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一字”的读书人
周鲁
看到本文的标题，免不了会有读者纳闷，既然“不识一字”，怎么还能是读书人？殊不知当代中国文化的窘境当中，就包括了“不识一字”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当然，这里的“不识一字”，并不是指绝对意义上的文盲，而是指从传统“小学”的角度来说的“不识一字”。
那么什么是“小学”呢，不少读书人还是知道的。但假如读者真的遇到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种种头衔的文化人，还是把“小学”仅仅理解为小朋友们在幼稚园之后该上的那种学校，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因为知道和不知道“小学”为何物的，同样大有人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现实状况。
有清一代，是“小学”极为繁荣的时代。清代“小学”繁荣的原因，二十世纪的不少学者们往往归之于满清统治者的政治高压，其实并非这么简单。清代“小学”的风气开创，顾炎武先生功劳最大，而顾炎武先生提倡“小学”，却并不是因为政治高压。罗振玉先生曾经总结有清一代学术的得失，其中之“一得”便是对于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传承，其《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之第五章云：
所谓得者何？一曰师承有自，本朝学术固由于国家倡导，而参其师承则导源于顾处士炎武。处士之学在明体达用，而绍其学者亦得其半而已。顾氏之学始传吴中，传皖江已，复传于江苏，并光被他省。虽嘉庆以前国家平治，海内安宴，致传顾氏之学者不复留意于致用，而于经史考订绍述甚广。此一得也。
罗振玉先生的意思是说，清代的学术是师承顾先生的，但在传承的过程中，仅“得其半而已”。这所谓的“一半”，就是经史考订之学。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云：
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
同卷《与人书四》云：
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
上引的这两段话，是顾炎武先生从事经史考订的基本观点。顾炎武先生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他的政治理想，并非是要做官，也不是说非要实现“反清复明”的短期目的不可，其主要的着眼点，则在于将来的中国如何能够“除二千年之弊”。一个有着宏大政治理想的学者，为什么会如此重视看似琐碎的“小学”，而且这种看似琐碎的学问居然引领了两百多年的风气，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当代人认真思考的问题。顾先生所处的时代，是明清易代之际。当时的改朝换代，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是一个绝大的精神打击。所谓“人穷则返本”，“返本”方能“开新”。在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中，顾炎武和他的同代人开始了对“三代”以来的中国文明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基础，就是经史考订之学——“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而“习文”和“考典”的工具，就是“小学”。也就是说，要通过知“古音”和识“古字”，搞清楚古今文化的源流和历代政治的得失。
明朝亡于异族，固然有多种复杂的原因。在顾炎武先生看来，明人治学的空疏，也是导致明亡一个重要的因素。顾炎武先生的一些看似繁琐重复的考证，实际上是在向后人示范一种严谨的学风。他确立的这一“考文”、“知音”和“论字”的原则，极大地影响了清代的学术，其结果就是清代学者在经史考订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乾嘉时代的大学问家钱大昕先生，也多次论述训诂与义理之关系，其《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诗经韵谱〉序》云：
古人以音载义，后人区音与义而二之，音声之不通而空言义理，吾未见其精于义也。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而因文字声音以求训诂，古义之兴有日矣，讵独以存古音而已哉！
同卷《〈左氏传古注辑存〉序》云：
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而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
同卷《臧玉林〈经义杂识〉序》云：
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附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明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国朝通儒，若顾亭林、陈见桃、阎百诗、惠天牧诸先生，始笃志古学，研覃经训，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
同卷《〈经籍纂诂〉序》云：
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
同卷《〈小学考〉序》云：
《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后人不达古音,往往舍声而求义；穿凿附会，即二徐尚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古人之意不传，而文则古今不易，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此一贯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汉志以小学入六艺略，后之志艺文者莫不因之。
卷三十三《与晦之论〈尔雅〉书》云：
尝病后之儒者，废训诂而谈名理，目记诵为俗生，诃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圣朝文教日兴，好古之士，始知以通经博物为尚，若昆山顾氏、吴江陈氏、长洲惠氏父子、婺源江氏，皆精研古训，不徒以空言说经，其立论有本，未尝师心自用，而亦不为一人一家之说所囿。
钱大昕先生的这种不厌其烦的论述，源于他的坚定信念，即无训诂便无义理可言。
与钱大昕先生同为乾嘉学者之代表性人物的戴震先生，不但是反复强调训诂的重要性，甚至还发出了“学者不曾识字”的疾呼，其《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注疏笺补序》云：
