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師：講真話也是一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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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與言責

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鼃是齊國的一個官員，本來在靈丘這個地方做官，後來辭職不幹“而請士師”，希望能做“士師”，在齊王旁邊，能對刑罰方面的事有所建議。孟子說“似也”，你這番用心是很可取的，“為其可以言也”，希望能常和齊王見面，對他有所建議，使他能有好的政績。“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現在你就職以後已經有幾個月了，怎麼沒聽說你發表過言論，使齊王有所改正呢？“諫”是下位對上位進勸的話。這位先生聽了孟子激發的話，於是向齊王提出了建議。蚔鼃向齊王提出應該改進的辦法，但是齊王沒有采用，於是“致為臣而去”，這個“致”就是退還的意思，“致為臣”也就是“致仕”的意思，辭職不幹了。

這位仁兄實在了不起，被孟子一說，馬上從善如流，對齊王提出諫言，想對國家有所貢獻，無奈齊王不肯採納，蚔鼃無法達到自己的理想，只好掛冠而去。齊國人知道了這件事，就說孟夫子這位先生教別人倒是教得蠻好的，但是他自己到底做得怎麼樣就不知道了。

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公都子是孟子的學生，在外面聽到這些消息，就回來向老師報告。孟子聽了，並不介意，同時說“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依據中國文化的精神，既然身居官職，不能盡心公務、不能達成任務的話，就應該引咎辭職。因為做官的目的就是貢獻自己的力量，為社會國家謀福利，既然達不到目的，再佔著這個官位就失去了意義，說句難聽的話，何必佔著茅坑不拉屎呢！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在中國歷史上，“言責”是一股無形的力量，相當於現代的監察制度。孫中山先生也深知這種精神的可貴，因此在著作三民主義時，以西方的三權分立為主幹，再加入中國原有的考試、監察兩種制度，特地編成了五權憲法。在古代，監察御史專門負責評論，即使對皇帝也不例外，看到皇帝有不對的地方就奏上一本。奏文裡面都引經據典，加上一番大道理。但是有時候詞句實在太嚴厲了，皇帝看了真不是味道。所以在中國古代，皇帝實在不是好當的，表面上看起來是專制政體、君主獨裁，其實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傳統的法治精神。

為官者經常抱著要對歷史、對百姓負責的存心。所以我常說，要懂中國歷史，不能只看正面的歷史，還必須看反面的歷史，就是歷代大臣的奏議。皇帝儘管不好，不願意採納忠言，但是做臣子的寧願以身家性命做賭注，冒著生命的危險也要進諫忠言。所以在歷史上，有些大臣為了第二天要上奏章，經常連夜不睡，有的甚至棺材都準備好了。他們同時留下一份奏章的副本，因為萬一第二天上朝觸怒了皇帝，會被殺頭；或者是自己甘願以死盡忠，不惜生命的代價，要對歷史文化負責。大臣們“心存君國”，到必要時就以死報效，積極地說，是盡忠報國；消極地說，就是怕死後在歷史上留下不直言進諫的汙名。現在市面上有一本唐朝的《陸宣公奏議》，大家不妨買來參考參考。

說到這裡，順便插一段題外話。從前當大官實在是不舒服的，每天早上兩點鐘就得早朝，連覺都睡不好。做皇帝的也是天不亮就必須起床，通常都是老太監站在門外敲鐘，第一次敲過，皇帝未起床，就再敲第二次，再不起床，老太監就不客氣了，手上拿條熱毛巾，往皇帝臉上一蒙，順手就把皇帝給拉了起來。皇帝睡眼惺忪的，換好衣服，就連拖帶拉地被架上了朝。國家大事討論兩三個鐘頭以後，早朝結束，皇帝回去吃了早點，又要打瞌睡了，於是再睡上一覺。這就是“回籠覺”這個典故的由來。同時我們再看看現在的公務員們，以及整個社會的風氣，不要說死後不怕人罵，活著的時候也儘管人罵，不在乎，只要他官做得大，錢賺得多，管他別人怎麼說！

但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美國肯尼迪總統有句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凡是中國人，是不是也都應該自己反省反省呢？

——《孟子與公孫丑》（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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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奸之辨

司馬遷更進一步引申，古代所謂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樹一樣，世界上的樹都彎下去，只有這棵樹是直的，但這棵樹也很危險，容易被人砍掉，所以雖然直的，但有時軟一點而並不彎曲。自己站住。站住以後，在這種時代也是很難處的，不願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顯得特別，特別了就會吃虧，還要配合大家，但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樣又不行。在“致曲則全”的原則下，必須保持著一貫的中心思想。

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詘”，看起來好像不會講話。“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則，好像太極拳一樣，跟著混，而結果達成他的目的，

這就是叔孫通的作法，結果他不但開創了漢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制度。這是說臣道的宗旨，一個人在時代的變化中間，為社會、為國家、為民族文化、為個人，要站住已如是之難，站住以後要達到一個為公的目的就更難了。

——《歷史的經驗》（東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