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識一字”的讀書人
周魯
看到本文的標題，免不了會有讀者納悶，既然“不識一字”，怎麼還能是讀書人？殊不知當代中國文化的窘境當中，就包括了“不識一字”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當然，這裡的“不識一字”，並不是指絕對意義上的文盲，而是指從傳統“小學”的角度來說的“不識一字”。
那麼什麼是“小學”呢，不少讀書人還是知道的。但假如讀者真的遇到一位接受過高等教育、甚至有種種頭銜的文化人，還是把“小學”僅僅理解為小朋友們在幼稚園之後該上的那種學校，千萬不要覺得奇怪，因為知道和不知道“小學”為何物的，同樣大有人在，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現實狀況。
有清一代，是“小學”極為繁榮的時代。清代“小學”繁榮的原因，二十世紀的不少學者們往往歸之於滿清統治者的政治高壓，其實並非這麼簡單。清代“小學”的風氣開創，顧炎武先生功勞最大，而顧炎武先生提倡“小學”，卻並不是因為政治高壓。羅振玉先生曾經總結有清一代學術的得失，其中之“一得”便是對於顧炎武學術思想的傳承，其《本朝學術源流概略》之第五章雲：
所謂得者何？一曰師承有自，本朝學術固由於國家倡導，而參其師承則導源於顧處士炎武。處士之學在明體達用，而紹其學者亦得其半而已。顧氏之學始傳吳中，傳皖江已，復傳於江蘇，並光被他省。雖嘉慶以前國家平治，海內安宴，致傳顧氏之學者不復留意於致用，而於經史考訂紹述甚廣。此一得也。
羅振玉先生的意思是說，清代的學術是師承顧先生的，但在傳承的過程中，僅“得其半而已”。這所謂的“一半”，就是經史考訂之學。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雲：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至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為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嘆者也。……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故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
同卷《與人書四》雲：
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
上引的這兩段話，是顧炎武先生從事經史考訂的基本觀點。顧炎武先生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人。他的政治理想，並非是要做官，也不是說非要實現“反清復明”的短期目的不可，其主要的著眼點，則在於將來的中國如何能夠“除二千年之弊”。一個有著宏大政治理想的學者，為什麼會如此重視看似瑣碎的“小學”，而且這種看似瑣碎的學問居然引領了兩百多年的風氣，這是一個值得我們當代人認真思考的問題。顧先生所處的時代，是明清易代之際。當時的改朝換代，對於士大夫階層而言，是一個絕大的精神打擊。所謂“人窮則返本”，“返本”方能“開新”。在國破家亡的切膚之痛中，顧炎武和他的同代人開始了對“三代”以來的中國文明發展歷程的深刻反思。這種反思的基礎，就是經史考訂之學——“習六藝之文，考百王之典”，而“習文”和“考典”的工具，就是“小學”。也就是說，要通過知“古音”和識“古字”，搞清楚古今文化的源流和歷代政治的得失。
明朝亡於異族，固然有多種複雜的原因。在顧炎武先生看來，明人治學的空疏，也是導致明亡一個重要的因素。顧炎武先生的一些看似繁瑣重複的考證，實際上是在向後人示範一種嚴謹的學風。他確立的這一“考文”、“知音”和“論字”的原則，極大地影響了清代的學術，其結果就是清代學者在經史考訂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乾嘉時代的大學問家錢大昕先生，也多次論述訓詁與義理之關係，其《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詩經韻譜〉序》雲：
古人以音載義，後人區音與義而二之，音聲之不通而空言義理，吾未見其精於義也。此書出，將使海內說經之家奉為圭臬，而因文字聲音以求訓詁，古義之興有日矣，詎獨以存古音而已哉！
同卷《〈左氏傳古注輯存〉序》雲：
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後儒不知訓詁，欲以鄉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漢之經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其去聖人未遠。魏、晉而降，儒生好異求新，註解日多，而經益晦。
同卷《臧玉林〈經義雜識〉序》雲：
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附會，併為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明經師。間有讀漢唐註疏者，不以為俗，即以為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訓詁始；謂訓詁之外別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訓詁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聲音與訓詁相通，漢儒猶能識之。
同卷《〈經籍纂詁〉序》雲：
有文字而後有訓詁，有訓詁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有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
同卷《〈小學考〉序》雲：
《六經》皆載於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則經之義不明。……後人不達古音,往往舍聲而求義；穿鑿附會，即二徐尚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古人之意不傳，而文則古今不易，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訓，此一貫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漢志以小學入六藝略，後之志藝文者莫不因之。
