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是欧洲小说家里面的两座高峰，他们笔下的小说比如《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小说风靡全世界。
而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在自己小说中永恒的话题除了爱情之外，还有财富，甚至在很多读者看来，这两位著名的小说家的作品里面表达了财富比爱情还重要。
就像《傲慢与偏见》中说的那样：“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
巴尔扎克
而在《欧也妮·葛朗台》里面金钱已经成为罪恶之源。“说到理财的本领，格朗台先生像猛虎，像大蟒。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打量猎物，然后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安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步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
在那个年代，为什么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会如此看重财富的作用呢？
一、小说世界中是用什么来衡量财富的？
在18世纪~19世纪，欧洲进入了一段货币价值稳定期。以法国为例，1803年法国确立了金银双本位制度，从此确立了法郎对应的黄金价值，直到1928年6月25日制定新的货币法规时才正式改变。但是由于一战的爆发，或多或少影响到了货币的稳定性，其实法国货币从1726~1914年这近两百年的时间内长期维持与贵重金属的不变等值。
在英国的英镑上面也能发现同样的货币价值稳定性。法国与英国的货币汇率尽管有轻微调整，但在两个世纪中保持着相当大的稳定性：从18世纪直至1914年，1英镑始终价值20~25利弗尔或者金法郎。对当时的英国小说家来说，英镑是和金币一样的稳定。每个货币单位似乎都对应着不随时间改变的数量，货币随之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其他主要国家也是类似情形，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期，每个人都清楚1英镑大约值5美元、20马克或者25法郎。货币的价值在数十年数百年都不会很大的改变，也没有人会认为将来会有什么重大改变。
所以在19世纪的小说中，货币不只是单纯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而且是衡量财富的标准。比如经常用法郎或英镑来描述书中角色的收入和财富，不是想用数字来吓唬我们，而是因为这些数字可以让读者对小说人物的社会地位有所认知，读者能清晰的知道相应的数字对应着何种生活水平。
在简·奥斯汀的创作时期也就是19世纪初期英国人的平均收人约为每年30英镑。由于货币的长期稳定，因此在简·奥斯汀时期，货币就成了财富一个比较稳定的参照点。比如在她的小说世界中，要想过上舒适优雅的生活，拥有惬意的交通、服饰、美食、娱乐以及足够数量的仆人，一个人至少要有20~30倍于平均水平的收入，也就是只有在年收入达到500~1000英镑时，才是真正的士绅阶级。
《傲慢与偏见》班内特一家
在法国小说中也能看到同样稳定的货币参照点。巴尔扎克时期法国人平均收入水平约为每年400~500法郎。与简·奥斯汀一样，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也需要20~30倍于平均水平的收入才能过上体面优雅的士绅生活。
二、小说世界中财富是以什么形式出现？
当巴尔扎克和简·奥斯汀进行小说创作的19世纪初期，财富的性质就已经比较清晰了。财富是为产生租金而存在的，能给某种资产的所有者带来可靠的定期回报，常见的财富形式为土地和政府债券。比如高老头持有政府债券；拉斯蒂涅的小庄园、达西的彭伯里庄园、伍德豪斯的哈特菲尔德庄园、约翰·达什伍德继承的庞大的诺兰庄园等等就是土地财富。
富有的达西先生
而在当时的小说世界中，财富无处不在，但无论资产多或少，资产所有者是谁，通常都只有两种形式：土地或政府债券。
其实许多其它形式的资产也在小说世界中出现过中，而且在19世纪的欧洲世界发挥着关键作用，某些资产形式还相当多元。比如高老头最早是做面条起家的，后来通过生产意大利面食和做谷物贸易而逐渐发迹。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他对面粉质量的鉴别独具慧眼，拥有完美的面食生产技术，擅长分销网络和仓库的布局，使他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产品送到合适的地点。在通过创办企业而致富之后，他才卖掉企业中的股份，然后开始投资更为安全的资产：无限期支付利息的永续政府债券。凭借这些资产他得以给女儿们安排体面的婚事，让她们在巴黎的上流社会拥有了显赫地位。在1821年去世前，两个女儿但斐纳和阿娜斯塔齐都弃之不顾，而高老头依旧梦想着对奥德萨的意大利面食生意做回报丰厚的投资。
《高老头》