夫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
章学诚先生曾经回忆戴震先生之主张，其《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云：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憪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
钱大昕、戴震二位先生和他们的同代人，并非是在政治上完全没有想法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考文”、“知音”和“论字”只是一种必须的工具，其目的还是经世致用，也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改良与政治的变革。清代学者由于种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把工具当成了目的本身，这样才有了罗振玉先生“得其半而已”的说法。这得到的一半，绝非没有价值，今天我们读古书的方便，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清代学者扎实勤恳而又细致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一个略具中等文化的人，如果真有耐心细读一些清儒的著作，不难从那些貌似繁琐的考据当中，看到先贤爱国济世之苦心。因清儒考据之学，非未有义理存焉，稍隐晦而已。今人如果真以为他们都是在百无聊赖之余做一些意义不大的繁琐考据，那就太对不起古人了。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三《与刘端临教谕书》云：
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第二十一章云：
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
许者，许慎也；郑者，郑玄也；贾者，贾逵也；马者，马融也。由焦循与梁启超之言，可知清代汉学之兴盛。
以清代汉学之兴盛，“小学”自然极受重视。然而，汉学独盛的时间长了，必有宋学的复兴，当然同时也会有“汉宋兼采”之学的存在。王国维《静安文集》之《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云：
国初承明之后，新安、姚江二派，尚相对垒，然各抱一先生之言，姝姝自悦，未有能发明光大之者也。雍、乾以后，汉学大行，凡不手许慎、不口郑玄者，不足以与于学问之事。于是昔之谈程、朱、陆、王者，屏息敛足，不敢出一语。至乾、嘉之间，而国朝学术与东汉比隆矣。然其中之巨子，亦悟其说之庞杂破碎，无当于学，遂出汉学固有之范围外，而取宋学之途径。于是孟子以来所提出之人性论，复为争论之问题。其中之最有价值者，如戴东原之《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阮文达之《性命》、《古训》等，皆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其说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然一方复活先秦之古学，一方又加以新解释，此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亦唯一可纪之事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第四章云：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
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先生的汉宋之论，虽然角度不同，但由他们的论述，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宋学的复兴既符合学术流派自身消长的规律，同时也与世局的变化有关。
除了宋学的复兴之外，清季学术的一大特点，就是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第二十二章云：
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本来汉、宋之学与今文、古文经学，实在是各有长短。汉学之流弊，易于琐碎；宋学之流弊，易于空疏。然而海通以来，实属“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外界的刺激实在太大，强国与变法的意识太强，于是乎宋学和今文经学兴起之时，其牵强附会和空疏武断的弊端开始放大。在清季民国之时，这种弊端还有学风的层面，发展到二十世纪的下半叶，特别是“史无qian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变质为疯狂的政治大批判，实在是谈不上什么学术了。
一般来说，汉学与“小学”有更密切之关系，然而汉学非不讲义理，宋学非不讲考据，无论是汉学与宋学，都要有“小学”的基础。张之洞《书目答问》所附之《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云：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其《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七十《劝学篇》内篇之《守约第八》云：
小学但通大旨大例。中学之训诂犹西学之翻译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晓其人之语。去古久远，经文简奥，无论汉学、宋学，断无读书而不先通训诂之理。近人厌中学者动诋训诂，此大谬可骇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朱子曰：“训诂则当依古注。”又曰：“后生且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诳误后生，其实都晓不得也。”又曰：“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又曰：“向议欲刊《说文》，不知韩丈有意否，因赞成之为佳。”朱子所注各经，训诂精审，考据《说文》者甚多。《潜夫论》圣为天口，贤为圣译，可谓善譬。若不通古音古义而欲解古书，何异不能译西文而欲通西书乎？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不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偶有抵忤，则阙之不论。得明师说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触类，存乎其人，何至有废时破道之患哉？若废小学不讲，或讲之故为繁难，致人厌弃，则经典之古义茫昧，仅存迂浅俗说，后起趣时之才士，必皆薄圣道为不足观，吾恐终有经籍道熄之一日也。
同书卷二百八十一《创建尊经书院记》云：
