之后，儿子发现印歪了。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换一本。我看了这封信非常感动，马上把好的书给他换过去。这位读者也真是了不起，马上寄来四百元钱，说你买合订本帮我送给希望小学。这些故事很多很多。一想到有这么多读者支持，我们没有理由不办好这个刊物。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
今天开这个会，我觉得不是对一个人的肯定，甚至不是对一个刊物的肯定，它表现了我们文艺总社、文艺集团一种文化理想、文化追求，是对编辑精神的肯定。这个会议之后，作为我们编辑部的人，应该知道感恩，那么多人在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确实恩重如山。我们要知恩图报，要知命，这个命是使命。这个刊物不是一般的刊物，不是随便消遣的刊物，它承担着历史使命，有没有这个刊物，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有强烈的使命感，使我们的刊物办得更好。另外，我们要坚持。十多年办下来，《咬文嚼字》到了一个攻坚阶段，它跟初期不一样，初期说什么，读者都要听的，但到了这个阶段，就需要更大的编辑智慧。编辑工作没有智慧不行，那时候一个小刊物要亮相，怎么亮相？全国8000多种刊物，你一个小刊物，人家怎么来关注你？我们天天想，想到“向我开炮”这么一个点子。从读者的心理来说，如果他一个差错都查不到，这场活动你好像自己很得意了，我没有差错。但实际效果不好，读者觉得失望。就是要有差错，但这个差错不能是实质性的差错，关键词语的差错。如果那样，传开以后，《咬文嚼字》很坍台。你自己都搞不懂，怎么纠错。所以我是天天想，最后想到在封面上留一个差错，这个差错就是拼音差错，但这个差错是有话可说的。咬文嚼（jiáo）字，还是咬文嚼（jué）字。我因为听过很多专家说过，咬文嚼字念jiáo，是北京人的话，根据他们自己的读音习惯定的，其实不应该念jiáo，应该念jué。但文件规定了，所以我们要听它的。我们定了这个差错，后续还发表一篇文章，讲念jiáo还是念jué，告诉大家语言文字的道理，提升这篇文章的可读性。所以文章出来以后，在很多高校引起反响，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我们承认一个差错，让读者觉得《咬文嚼字》说话算话。古人说“移木建信”，一个木头搬过去，把信誉建立起来。我们也是，愿意出点钱，但要买一个关注，买一个读者的眼球。所以，办刊没有智慧是不行的。现在需要更大的智慧，更多的智慧，怎么让读者持续关注一本刊物，仅靠热情是不行的。一定要让读者觉得你这个刊物是可以亲近的，你的刊物对他来说非常有价值。这方面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现在走到这一步，对我来说，我是全力以赴，问心无愧。但刊物要真正进一步地向前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社会那么关心，领导那么支持，但我们自己今天做到现在还是一本小刊物，确实也有愧，并没有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今天编辑部的几位年轻人都来了，我希望以这个会议为转折点，下一步应该是年轻人站到第一线，年轻人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把《咬文嚼字》进行到底。下次我们开会，不是开“郝铭鉴与《咬文嚼字》”，而是“《咬文嚼字》与中国语文”，“《咬文嚼字》的团队与中国出版”，真正发挥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作用。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郝铭鉴与吕叔湘（1994年）
▲郝铭鉴与巴金
▲郝铭鉴与丁景唐（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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