简·奥斯汀描写的人物就比较理想。虽然都身为富裕的士绅阶级，他们却聪明的多。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的叔叔托马斯爵士不得不和长子一起到西印度群岛待上一年，打理在那边的投资生意。在返回曼斯菲尔德后，他又初迫再次前往那个群岛数月之久。在19世纪早期，管理数千英里外的种植园绝非易事，经营财富已不再是坐收土地租金或政府债券利息那样轻松惬意的活儿。即便如此，在19世纪主要的财产形式依然是土地或政府债券。
三、小说世界中资本的收益
根据权威经济学家估算：在法国和英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在18世纪~19世纪，资本纯收益率一直围绕每年4%~5%这个中心值上下浮动，其中没有明显的长期向上或向下趋势。
在巴尔扎克和简·奥斯汀的笔下，资本和租金之间的等价关系基本稳定在5%左右。小说家们一般不会论及资本的本质，但是不约而同的把土地和政府债券当成近乎完美的替代物（就像现代拥有多少财富一般都是用北上广拥有多少套房子来代替一样），来谈论租金收益。
比如在他们的小说世界里，一位人物每年有5万法郎或2000英镑租金，不管这是来自土地还是政府债券。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收人都是确定和稳定的，足以支撑体面优雅的生活方式，并将这种显著社会地位一代代传递下去。
奥斯汀和巴尔扎克都认为，没有必要详细说明将一定数量的资本转化为年租金所需的收益率是多少：因为作者和读者都心知肚明，大约需要4万英镑资本，每年产生2000英镑的收入或者100万法郎，才能得到5万法郎年租金，不管投资的是政府债券、土地还是其他。对19世纪的小说家和读者来说，财富与年租金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两者完全可以同义互换的。
上层社会的舞会
同样，作者和读者都知道，不管是高老头的面粉厂，还是《曼斯菲尔德庄园》里托马斯爵士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或者赛查·皮罗托在巴黎玛德莲区投资房地产，这些投资的收益虽然更高一点，但是用来办理这些事情的时间和精力从利润中扣除以后，最终得到的纯收益其实和土地与政府债券投资的5%的收益率差不多。换言之，额外收益大多是投入经营的劳动报酬，资本纯收益(包括风险溢价)一般不会高于5%。
四、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财富不平等
根据19世纪史料显示在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这一时期最富裕阶级的10%几乎占有国家的财富比重高达90%。最富裕的1%人群占有所有财富的50%还多，在英国等特别不平等的国家，最上层1%占有的财富甚至超过60%。而另一方面，中间的40%只占有国民财富的5%(不同国家从5%到10%不等)，只是比最贫穷的50%稍强，后者那时和现在一样，占有财富不超过5% 。
也就是说，财富分配中间的40%几乎和最底层的50%一样贫穷，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绝大多数人几乎一无所有（占90%以上的比重），而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和生产资产只属于少数人（不到10%的比重）。如果平均财富是1万英镑的话，那么最贫穷的50%人口的平均财富是1000英镑，中间40%人口是1250英镑，而最富裕的10%则是9万英镑（其中最上层的1%是50万英镑），两者之间的差距宛若鸿沟。
19世纪~21世纪法国财富不平等曲线
19世纪欧洲财富的高度集中实际上是整个19世纪的典型特征，其实就是在今天，财富依然是高度集中的：在欧洲最上层10%的人占有欧洲总财富的60%、在美国还要高一些，占70%。而且，在底层的半数人口现在依然很贫穷，到2010年所占财富依然只是总财富不到5%的比重，情况和19世纪没有多少差别。
19世纪~21世纪英国财富不平等曲线
事实证明所有中产阶层能拿到手的只是一些面包屑：欧洲中产阶层的财富几乎不超过总财富的1/3，而美国仅仅是1/4。这个中间人群的人数是最上层10%的4倍，但财富只是后者的1/2~1/3。所以可以说几百年下来什么真正的变化也没有发生：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依然很严重。
对于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笔下依靠财富积累和继承的小说社会来说，这样的资本集中度是个人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所谓“食利阶层”或者说士绅阶级的基础条件之一。
以法国为例，除1780~1810年因为法国大革命导致财富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之外，整个19世纪(尤其是1870年之后)法国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始终相对稳定地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上。在这一时期，前10%人群始终占有总财富的80%~90%，前1%人群的比重为50%~60%。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资本的结构虽然有变化，但财富总量(以年度国民收入衡量)却一直保持稳定。1810~1820年，也就是高老头、拉斯蒂涅等小说人物生活的时代，财富分配状况依然是一个资本高度集中的世袭制社会。