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
张之洞先生是清季的朝廷重臣，顾炎武先生是清初的民间大儒，钱大昕、戴震二位先生是乾、嘉时代的学术大师，他们对于“小学”的见解，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旧时代高端文化人士的通识，此如韩愈《昌黎先生集》卷十三《科斗书后记》云：
凡为文词，宜略识字。
又如郑樵《通志》卷三十一《六书略》之《六书序》云：
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务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经之有？……六书不明，篆籀罔措而欲通经难矣哉。
顾炎武先生强调“小学”重要性的时代背景，前文已作分析，而张之洞先生对此的强调，其时代背景则是海通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张之洞同时代的朱一新先生，同样敏感地意识到学术上凿空武断的风气会酿成大祸，其《无邪堂答问》卷一云：
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
朱一新先生的这番话，看似老生常谈，实有所指也，其所指的对象，便是当时在政治上主张“速变”、“全变”的康有为。康有为先生当然是一个既有学问又有政治抱负的人，但他把今文经学的研究，过度牵强地附会于现实政治，以至于激起了一批文化人的反对。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先生讥其公羊学为“卖饼”，朱一新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驳斥。
陈寅恪《寒柳堂集》之《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云：
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
光绪朝的学术风气，对于后世影响极大，特别是今文经学之递演，与“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相互激荡，遂如“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已经不是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遗老遗少”们所能阻挡得了的。
虽然“怒涛”势不可挡，但是光绪之前二百多年的学术风气，依然有着一定的惯性，未能骤然终止。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学者们普遍感觉到了民国学术的扎实可靠，以至于近年来产生了一个叫做“民国范儿”的通俗流行词，这就跟清学原有的风气有关。
然而，这种扎实可靠只是相对而言。“民国范儿”这样一个怀旧词汇的流行，更多地是反映了今天的人们对于现实的不够满意，并不能说明清代和民国的学术就真的那么完美。实际上，民国时代的学术风气已经大成问题，不然怎么会有上文所说的“怒涛”，只不过这种“怒涛”还没有演变到“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qian例”的程度。
发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伟人”，其在家乡的老师当中，就有一位研究“小学”的学者。己丑之变后，这位学者因与“一代伟人”的师生之谊，荣膺第一任的中央文史馆馆长职务。当时杨树达先生在日记中曾有对此事之评论云：
京中设文史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字。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
杨树达先生在回忆录中又评论与其同事的两位教授，一位“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另一位“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
对于那位“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的学者，李蟠先生在《“夜门兀自无人闭”——杨树达先生晚年的困惑》（刊于《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一文中尝有回忆云：
使他感到困惑的，是一些人事上的安排，……
1950年杨荣国出任湖南大学文教学院院长，杨先生也感到疑惑不解，当有人告诉他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他居然不信：“肯定是广播员念错了！杨荣国先生的特点不就是错别字多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文学院院长呢？”
这只是传说，并不见诸文字，但传说很广，当年湖南大学学生知道的不少，有一位亲口对我说过，说他曾亲耳听到杨老先生说过。杨树达先生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无法肯定，但杨荣国先生错别字多，我是相信的，批林批孔时他来我校作报告，把“一丘之貉”念成“一丘之络”，我是亲耳听见过的，当时报告厅内外一片哗然。
从杨树达先生的日记和李蟠先生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民国时代的学者当中，“不识一字”的人已经大有人在，因为他们所提到的三位学者，都是从民国时代过来的，而且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文人之一，居然公开主张不必识字，其《华盖集》所载《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云：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
到了己丑之变以后，“不识一字”的现象就更为严重了。当然，这种“不识一字”，已经不仅仅是从“小学“的角度来说了。《瞭望新闻周刊》在二〇〇九年曾经刊载丁仕松先生题为《1955：格致楼凝思》之报道，其中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华东政法学院之情况有追述云：
高校的一些工农老干部教员，文化偏低，理论基础差，政策也不一定讲得好。1957年上半年，一张大字报贴在格致楼楼梯对面的墙上，那是教师的办公楼，大字报上一名学生痛陈，某老师把李大钊念成了“李大剑”，实在无法忍受。
上文所言“不识一字”的问题，主要是就学者而言之。己丑之变后，国人“不识字”的问题，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识旧体字。
