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在秋日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强忍着牺牲午休酿成的巨大困意来到静图，参加孙颙老师新书《风眼》分享会。讲真，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孙老师的大名，也不曾拜读过他的作品。之所以愿来凑这个热闹，完全因为他名字里的“颙”字。
人生境遇之偶然，往往奇妙而不可说。许是一抬眼，便看到一朵投影波心的云；许是一挥手，便拨开一簇写满惆怅的花枝；许是一转身，便留下一段绮丽动人的风流香。而我对”颙“字，也有这种奇妙的偶遇之情。小时候翻宋词选，因不认得这个字，特意在字典上查来，得知有“仰望”之意，便顺带着把它所在的《八声甘州》一词背了下来，从此对柳三变的长调爱不释手。
也正因这个颙字，我有幸聆听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讲座。在窗外悬铃木婆娑起舞的光影里，孙老师回溯了他与文字结缘的前半生。
一、小人物与大历史的偶然联结
孙老师说，刚恢复高考时，他还因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在崇明的农场里做连级干部，主抓宣传。消息传来，得知自己因属于“干部”级别而没资格参加考试，异常沮丧。然而在那个年代，人的服从意识极强，难过两天也就从消沉中走出来了。大队里恰有青年人报考，他热心地帮人家复习，主讲写作技巧。
就这样，一晃几个月过去。临考前两周，忽然得到消息，国家放开政策，他又可以参加考试了！而此时，已来不及准备数理化，他只好放弃了心爱的理工科，转而学文。两周突击复习，考上了华师大中文系，和叶辛、张抗抗等人成为同学。事后他回忆起来，自己的文章是77届高考作文中最好的几篇之一，应当是一文定乾坤。
很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是小平同志的一句话让他有了这样宝贵的机会。小平同志看到高考报名的四项条件之后，说了句不要有这么多限制，于是居住在遥远的崇明一角的他也搭上了春天的列车。这多么像“逆蝴蝶效应”啊， 亚马逊丛林里掀起一阵巨型风暴，最后化作一丝微风抖动了蝴蝶的翅膀。
然而，听孙老师隔着漫长的半生去叙述，我忽然觉得他最应当感激的，是那个从不放弃的自己。如果他因资格所限，自怨自艾消沉堕落；或者因眼红别人的机会，而不肯出手相助，那么即使最终时刻得到了一纸赦令，恐怕也于事无补。
人生里的机会从来不是一望即知的，它们大多时候隐藏于密林深处，无迹可寻，让你怀疑是否存在；甚至伪装成断崖绝壁，面目狰狞，喝退胆小之人。“事在人为”绝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当你努力到了某种程度，才有可能在绝望之境开出希望之花。
二、“创作”的不二法门
孙老师进入华师大时，已经28岁，然而在同学间还属中等年纪。他之前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小有名气。学校及周边的政治氛围日渐宽松，让他感受到了风向的变化。
他开始转变写作风格，写自己真心想写的东西，并慢慢认清，文革那些年自己都是稀里糊涂混过来的，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别人指向哪儿就往哪里走，根本没检视过对错。
这时，有掌权者找他写批判大走资派的文章，他装病认怂，愣是没接。几个月后，掌权者遭到清算，他因未曾参与而幸免于难。事后想想挺可怕的，四人帮势力明明已是强弩之末，却还敢公开跟中央叫板，幸亏自己在政治上有觉醒，有见解，否则要赔上前途性命甚至家族。
重大历史关口的选择，往往影响着人一生的走向。
他入学之后就想出书，手里攒了几篇稿子，却一直没有出版社肯要。后来赶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上海寻找思想解放的小说，一投即中。78年底接到出版通知，信中还邀请他参加79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小说会议。
他喜不自胜，拿着邀请函去系里找老师请假，老师却说，学生嘛就应该安心读书，不许外出参加这些乱七八糟的活动。幸好当时华师大有两位泰斗级人物：徐中玉和钱谷融，他们在校报上发表了支持年轻人勇于尝试，甚至可以冒失一点的文章，帮他争取到了去北京参会的机会。