卷三十三《與晦之論〈爾雅〉書》雲：
嘗病後之儒者，廢訓詁而談名理，目記誦為俗生，訶多聞為喪志，其持論甚高，而實便於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之輩。有明三百年，學者往往蹈此失。聖朝文教日興，好古之士，始知以通經博物為尚，若崑山顧氏、吳江陳氏、長洲惠氏父子、婺源江氏，皆精研古訓，不徒以空言說經，其立論有本，未嘗師心自用，而亦不為一人一家之說所囿。
錢大昕先生的這種不厭其煩的論述，源於他的堅定信念，即無訓詁便無義理可言。
與錢大昕先生同為乾嘉學者之代表性人物的戴震先生，不但是反覆強調訓詁的重要性，甚至還發出了“學者不曾識字”的疾呼，其《戴東原集》卷三《爾雅註疏箋補序》雲：
夫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目故訓之學不足為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
章學誠先生曾經回憶戴震先生之主張，其《章氏遺書》卷二十二《與族孫汝楠論學書》雲：
往僕以讀書當得大意，又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騖空虛，蓋未嘗不憪然自喜，以為得之。獨怪休寧戴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僕駭其說，就而問之，則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睢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僕重愧其言！因憶向日曾語足下，所謂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指雖有異，理實無殊。
錢大昕、戴震二位先生和他們的同代人，並非是在政治上完全沒有想法的人，他們清楚地知道，“考文”、“知音”和“論字”只是一種必須的工具，其目的還是經世致用，也就是要實現社會的改良與政治的變革。清代學者由於種種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把工具當成了目的本身，這樣才有了羅振玉先生“得其半而已”的說法。這得到的一半，絕非沒有價值，今天我們讀古書的方便，很大程度上要感謝清代學者紮實勤懇而又細緻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們今天一個略具中等文化的人，如果真有耐心細讀一些清儒的著作，不難從那些貌似繁瑣的考據當中，看到先賢愛國濟世之苦心。因清儒考據之學，非未有義理存焉，稍隱晦而已。今人如果真以為他們都是在百無聊賴之餘做一些意義不大的繁瑣考據，那就太對不起古人了。
焦循《雕菰樓集》卷十三《與劉端臨教諭書》雲：
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之第二十一章雲：
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矣。
許者，許慎也；鄭者，鄭玄也；賈者，賈逵也；馬者，馬融也。由焦循與梁啟超之言，可知清代漢學之興盛。
以清代漢學之興盛，“小學”自然極受重視。然而，漢學獨盛的時間長了，必有宋學的復興，當然同時也會有“漢宋兼採”之學的存在。王國維《靜安文集》之《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雲：
國初承明之後，新安、姚江二派，尚相對壘，然各抱一先生之言，姝姝自悅，未有能發明光大之者也。雍、乾以後，漢學大行，凡不手許慎、不口鄭玄者，不足以與於學問之事。於是昔之談程、朱、陸、王者，屏息斂足，不敢出一語。至乾、嘉之間，而國朝學術與東漢比隆矣。然其中之鉅子，亦悟其說之龐雜破碎，無當於學，遂出漢學固有之範圍外，而取宋學之途徑。於是孟子以來所提出之人性論，復為爭論之問題。其中之最有價值者，如戴東原之《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阮文達之《性命》、《古訓》等，皆由三代、秦、漢之說，以建設其心理學及倫理學。其說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遠甚。然一方復活先秦之古學，一方又加以新解釋，此我國最近哲學上唯一有興味之事，亦唯一可紀之事也。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第四章雲：
當洪楊亂事前後，思想界引出三條新路。其一，宋學復興。乾、嘉以來，漢學家門戶之見極深，“宋學”二字，幾為大雅所不道，而漢學家支離破碎，實漸已惹起人心厭倦。羅羅山澤南、曾滌生國藩在道、鹹之交，獨以宋學相砥礪，其後卒以書生犯大難成功名。他們共事的人，多屬平時講學的門生或朋友。自此以後，學人輕蔑宋學的觀念一變。換個方面說，對於漢學的評價逐漸低落，“反漢學”的思想，常在醞釀中。
王國維與梁啟超兩位先生的漢宋之論，雖然角度不同，但由他們的論述，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宋學的復興既符合學術流派自身消長的規律，同時也與世局的變化有關。
除了宋學的復興之外，清季學術的一大特點，就是今文經學的異軍突起。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之第二十二章雲：
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魏。龔、魏之時，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考證之學，本非其所好也，而因眾所共習，則亦能之；能之而頗欲用以別闢國土，故雖言經學，而其精神與正統派之為經學而治經學者則既有以異。……故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
本來漢、宋之學與今文、古文經學，實在是各有長短。漢學之流弊，易於瑣碎；宋學之流弊，易於空疏。然而海通以來，實屬“三千餘年一大變局”，外界的刺激實在太大，強國與變法的意識太強，於是乎宋學和今文經學興起之時，其牽強附會和空疏武斷的弊端開始放大。在清季民國之時，這種弊端還有學風的層面，發展到二十世紀的下半葉，特別是“史無qian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已經變質為瘋狂的政治大批判，實在是談不上什麼學術了。
一般來說，漢學與“小學”有更密切之關係，然而漢學非不講義理，宋學非不講考據，無論是漢學與宋學，都要有“小學”的基礎。張之洞《書目答問》所附之《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雲：