将近一百年前，中国的一批激进派文人，开始把中国社会的一切不如人意之处，一股脑地归罪于传统文化，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文字。他们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有极大的劣势，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的社会，于是乎他们制定了先把汉字简化，再把汉字拼音化的激进改革方案。现在看来，汉字拼音化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然而汉字简化推行几十年后，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实在是到了需要人们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中国大陆的汉字简化方案，是西历一九五六年颁布推行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年之后接受识字教育的大陆人，绝大多数在阅读旧体字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汉字简化的功过是非，不是本文所能详述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汉字简化造成了几代人阅读古书的障碍。
自上世纪初以来，“小学”已经成了极少数人的专门之学。“家家许、郑”的景象，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尽管如此，依然还是有人强调其重要性。章太炎先生是这一百多年当中一位极重要的“小学”大师，曾经谈到“小学“作为一种常识的重要性，《章太炎的白话文》载《常识与教育》一文云：
惟有书数两项，是一切学问的根本，论致用呢，致用也最广；论求是呢，求是也最真。书就一向唤作小学，数就一向唤作算学（本来汉朝也唤小学）。小学从宋朝以后，渐渐的衰落，到明朝就全没有。算学却到宋末反好起来，近来二百年间，小学算学，是同时长进的。却是近二十年来有算学知识的，比有小学知识的反多。要两项双提起来，也还不难。最可笑是那一班讲政治的人，小学算学都不懂，对着算学，因为外国人原是精的，还不敢菲薄；对着小学，自己不学，还要加意的诽谤。总之，讲政治的人，常识实是不备，也不必多说了。
《章太炎国学演讲录》载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功夫及志向》一文云：
《说文》之学，稽古者不可不讲，时至今日，尤须拓其境宇，举中国语言文字之全，无一不应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罗马字易汉字，谓为易从。不知文字亡而种性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弟辈能承余志，斯无愧矣。
对于“小学”与“识字”问题的重要性，钱穆先生曾经苦口婆心地强调过，他认为“文字不明，便一切书本都不明”，这是今天读书人的一个最大缺点，也是中国文化不能复兴的原因。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四十五册《中国文学论丛》载《无师自通中国文言自修读本之编辑计划书》一文云：
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传统，必然会大量地保存于其国家民族所使用之文字。而且其文化传统之精微处、重要处，所保存于文字中者，必远过其能保存于其国家民族之其他事物中。故在每一民族与国家之后代人，欲求了解其前代人之文化业绩，亦必然将凭借其国家民族所使用之文字为其主要之桥梁。另一国家民族，欲求了解其他国家民族之文化，亦必当了解其国家民族所使用之文字。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三十三册《中国史学名著》之《郑樵〈通志〉》云：
我们国家几千年的文化，都寄托在文字上。最要的，我们该要通得历古相传之文字。清代人对于文字学花着大工夫，他们所讲，有许多郑樵早已讲过。他说：“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此即后来清代人提倡小学的主张。但清代人花着大工夫在那里讲小学，到今天，这一点遗产可惜又都丢了。自我们发现了龟甲文，大家争来研究，其实基本工夫仍应在许氏《说文》，说明六书，否则就无法来研究龟甲文。而且龟甲文仅是中国文字的开始，许叔重《说文》则是中国文字之正式完成。研究龟甲文只是最先阶段，而非完成阶段。今天我们只要听说到龟甲文，便认为有莫大价值，却不再有人能把我们今天的新知识、新观念，再来接着清代人的旧工夫，来研究中国文字，这真是很可惜的。我们也可以说，文字不明，便一切书本都不明，这是诸位今天读书一个最大缺点。读书读不到深处，正为对书中每一个字的正确意义不清楚。郑樵只说：“经术不明由小学不振”，今天我们可以说，古书不明，由小学不振。
又云：
通文字不仅为读书，从更大意义讲，研究民族文化种种要点，有许多从语言文字入手，是极富很深意义之蕴藏的。也可说：此下中国文化不复兴，也就因为我们的不识字，或识字识得太粗浅、太浮薄，不能从精细深奥处了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载《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云：
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做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
与梁启超先生的观点相近，陈寅恪先生更是明确地指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是在沈兼士先生将《“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寄赠给他之后，他在回函当中所说的。
说来惭愧，笔者本人虽然勉强知道“小学”为何物，但也基本上是一个“不识一字”之人。在年少轻狂的时代过去之后，笔者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传统的东西不能轻易丢掉的，而要捡起传统的东西，首先就必须“识字”。“识字”虽然不太容易，但却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除非有人非要一辈子做一个“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人不可。
先识字，后读书，此为“万古不废之理”。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如果现在要求所有非文字训诂专业的人文学者，都要象古人那样“皓首穷经”，有了较为扎实的“小学”基础，再来谈义理之学，已经不太现实了。但是对于古人的“小学”成就，我们一是要懂得尊重，二是要逐渐学会利用。如果做不到这两点，那么所谓的新学术，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所谓的文化复兴，更是无从谈起。
西历二〇一三年作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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