孙老师说，年轻人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啊，前辈们的无私给予，哪怕只有小小一点，也足够滋养一颗上进的心。以至后来，他对于年轻人也毫无保留地支持，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北京的大会令他受益匪浅，那时许多左派作家（如王蒙等）刚被放出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与他同房的，是一位苏州老作家，在当地很有名望。
老先生很有旧时的风范，刚见面时不肯讲话，熟悉之后才点拨几句。句句直指要害，启发很大。
“年轻人有热情，想写的内容多，很好。但是你在乡下待过很多年，应该知道沤肥的道理，创作和它差不多。你不能看见什么写什么，而是要把素材封在脑子里发酵，一个素材发酵时，还需抓紧收集其他素材，日子久了，你会发现，可能有两三个素材在发酵中慢慢融合，这样就能得到很好的作品。”
孙老师后来严格按照这个方法执行，果然在写作路上越走越顺。他说，创作的“不二法门”就是：发酵+融合。人与人在智商上的差别并不大，何况全中国几万名作协会员，都是聪明人，凭什么你的作品更好一点？因为你把两个（及以上）好东西放到一起了呀！
三、这是一个“有办法”的时代
孙老师认为，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工作节奏快、压力大，甚至背负沉重的房贷，但依然比三十年前幸福，因为这是一个“有办法”的时代。
大学毕业后，他32岁，已在上海结婚，并刚生了儿子。然而分配工作时，还得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崇明农场才是他的归宿。他深知自己的身体早被当年繁重里的农活累垮了，根本支撑不住，于是四处奔走，求一个留下的机会。最终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青睐，成为一名编辑。
工作三年，他凭借出众的才华和良好的机遇，成为了出版社社长，然而摆在面前的还有一个个棘手的问题，比如主持修订99版辞海时第一次用彩图，不断有老同志给各级领导写信，反映这部书中对某些词语的定义违背了XX原则，举报之多，不胜其扰。再比如说社内一个他很倚重的编辑，因为无房没法儿结婚，打算辞职去深圳发展。他多次挽留并帮忙想办法，然而即使是社长，也无力在上海筹措到一间10平米的婚房。
孙老师说，现在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在当年可能是离经叛道的；现在认为轻而易举的事，在当年可能是难以逾越的。计划经济时代，要什么没什么，很多时候你只能束手无策；搞市场经济虽有弊端，比如激发了人性中的欲望和贪婪，但也会激励你去做成一些事情——这是一条让大家都觉得有希望的路。
现在想来，的确如此。今天的我们比父辈更有办法，可以选择居住的城市、从事的工作，并有充分的资源和条件发展自己的爱好。然而，这也恰恰是这个时代最残酷的地方——它不给你留任何逃避的借口。你没法儿将头埋进沙子里装鸵鸟，不看不闻自在安逸。它时刻让人清醒地认识：所有做不到，都是你自己的原因。
时隔一个多月，去回忆这样一场讲座，本应困难重重，幸而有笔记做支撑，每句话都言犹在耳，历历有声，并带给我一种奇异的安定（可能是素材在发酵？）。时代发展太快了，风云际会，瞬息万变，没有什么能稍稍驻足。你时常觉得力不从心，即使拼尽全力仰望，也只能在它轮毂撵过的飞尘里，隐约觅得一点痕迹。然而，回头看，已然走过的路是那样严整端肃，脉络清晰。这也正是听智慧长者讲生平带来的启发。
我常常安慰自己，所有的躁动不安，所有的彷徨焦虑，都是因为身处变局之中，无法平心静气地对待。然而，这也正是年轻的宝贵之处啊，你有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可能，才会因每一落子而战战兢兢。
待到千帆过尽，尘埃落定，携一壶酒，袖一片云，月明之夜聚二三好友，细数前尘。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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