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本報記者 徐蓓
又一年清明節快到了，每一箇中國人都會在這個特別的傳統節日裡慎終追遠、懷念故人。究竟什麼是生命的意義？我們應該有怎樣的生死觀？從福壽園國際集團首席品牌官伊華和臨終關懷志願者紀慈恩的演講中，我們也許可以得到一些啟迪。
向死而生，你才能瞭解生命真諦
伊華
這個行業也是需要美的
我是來自殯葬行業的一名女性從業人員，從1996年進入這個行業，至今已有24年。我為什麼會進入這個特殊行業工作呢？
16歲那年，我曾是中國第一代的時裝模特。那時的我，像每個女孩一樣，有著美好的憧憬，希望呈現最美的自己。但我出身於教育世家，爸爸媽媽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一致反對我當模特，所以我的模特夢沒有實現。
後來，我又進入外資企業工作，還曾經在一家房地產公司當過市場營銷總監。那時我才二十幾歲，但是，我覺得富足和安逸來得太早，對一個人的生命沒有太大的意義，反而會成為前行道路上的阻礙。因此，1996年6月1日，我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沒人敢去甚至很多人忌諱的殯葬行業作為我未來的事業。
這個決定，當然再一次在家庭裡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我的爸爸媽媽說：以後人家問我們，“你女兒在哪裡工作？”我們說不出口，也抬不起頭啊。其實，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讓我深深體會到這個行業需要更多的有識之士、更多的年輕人加入。於是，我對我媽說：媽，你給我一點時間，我希望能夠帶領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登上大雅之堂，因為這是所有中國人都需要的服務，它也是需要美的。
今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說，在這24年的從業過程中，我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把殯葬做美。
我希望這種美能夠透射出家庭的情感、社會的溫度，能夠讓更多的人在告別親人的這一刻感受到生命真正的意義。所以，我們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把公墓變成公園，第二件是讓告別變得美麗，第三件是讓傳統祭祀變成現代紀念。
更是在呵護過往的記憶
有些人覺得，你們殯葬行業，不就是燒一燒、埋一埋嗎？答案肯定不是這麼簡單。
有一年，我代表中國殯葬業參加全球殯葬大會，進行了5分鐘的演講。演講後，有一個美國人現場提問：你是怎麼理解信仰問題的？
這是一個足有3000人參加的大會，我又是中國殯葬行業的代表，所以我仔細想了一下，對他說：非常感謝你提這個問題，通過我自己這麼多年在殯葬行業的觀察，我發現，我們的信仰不像西方社會那樣在教堂裡。中國把清明節定為國定假日，它是一個祭奠祖先的節日，是除了春節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這些重要日子就包含我們的“信仰”。
全球殯葬大會共有4天的會期，在我回答了這個問題之後，那個美國人只要在會場或者其他場合看見我，都會遠遠地對著我鞠躬。
回到國內，我開始想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把殯葬做得太簡化了？殯葬行業所做的，不僅僅是處理遺體，它更是在呵護過往的記憶、家庭的情感和社會的溫度。所以，我們要把這一份事業提升到推進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高度去做。
向遺體捐獻者致敬意
2002年，我們在全國創建了第一座遺體捐獻者紀念碑。很多人問，你們一個墓園，為什麼要建遺體捐獻紀念碑？
這個念頭，來自我不經意間聽到的一件事。一個遺體捐獻志願者的家屬向我講起他家裡的事情。他爸爸媽媽在生前簽下了遺體捐獻志願書，可是當他父母離開之後，子女卻不願意兌現這個承諾。我問他是為什麼。原來，捐獻的遺體被送到醫學院、用於給學生上解剖課後，就會集體送到火化場火化，而火化之後，家裡人是收不到骨灰的。這樣一來，每年清明節的時候，沒有地方去掃墓，子女覺得有很多遺憾，所以不願意兌現遺體捐獻的承諾。
這件事讓我挺受觸動的。在走訪了50個遺體捐獻志願者的家庭後，我們決定做這樣三件事情：第一，為這個義舉樹碑立傳。在這座遺體捐獻者的紀念碑上，刻著上海每一位遺體捐贈者的名字；第二，在我們的推動下，醫學院的學生在大體解剖前有了一個儀式——向大體致敬；第三，遺體解剖完之後，醫學院會向捐贈者家屬出具一張證明，這張證明上有全體師生的簽名，表示對遺體捐贈者的崇高敬意。同時，還確定在每年的3月1日舉行社會公祭活動。
我們覺得，墓地不僅是安葬逝者的地方，它也是一個能讓我們紀念社會群體的地方。
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上海每年只有兩個遺體捐獻實現者。到了今天，全國各地一共有30座遺體捐獻紀念碑，上海每年的遺體捐獻實現者超過2000人。這讓我們覺得特別欣慰。
既要生死兩安，更要生死兩悅
我們希望更多的中國人能夠在和親人告別的這一刻，領悟到向死而生的意義。因為只有悟透死亡，才能夠了解生命的真諦。
曾經有一部日本電影《入殮師》，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影片中，一位大提琴手誤打誤撞成了一名入殮師。起初他對這個職業抱著排斥的心理，但後來逐漸熱愛上了這個職業。藉著這位新手入殮師的眼睛，電影通過呈現各種各樣的死亡，展現了圍繞在逝者周圍的充滿愛意的人們。
殯葬行業沉寂千年，因為傳統觀念的束縛使其難以改變，但是改變並不是不可能的。我一直對員工們說，我們今天做的不是一個簡單的職業，而是一個精神撫慰的事業。所以，2016年，福壽園創辦了中國殯葬行業第一所學院，叫生命服務學院。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學院能夠把死亡教育、生命文化、生命服務等理念更廣泛地傳遞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我們來到墓地，送別親人，不只是為了生死兩安，更是為了生死兩悅。生命的價值不是一路奔跑做加法，我們也要學會有能力去做一些減法。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不是物質層面，而是精神層面、情感層面。