巨大的贫富差距
但是对于财富分布中最穷50%人群中的个体来讲，他们在去世时没有任何不动产或金融资产可以传给后人，仅有的一点儿财富也都完全用于丧葬支出或者偿还债务(此时，继承人通常选择放弃继承遗产)。整个19世纪直至“一战”前夕，巴黎大约有2/3的人在去世时都处于这种悲惨的境地，没有财产传给下一代，甚至净财富为负，而且没有出现变化。高老头也是其中之一，他在被女儿抛弃、一贫如洗的状况下死去，他的房东伏盖夫人向拉斯蒂涅催讨高老头欠的债，而拉斯蒂涅也必须支付丧葬费用，这已经超过他的个人财产价值了。
而英国整个的财富分布演变轨迹与法国的情形非常相似，甚至英国不平等的程度要比法国还稍高一些。前10%人群占有财富总量的比重在1810~1870年为85%，前1%人群占有的比重则为1810~1870年的55%~60%，这也是班内特姐妹、达西先生、奈特利先生、埃莉诺、玛丽安、布兰顿上校等小说人物生活的时代。这足以说明19世纪英国的财富的高度集中程度到了何种地步。
五、总结
19世纪的小说家不管是简·奥斯汀还是巴尔扎克，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笔下描绘的也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个财富高度集中，高度不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继承和婚姻是两个很关键的因素。通过继承或者婚姻得到的高额财富给人带来的舒适度，靠工作或学习是难以获得的。
他们虽然不是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但他们也知道要想过得舒适就必须拥有大量财富。尽管巴尔扎尔是法国人，而简·奥斯汀是英国人，在流通货币、文学风格以及故事情节方面迥然不同，但他们小说里面的社会不平等、贫富阶层和财富分布状况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巴尔扎克和奥斯汀的两位小说家笔下的小说世界中，货币币值保持稳定，因此他们能具体说明要有多少收入或财富才可超越平凡的生活而进入体面优雅的士绅生活。他们都认为，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来说，这个门槛都应是当时国民平均收入的20~30倍左右。如果小说人物的收入在这之下，那么小说世界中将难以过上足够体面、足够优雅的士绅生活。
如果在19世纪的法国或英国社会，某人能跻身最富有的1%之列，那么他应越过了这样的门槛(当然如果属于最富的0.5%甚至0.1%行列，情况将会更好)。这是一个界定清晰、人人都是绅士淑女的上层社会群体。在这样的上层阶级中，任何人都完全不需要去从事某种职业，无论这种职业的薪水有多高，因为即使是薪资最高的1%人群也无法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准。
如果身处底层，无论你多努力都进不去的地方
比如高老头为了两个女儿牺牲了一切，他为两个女儿每人准备了50万法郎的嫁妆，每年利息就可达2万法郎，相当于当时平均收入的50倍，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中，这是真正体面优雅生活的最低财富标准。因此社会贫富两极对比在开篇就已确立。而年轻的拉斯蒂涅即使拼尽全力当上了法国皇家检察官，他的年薪收入也只有区区5000法郎，只有平均收入的10倍。巴尔扎克描绘了这样的小说社会，为了过上体面优雅的生活，他必须拥有相当于平均水平20~30倍收入，甚至50倍的收入，如果只是平均收入的5~10倍，那么就没有所谓的体面生活。
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世界中，比如《理智与情感》约翰继承了庞大的诺兰庄园，这可带来每年4000英镑的收入，超过当时平均收人的100倍(19世纪初英国人平均年收入只有30英镑左右)。比如布兰登上校的德拉福德庄园每年能有2000英镑的收入(是平均收人的60倍)，像约翰·威洛这样年收人只有600英镑的角色(平均收入的20倍)，那么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舒适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放弃玛丽安，然后又悲痛欲绝地去追求格雷小姐（拥有5万英镑的嫁妆，每年租金2500英镑，相当于平均收入的80倍)。
类似的还有伊丽莎白·班内特只有可怜的1000英镑嫁妆，所以她妈妈一直撮合她和她那愚蠢无趣的表哥科斯林先生（每年收入800英镑左右，如果继承了财产，每年租金还有2000英镑左右，相当于平均收入的90倍）。
这说明奥斯汀的财富观跟巴尔扎克类似，如果收入只是平均水平的5~10倍，那么生活将相当拮据。至于那些相当于甚至低于每年30英镑的平均收入所支撑的生活甚至不会出现在小说世界中，因为这样低的收入水平已经与仆人差不多，所以根本就没有写出来的必要。
贫困的底层
这也就阐释了《傲慢与偏见》中那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的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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