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著錦，鐘鳴鼎食，終化為黃粱一夢，大雪滿地。
一
清初，順治二年(1645年)，金陵繁華之地，秦淮河岸，一個專門織造御用和官用布匹的官辦織局——江寧織造局成立。
直到光緒三十年(1904)撤銷時，江寧織造局已有260年的歷史，歷經數任官長，在這其中，任職最久、名氣最大、最具有傳奇色彩的，當屬織造世家曹璽、曹寅、曹顒祖孫三代。
曹璽是曹雪芹的曾祖父，在康熙二年(1663年)蒙受皇恩始任江寧織造這一職位，掌管江寧織造局二十二年，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去世方止。
其人深得乾隆皇帝器重，被稱為“是朕藎臣, 能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藎臣”指的是忠心耿耿之臣，如此稱讚，足見曹璽在乾隆心中的分量。
曹璽死後，其子曹寅被康熙任命“ 協理江寧織造”事務。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曹寅被調回北京內務府，擢為慎刑司郎中(內務府公檢司法官)，5年後又以廣儲司郎中兼佐領出任蘇州織造,。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曹寅正式任江寧織造,直到康熙五十一(1712年)年病逝，在任20年，深得皇恩眷顧。
曹寅之後，其子曹顒恩蔭繼任，卻不幸早逝。後在康熙親自授意下，由曹寅弟曹荃之四子曹頫接補江寧織造。
一直到雍正五年十二月被抄家為止，曹家祖孫三代4人, 總計接掌江寧織造達66年之久。
不僅如此，從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起，曹寅與蘇州織造李煦又奉旨輪管兩淮鹽務，康熙6次南巡的後4次，也是由曹、李二人共同負責江南地區按駕事宜，並且皆以江寧織造府邸為行宮。
當時，曹家備受康熙帝的信任與恩寵，就像是《紅樓夢》裡前期的榮寧二府一般，鮮花著錦，烈火烹油，好一派錦衣富貴、鐘鳴鼎食的氣象。
那麼究竟為何曹家可以如此“專差久任”，把住江寧織造這麼一大塊肥缺長達數十年呢？
二
清朝時，江寧織造與蘇州織造、杭州織造並稱江南三織造，它們的主要職能是為朝廷提供服御賞賚之用。
《欽定大清會典》 記載了三織造的具體分工:
“凡大紅蟒緞、大紅緞、片金、折纓等項，派江寧織造承辦。仿絲績、杭綢等項由杭州織造承辦。毛青布等項，每年需用三萬匹內，蘇州織造承辦；需用至四五萬匹則分江寧等處織辦”。
三織造並非清朝獨創，明代便有。明朝時，三織造由中央派遣織造太監管轄，但卻導致很多弊病，織造太監們因“腹削民力，抑且以『欽差』橫行，作惡地方”而成為一大弊政。
以此為鑑，清朝建立後，統治者一改前朝舊制。
順治三年(1646年)，朝廷“罷織造太監”，但織造局仍舊保存，而其隸屬皆歸工部，為清廷製作用以辨別身份地位的“冠服”。
順治十八年(1661年)，織造局改屬內務府。
康熙二年(1663年)，織造局成為內務府專差，並規定官員“不必限年更代”，也就是任期不限。
此時三織造多由內務府郎中等中層官員擔任，且無一例外均來自內務府包衣三旗，即“各省鹽政織造關差皆系內府世僕”。
包衣全稱包衣阿哈，滿語音譯詞，意思是“家僕”，存在於八旗滿洲之中，其中上三旗的包衣由內務府管轄，服侍皇室；下五旗的包衣則服侍下五旗的王公貴族。
曹家祖上便是內務府上三旗的世代包衣。到了曹璽父子這一代，曹家地位陡然提升。
曹璽是內務府正白旗旗鼓佐領下包衣，其妻孫氏為康熙皇帝的保姆，其子曹寅幼時是康熙的伴讀。
這一潛在的關係是康熙年間曹氏一族能久享繁華的根本所在。
江寧織造官位階不高，是內務府的中級官員，但除了上述織造經營的份內職務外，還可以依仗皇權特命，兼任關差及鹽政等職。
如江寧織造曾兼理龍江關差，蘇州織造兼管滸墅關，杭州織造兼管北薪關，曹寅亦曾多次兼巡鹽政。
關稅收益自不必多說，鹽業更是中國古代政府收入的大項。
織造處每年有戶部撥放的俸銀、辦公銀、養廉銀、買辦銀等各種固定經費，又有關稅、鹽業等灰色斂財途徑。不僅如此，織造官們還通過與內廷皇室的關係，經營人參、銅、糧食等特權交易，賺得盆滿缽滿，富庶流金。
然而如此漁利侵吞、中飽私囊，朝廷不可能不知，然而卻對此始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因為這些利用特權聚斂的財富大部分還是服務於皇家本身。例如曹家罄其所有、奢華糜費的多次接駕，各織造經常不斷的珍玩貢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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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裡趙嬤嬤對江南甄家接駕奢糜鋪張發出感嘆，一語道破玄機:“不過是拿著皇帝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
除了替皇帝收斂財物，以曹家為代表的江南織造官員，還肩負著另一項特殊任務。
康熙初年，密摺制度還未興起，對於身在北京城的統治者來說，遠離京畿的江南不僅是經濟重地，又是局勢複雜的政治要衝。
他們除了通過正式的官方統治機構實施其統治政策外，也需要通過一些特殊可靠的途徑來了解江南的民情風氣，從而做出自己的判斷，以更好的鞏固統治。
這時候，用類似曹家父子那樣的包衣“為一人之耳目之官”，可以獲取信息，實現對江南地區的有效掌控。
從康熙、雍正帝與曹家父子、李熙的往還奏摺中可以看到各種通報天氣農情、市況糧價的“晴雨錄”，還夾有各種民間傳聞信息、文人士子言行等等，詳細而準確。
除了記錄消息，網羅招攬江南名士也是這一類織造官員的任務。
比如曹璽文化修養深厚，便利用自己的學識與江南士子結交，後贈送古玩名畫加以籠絡。曹寅、李熙等人也曾為網羅名士而進行《全唐詩》、《佩文韻府》的刊刻。
這樣的做法雖別有用心，但對穩定清前期的江南局勢，消除滿漢民族間的隔閡，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以江寧織造為代表的三織造，最終成為維繫全國思想最活躍、經濟最富庶的江南與清廷之間的重要紐帶。
基於政治、經濟等多種原因，江寧織造雖只是內務府各部門職官中的普通官缺，但卻為皇帝欽派專差。
更為重要的是，江寧織造往往與關差、鹽稅等政府經濟命脈部門具有密切的聯繫，且被視為皇帝的耳目。
因此，其地位隨著統治者的需要而發生變化，到乾隆時期，其實際地位幾乎可與一品督府和巡撫平起平坐。
究其原因，織造官員的升遷罰，是取決於皇帝的個人意志。從某種程度上說，以江寧織造為首的江南三織造，可以視為封建皇權在地方的延伸。
正因如此，曹氏家族榮辱興衰只在皇帝一念之間，一代盛世豪門終逃不脫衰敗的淒涼下場——曹頫獲罪免職，曹家家道中落，曹雪芹寂寥而終。
正應了是《紅樓夢》裡的那句話:“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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