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從死亡中讀懂愛，感悟愛。
（內容整理自“造就”演講）
終於，我又可以勇敢地面對死亡
紀慈恩
這件事曾經殘酷地摧毀了我
到目前為止，我的生命被分成了兩個部分：20歲之前和20歲之後。
19歲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肝癌。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實地感受到死亡的存在。當時，她在荷蘭留學。在荷蘭，安樂死是一種合法的行為。因為已到肝癌晚期，病魔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她，疼得實在受不了，她甚至會咬自己的胳膊。所以，我去看她的時候，她求我為她簽署安樂死同意書。
我那個時候太年輕，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承擔得起對另外一個生命的責任。在萬般無奈下，我狠心為她簽署了一份安樂死同意書。
這個決定，由此改變了我的後半生。
在她的追悼會上，當人們得知是我為她簽署了安樂死同意書時，可怕的一幕出現了，我至今都無法忘懷。他們說，是我殺了她，他們說，我一定會得到報應。開始是一個人、兩個人，到最後，幾乎所有的人都對我進行譴責。
在此之前，我每天都因為好友的去世而哭泣，用醫生的話來說，這是一個人遇到這種事情時的正常反應；而自從追悼會後，我沒有再對此說過一句話，我感覺自己已經無力面對這個世界。自我封閉，成了我保護自己的唯一方式。我每天都躲在屋子裡，拉上窗簾，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也不和父母說話，只是每天坐在地上，問老天為什麼對我這麼不公平。那一年，我被確診為“創傷後應激心理障礙”，是一種很嚴重的心理疾病。
經過一年半煉獄般的治療，精神鑑定中心為我開具了一份已經康復的鑑定書，但實際上，我知道我並沒有康復，因為我對死亡仍然有著非常深的恐懼。
死亡，它曾經這樣無情而殘酷地摧毀了我，我一定要認清楚它的真面目，我要看看它為什麼會讓我變成那個樣子。所以，後來我做了一個決定，要去離死亡最近的地方——臨終關懷醫院，去了解死亡的真相。
因此，我在21歲的時候，成了一名臨終關懷志願者。
要清醒地活在當下
至今，作為一名臨終關懷志願者，我已經送走了幾十位臨終者。
我曾經以為，我是去與死亡對抗的，但沒想到，最後我和它握手言和。
在臨終關懷醫院裡，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死亡。有的人很平靜地面對死亡這件事，有的人很掙扎、很折騰，也有的人活得很精彩。他們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走向死亡。
在我服務的對象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林的奶奶。她是一個很有智慧的老太太，她常常對我說：“生命自有它的定數，我們要承認，生命就到這裡了，我們就允許它到這裡。”有很多次，她在深夜拉著我的手說：“如果有一天，在我生命的最後階段，我意識不清楚了，我糊塗了，千萬千萬不要給我治療，我不想看著我的血一點點變成黑色，我想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
但是，我發現有一個普遍的現象，那就是中國的大多數子女在父母病危或臨終時都不願意放手。後來，林奶奶的癌細胞擴散了，她的女兒一定要讓她去做化療，林奶奶不願意，就用自殘來抵抗。最後，她女兒看她這麼堅決，才含淚不再逼林奶奶去做化療。
在臨終關懷醫院，我聽到很多家屬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我今天不給他治療，我將來會後悔的。”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我們不能允許生命就這樣輕易地終結，我們希望生命永無止境地繼續下去。可是事實上，生命終將會終結，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漸漸明白，死亡有很多種維度，它並不是我們想象的，是非黑即白的，一定是絕望的、悲傷的。
我常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你天天和一群將要離開這個世界的人生活在一起，你是如何調節自己的悲傷情緒的？我一直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後來我就想：為什麼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就一定要有悲傷的情緒呢？因為在大多數人的眼中，死亡是一件絕望而悲傷的事情。但是，對於現在的我來說，死亡不再是讓人恐懼的。
就像那位林奶奶，她之所以能夠這樣鎮定而從容地面對死亡，是因為她已經深深領悟了生與死的意義。在臨終關懷醫院志願服務的過程中，我發現，一個人對待死亡的態度，其實取決於他活著的時候。死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活著。你可以好好地活，才能夠好好地死，你只有清醒地活在當下，才能夠勇敢地告別這個世界。
生命只有一次，但是我們曾經無數次地在影視作品中體驗和直面死亡。對死亡的感知與體驗，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活著。
我非常不贊成這個觀點——好死不如賴活著。任何時候，無論是健康還是疾病，我都不會選擇苟且地活著。
我認為我活著的意義就是：風風光光地來到這個世界，坦坦蕩蕩地活著；然後在我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可以有尊嚴地、安詳地離開，不枉我曾經來過。
（內容整理自《青年中國說》和TEDx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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