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薦一本書《鼠疫》。《鼠疫》的作者加繆是一位法國作家，他憑藉此書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本書的寫作靈感來自於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名作《白鯨》，此書和《白鯨》相似的點便是以寓言式的手法，把法西斯比喻為橫行的鼠疫，吞噬千萬人的生命，敘述了20萬市民在鼠疫的凌虐下苦苦掙扎，奮起反抗的英勇故事。這是一部人類應對災難的寫實主義名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鼠疫》封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加繆本人雖然因為一段時間肺病纏身，但仍堅持參加抵抗法西斯的運動，為反對法西斯統治撰寫文章。他還把自身的一段心路歷程融入到了其中一位人物朗貝爾身上。1942年，加繆因肺病到法國南部療養，期間，德國進攻法國南部，他和家人瞬間失去了聯繫。書中的朗貝爾，便是和加繆當時處境一般的異鄉客，被迫滯留在奧蘭市。作者描寫了他從疏離、隔膜、拼命逃離到逐漸融入與鼠疫進行對抗的變化，是本書心理描寫最精彩的人物之一，並藉由朗貝爾之口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要是隻顧一個人自己的幸福，那就會感到羞恥。”加繆原先是一個堅定的個人主義者，他認為個人的幸福應該置於一切之上。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加繆發現“個人絕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決社會生存的種種矛盾，他在此書中不斷表露自己對人類出路這個哲學命題的思考。
書中的裡厄醫生曾發出一句振聾發聵的吶喊：“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是誠實”。“誠實”二字是作者思考的答案之一，並貫穿全書。作者用冷峻的筆調如實記錄了人們抗擊疾病所遭受的痛苦和內心的彷徨。
在鼠疫爆發的開始，是真相缺席的一幕。奧蘭市政府當局是企圖掩蓋事實真相以避免輿論出現恐慌。“報紙在老鼠事件裡喋喋不休，對死人的事卻隻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卻死在他們自己的房間裡。報紙只管街上的事。” 直到死亡病例每天成百的增加，自欺欺人瞬間轉為驚慌，毫無防範措施的人才意識到一場災難已經降臨。真相本身並不可怕，真相缺席引發的恐懼才是真的可怕。
在極度恐慌和混亂中，作者塑造了裡厄醫生，他是抗擊鼠疫戰爭中最堅定的領導者、指揮者、實踐者。
2008年，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國家一級演員田蕤飾演裡厄醫生
裡厄醫生在鼠疫侵襲之前，就是一位奔走在各個街區，不論貧富都一視同仁的醫生，他深受人們的喜愛。鼠疫降臨之後，裡厄醫生卻受到了患者家屬的排斥，他必須帶著士兵上門，因為患者家屬知道，這時候的醫生就是死神的代表，一旦隔離，與親人就是永訣。裡厄醫生沒有退縮，他始終坦誠面對家屬的仇恨。加繆通過裡厄醫生，堅定地表達自己的心聲：“我認為自己對當英雄和聖人都沒有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人”。裡厄醫生在鼠疫面前做著徒勞無功的奔忙，就像西西弗斯週而復始推著巨石不斷上山，做著無效而絕望的勞作。裡厄醫生的內心有過掙扎和難過，不過在行動上他從未放棄，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從春天一直到入冬，只要有一絲希望他就一遍遍做為病人切開化膿的淋巴腫塊的手術，和同事研發血清與疫苗，試驗失敗了再來，他堅信“看到瘟疫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和痛苦，只有瘋子、瞎子或懦夫才會對瘟疫逆來順受”。
沒有死亡的鼠疫是欺騙，作者冷酷而細緻地描寫了兩位人物的死亡。一位是和裡厄醫生並肩戰鬥到最後的塔魯。
《鼠疫》劇照，圖源Le Théâtre Royal Des Galeries