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
其《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七十《勸學篇》內篇之《守約第八》雲：
小學但通大旨大例。中學之訓詁猶西學之翻譯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文簡奧，無論漢學、宋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詁之理。近人厭中學者動詆訓詁，此大謬可駭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朱子曰：“訓詁則當依古注。”又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又曰：“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又曰：“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因贊成之為佳。”朱子所注各經，訓詁精審，考據《說文》者甚多。《潛夫論》聖為天口，賢為聖譯，可謂善譬。若不通古音古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西書乎？惟百年以來，講《說文》者終身鑽研，汩沒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須通其大旨大例，即可應用。大旨不例者，解六書之區分，通古今韻之隔閡，識古籀篆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紐，曉部首五百四十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說解間有難明，義例偶有抵忤，則闕之不論。得明師說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觸類，存乎其人，何至有廢時破道之患哉？若廢小學不講，或講之故為繁難，致人厭棄，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俗說，後起趣時之才士，必皆薄聖道為不足觀，吾恐終有經籍道熄之一日也。
同書卷二百八十一《創建尊經書院記》雲：
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群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不通小學，其解經皆燕說也。不通經學，其讀史不能讀表志也。不通經史，其詞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於詞，必儉於理。故凡為士必知經學、小學。
張之洞先生是清季的朝廷重臣，顧炎武先生是清初的民間大儒，錢大昕、戴震二位先生是乾、嘉時代的學術大師，他們對於“小學”的見解，並無二致，實際上是舊時代高端文化人士的通識，此如韓愈《昌黎先生集》卷十三《科斗書後記》雲：
凡為文詞，宜略識字。
又如鄭樵《通志》卷三十一《六書略》之《六書序》雲：
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作，惟務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經之有？……六書不明，篆籀罔措而欲通經難矣哉。
顧炎武先生強調“小學”重要性的時代背景，前文已作分析，而張之洞先生對此的強調，其時代背景則是海通以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張之洞同時代的朱一新先生，同樣敏感地意識到學術上鑿空武斷的風氣會釀成大禍，其《無邪堂答問》卷一雲：
考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並非鑿空武斷以為議論也。
朱一新先生的這番話，看似老生常談，實有所指也，其所指的對象，便是當時在政治上主張“速變”、“全變”的康有為。康有為先生當然是一個既有學問又有政治抱負的人，但他把今文經學的研究，過度牽強地附會於現實政治，以至於激起了一批文化人的反對。陳寅恪先生的祖父陳寶箴先生譏其公羊學為“賣餅”，朱一新先生更是不遺餘力地對其進行駁斥。
陳寅恪《寒柳堂集》之《朱延豐〈突厥通考〉序》雲：
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後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為改制疑古，流風所披，與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連繫。此稍習國聞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較為樸學之故，似不及今文經學流被之深廣。
光緒朝的學術風氣，對於後世影響極大，特別是今文經學之遞演，與“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相互激盪，遂如“怒濤振海之不可御遏”，已經不是王國維、陳寅恪這樣的“遺老遺少”們所能阻擋得了的。
雖然“怒濤”勢不可擋，但是光緒之前二百多年的學術風氣，依然有著一定的慣性，未能驟然終止。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學者們普遍感覺到了民國學術的紮實可靠，以至於近年來產生了一個叫做“民國範兒”的通俗流行詞，這就跟清學原有的風氣有關。
然而，這種紮實可靠只是相對而言。“民國範兒”這樣一個懷舊詞彙的流行，更多地是反映了今天的人們對於現實的不夠滿意，並不能說明清代和民國的學術就真的那麼完美。實際上，民國時代的學術風氣已經大成問題，不然怎麼會有上文所說的“怒濤”，只不過這種“怒濤”還沒有演變到“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這樣“史無qian例”的程度。
發動“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偉人”，其在家鄉的老師當中，就有一位研究“小學”的學者。己丑之變後，這位學者因與“一代偉人”的師生之誼，榮膺第一任的中央文史館館長職務。當時楊樹達先生在日記中曾有對此事之評論雲：
京中設文史館，鄉人某任館長，某乃妄人，不識一字。果有其事，亦足輕朝廷，羞天下之士矣!
楊樹達先生在回憶錄中又評論與其同事的兩位教授，一位“發佈文字於《新建設》雜誌，引金文、甲文錯誤百出”，另一位“並《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看不通。”
對於那位“引金文、甲文錯誤百出”的學者，李蟠先生在《“夜門兀自無人閉”——楊樹達先生晚年的困惑》（刊於《書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一文中嘗有回憶雲：
使他感到困惑的，是一些人事上的安排，……
1950年楊榮國出任湖南大學文教學院院長，楊先生也感到疑惑不解，當有人告訴他廣播電臺已經廣播，他居然不信：“肯定是廣播員唸錯了！楊榮國先生的特點不就是錯別字多嗎？這樣的人怎麼能當文學院院長呢？”
這只是傳說，並不見諸文字，但傳說很廣，當年湖南大學學生知道的不少，有一位親口對我說過，說他曾親耳聽到楊老先生說過。楊樹達先生說沒說過這樣的話，我無法肯定，但楊榮國先生錯別字多，我是相信的，批林批孔時他來我校作報告，把“一丘之貉”念成“一丘之絡”，我是親耳聽見過的，當時報告廳內外一片譁然。
從楊樹達先生的日記和李蟠先生的回憶當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民國時代的學者當中，“不識一字”的人已經大有人在，因為他們所提到的三位學者，都是從民國時代過來的，而且大名鼎鼎的魯迅先生，作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文人之一，居然公開主張不必識字，其《華蓋集》所載《十四年的“讀經”》一文雲：
所以要中國好，或者倒不如不識字罷，一識字，就有近乎讀經的病根了。
到了己丑之變以後，“不識一字”的現象就更為嚴重了。當然，這種“不識一字”，已經不僅僅是從“小學“的角度來說了。《瞭望新聞週刊》在二〇〇九年曾經刊載丁仕松先生題為《1955：格致樓凝思》之報道，其中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華東政法學院之情況有追述雲：
高校的一些工農老幹部教員，文化偏低，理論基礎差，政策也不一定講得好。1957年上半年，一張大字報貼在格致樓樓梯對面的牆上，那是教師的辦公樓，大字報上一名學生痛陳，某老師把李大釗念成了“李大劍”，實在無法忍受。
上文所言“不識一字”的問題，主要是就學者而言之。己丑之變後，國人“不識字”的問題，還體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識舊體字。
將近一百年前，中國的一批激進派文人，開始把中國社會的一切不如人意之處，一股腦地歸罪於傳統文化，而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延續幾千年的文字。他們認為，中國的象形文字與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有極大的劣勢，完全不能適應現代的社會，於是乎他們制定了先把漢字簡化，再把漢字拼音化的激進改革方案。現在看來，漢字拼音化已經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然而漢字簡化推行幾十年後，已經造成了一系列的後果，實在是到了需要人們深刻反思的時候了。
中國大陸的漢字簡化方案，是西曆一九五六年頒佈推行的，這就意味著在這一年之後接受識字教育的大陸人，絕大多數在閱讀舊體字時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困難。漢字簡化的功過是非，不是本文所能詳述的，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漢字簡化造成了幾代人閱讀古書的障礙。
自上世紀初以來，“小學”已經成了極少數人的專門之學。“家家許、鄭”的景象，是再也不可能出現了。儘管如此，依然還是有人強調其重要性。章太炎先生是這一百多年當中一位極重要的“小學”大師，曾經談到“小學“作為一種常識的重要性，《章太炎的白話文》載《常識與教育》一文雲：
惟有書數兩項，是一切學問的根本，論致用呢，致用也最廣；論求是呢，求是也最真。書就一向喚作小學，數就一向喚作算學（本來漢朝也喚小學）。小學從宋朝以後，漸漸的衰落，到明朝就全沒有。算學卻到宋末反好起來，近來二百年間，小學算學，是同時長進的。卻是近二十年來有算學知識的，比有小學知識的反多。要兩項雙提起來，也還不難。最可笑是那一班講政治的人，小學算學都不懂，對著算學，因為外國人原是精的，還不敢菲薄；對著小學，自己不學，還要加意的誹謗。總之，講政治的人，常識實是不備，也不必多說了。
《章太炎國學演講錄》載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功夫及志向》一文雲：