塔魯是《鼠疫》中最悲壯的角色，他身高體壯，病情來得突然，一夜之間變將他糟蹋得不成樣子，臉色慘白，“高燒像一場暴風雨，使他周身不時地驚跳、抽搐”，裡厄醫生和醫生的母親只能看著這位曾經站在他們背後的勇士，慢慢失去生氣。
在鼠疫肆虐的時候，唯一一次忙裡偷閒的事情是裡厄醫生和塔魯去泡了一次海水浴。在這次放鬆中，塔魯向裡厄說了自己的身世，那段深情的回憶、剖析內心的告白，感人至深。他從小敬愛的父親是一名代理檢察長，父親邀請塔魯去旁聽一次審判，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子承父業，塔魯的世界觀卻在這次審判中崩塌，一個人怎麼可以去剝奪另外一個人的生命。“任何人都禁不住去判別人的刑，連受害者有時都可能成為劊子手。
”在《社會性動物》一書中，記載了一個著名的電擊實驗，65%的人看到別人痛苦的反應，依舊選擇電擊直到最後，類似的實驗還有“斯坦福監獄實驗”，一批學生扮演囚犯，一批學生扮演看守人，所有人在角色中無法自拔，發生了虐囚和暴動。這兩個實驗都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不要妄自挑戰人性。
塔魯知道自己無法改變人性，因此一直活在痛苦中。但這個體格魁梧的人怎會束手就擒？他是和裡厄醫生一起第一批反抗鼠疫的人。他組織志願者分隊，日以繼夜地工作，非常清楚其中的風險，從來不見退縮和懼怕。塔魯的死亡是一場悲劇，發生在已經快要戰勝鼠疫的時刻，所有讀者沒有想到怎麼在光明面前還有一場死亡在候著，這是作者加在讀者心口最後一塊大石。就像那個老哮喘病人說的“好人總是先死，這就是生活。”
還有一場是奧東法官兒子的死亡。作者更是冷峻，用細膩的筆觸描寫一個七歲孩子的死亡，他沒有很快死去，而是慢慢經受折磨，臉變成灰色，四肢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就“瘦得像劈柴”，疾病最後的折磨讓他發出不像人類的叫聲，這種渲染手法讓讀者感到切膚之痛。
1562年,荷蘭畫家勃魯蓋爾創作《死神的勝利》，展現了中世紀教會黑暗下的瘟疫圖景
男孩的死亡改變了兩個人。一個是法官本人，一個是神父帕納盧。奧東法官是一個嚴肅古板的人，出場時他“相貌一半像過去所謂上流社會的人物，一半像一個陰鬱的運屍人”。患氣喘病的老人形容奧東如果死亡，都不需要殯儀館化妝。他對待妻子和兒女也像馴獸師。這樣一個古板，嚴肅的人設，我本以為會是一個反面教材。不，加繆的筆下沒有絕對意義的反面人物。塔魯第一次聽到法官說兒子姓名的時候，“他明白事情起了變化”；當裡厄醫生接法官離開隔離營，超出預計隔離時間，我以為這個古板的人怎會容忍這個錯誤而動怒，沒有，法官表示理解，還提出要在隔離營做志願者。“大夫感到事情有了些變化“。這個變化是關鍵的，奧東法官這樣迂腐的人都能一起來抵抗鼠疫，為取得勝利埋下了伏筆。
另外一位帕納盧神父對宗教態度的轉變是從男孩的死亡開始的。帕納盧神父是一個堅定的天主教神父。他在第一次佈道時慷慨激昂。“儘管感到這些天的恐懼，聽到垂死者的號叫，仍然像上天傾訴教徒的心聲和愛慕之情。其餘的事，天主自會安排。” 頗有古代如果天不下雨，地鬧乾旱，必然是君王不徳的意思。男孩死後，神父做了第二次佈道，他變了，他不再稱“你們”，而是“我們”，他提出面對鼠疫，人們不能屈膝投降，而應該開始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從一個高高在上的拯救者姿態轉變成了與民眾攜手共同抗擊厄運的救贖者。加繆本人對宗教有沒有懷疑，我們並不能完全通過帕納盧神父知曉。然而通過以上這些人物及書中更多紛紜複雜，攜手反抗鼠疫的形象，我們知道了作者對人性的觀點。
人可以在災難面前表現出理性、勇敢、善良，這才是生而為人的美好之處，是“捍衛真理、自由和平等以及人類生命存在的尊嚴和價值”的最有力武器！正在經歷這場襲捲全球的病毒的我們，拿起這本《鼠疫》會產生更多共鳴，或許在你的身邊就有裡厄醫生，塔魯，朗貝爾，或許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我們誰也不知曉現在這場災難還要持續多久，未來帶給全球的影響會有多大。而人類千百年的智慧都在故紙堆中埋藏，誠實是我解讀的答案，你的答案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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