《說文》之學，稽古者不可不講，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舉中國語言文字之全，無一不應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復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餘講學，未斤斤及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於此不可。餘意凡史皆《春秋》，凡許書所載及後世新添之字足表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餘之志也。弟輩能承餘志，斯無愧矣。
對於“小學”與“識字”問題的重要性，錢穆先生曾經苦口婆心地強調過，他認為“文字不明，便一切書本都不明”，這是今天讀書人的一個最大缺點，也是中國文化不能復興的原因。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四十五冊《中國文學論叢》載《無師自通中國文言自修讀本之編輯計劃書》一文雲：
一民族一國家之文化傳統，必然會大量地保存於其國家民族所使用之文字。而且其文化傳統之精微處、重要處，所保存於文字中者，必遠過其能保存於其國家民族之其他事物中。故在每一民族與國家之後代人，欲求瞭解其前代人之文化業績，亦必然將憑藉其國家民族所使用之文字為其主要之橋樑。另一國家民族，欲求瞭解其他國家民族之文化，亦必當瞭解其國家民族所使用之文字。
《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三十三冊《中國史學名著》之《鄭樵〈通志〉》雲：
我們國家幾千年的文化，都寄託在文字上。最要的，我們該要通得歷古相傳之文字。清代人對於文字學花著大工夫，他們所講，有許多鄭樵早已講過。他說：“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此即後來清代人提倡小學的主張。但清代人花著大工夫在那裡講小學，到今天，這一點遺產可惜又都丟了。自我們發現了龜甲文，大家爭來研究，其實基本工夫仍應在許氏《說文》，說明六書，否則就無法來研究龜甲文。而且龜甲文僅是中國文字的開始，許叔重《說文》則是中國文字之正式完成。研究龜甲文只是最先階段，而非完成階段。今天我們只要聽說到龜甲文，便認為有莫大價值，卻不再有人能把我們今天的新知識、新觀念，再來接著清代人的舊工夫，來研究中國文字，這真是很可惜的。我們也可以說，文字不明，便一切書本都不明，這是諸位今天讀書一個最大缺點。讀書讀不到深處，正為對書中每一個字的正確意義不清楚。鄭樵只說：“經術不明由小學不振”，今天我們可以說，古書不明，由小學不振。
又云：
通文字不僅為讀書，從更大意義講，研究民族文化種種要點，有許多從語言文字入手，是極富很深意義之蘊藏的。也可說：此下中國文化不復興，也就因為我們的不識字，或識字識得太粗淺、太浮薄，不能從精細深奧處瞭解。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五冊載《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一文雲：
我們的單音文字，每一個都含有許多學問意味在裡頭，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說文解字》，可以當做一部民族思想變遷史或社會心理進化史讀。
與梁啟超先生的觀點相近，陳寅恪先生更是明確地指出：“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這是在沈兼士先生將《“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一文寄贈給他之後，他在回函當中所說的。
說來慚愧，筆者本人雖然勉強知道“小學”為何物，但也基本上是一個“不識一字”之人。在年少輕狂的時代過去之後，筆者越來越感覺到中國傳統的東西不能輕易丟掉的，而要撿起傳統的東西，首先就必須“識字”。“識字”雖然不太容易，但卻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除非有人非要一輩子做一個“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人不可。
先識字，後讀書，此為“萬古不廢之理”。然而時代畢竟不同了，如果現在要求所有非文字訓詁專業的人文學者，都要象古人那樣“皓首窮經”，有了較為紮實的“小學”基礎，再來談義理之學，已經不太現實了。但是對於古人的“小學”成就，我們一是要懂得尊重，二是要逐漸學會利用。如果做不到這兩點，那麼所謂的新學術，就只能是空中樓閣，所謂的文化復興，更是無從談起。
西曆二〇一三年作於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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