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院停業之後，散場變成不可能。不只是影迷們心急，業界也憂心。疫情在全世界蔓延開來，電影院砍掉場次，很多劇組也無法開工，甚至很多劇集也停止了拍攝。訂閱的藍光影碟廠商生產和運輸多少受到影響，紛紛向會員發電郵解釋狀況，有的給出折扣，有的號召捐贈。影視業從上游到下游均被疫情打亂了陣腳。
電影院關閉之前，我看的最後一部電影是《標準之外》（Hors normes），去年凱撒獎的大熱之一。如今不能去影院的空檔，正好拿來補課，追上去年一些好口碑但沒有及時觀看的電影。儘管幾大影展和主要的電影獎項在中文世界每年都有不少譯介推薦入圍之作，總是讓人覺得介紹文字玩大堆頭，最後變成拼提名數量和文字遊戲，叫賣意味比較濃。早年發現Metacritic 如獲至寶，它收集英美電影在各大媒體的評分，最後計算總評，從評論角度看較為中肯，具備參考價值，且分數背後的脈絡看多幾年之後會大致明白不同風氣下，當年電影的口碑風向朝何處刮。
遺憾之處是，這隻能做局部參考。歐洲和很多小國的文藝片，除非在北美上映，否則沒有媒體理睬。最近才由常駐法國的作者十二辰子推薦AlloCiné，它統計電影在法國上映時的傳媒分數，也有名作者和用戶評分，翻查過往一年歐洲電影的口碑相當容易，順藤摸瓜又追到德國版 filmstart，但相比 AlloCiné 品質有所不如。康城只能看到法國電影的金字塔尖，凱撒獎總流露出同奧斯卡類似的迂腐，也的確要加上法國文藝媒體的眼光，才能離如今的法國電影再進一步。
J'accuse (2019)劇照。
從評論出發，電影的在地視角不可缺少，不然就是隔岸觀火。比如對美國在地視角來講，保守到揮發出惡意的《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Richard Jewell）在法國傳媒眼裡拍得很漂亮，拿下總評4分的高分（5為滿分）L’Obs 雜誌甚至認為這是一部關於自由主義的電影，還是老而彌堅的《電影手冊》給了3分。波蘭斯基極有爭議的新片《J’accuse》（中譯《我控訴》或《軍官與間諜》）在#metoo 運動最浩大的美國口碑平平，法國多數報章雜誌都給出了4-5分，《電影手冊》又只給出了3分。依此足以說明，討論電影時地緣視角之重要。另外，法國傳媒的評論口味，確實也是別有不同。
上年度法國凱撒獎揭曉時，疫情還沒波及全球。波蘭斯基的爭議在法國引發了抗議潮，中國的影迷只在豆瓣網站激辯。如今大家紛紛在家辦公自我隔離，凱撒獎的主要入圍作品均已推出影碟，也算終於為東方的觀眾敞開了討論大門（也可以選擇另一種我們並不推薦的方式）。
凱撒獎號稱法國的奧斯卡，保守作派也從得獎名單中可見。幾部在影展上有所斬獲的電影比如《同義詞》《年輕的阿邁德》《大西洋》《必是天堂》在最後都毫無斬獲，巧合的是，這些電影都有跳出法國的泛歐洲視角，和奧斯卡一樣，它們要麼只能競逐最佳外語片，要麼只能入圍新人獎，有的甚至輸給了明顯口碑平平的其他電影，圍都沒得入。
入圍最佳影片的七部電影以《我控訴》，《Les Misérables》（暫譯《悲慘世界》）和《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燃燒女子的肖像》（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四部戲首當其衝，入圍超過十項。其他三部戲實際聲勢也不弱，九至七項不等。
《電影手冊》影評（作者 Joachim Lepastier）指，《我控訴》具備大製作商業電影的屬性，它其中詮釋著某種“高尚”。縱觀七部最佳影片入圍者，除了自帶反骨的《悲慘世界》及《燃燒女子的肖像》，也都在極力去維護某些價值理念。
Roubaix, une lumière (2019)劇照。
《ROUBAIX, UNE LUMIÈRE》（譯為《魯貝之燈》或《今夜，我們無罪》）是其中最矯枉過正的例子。電影從阿拉伯裔的移民警長德奧視角出發，旁觀巴黎魯貝區草根階層的生活，他可以精準看破疑犯的每一個謊言和每一次遮掩伎倆，悲天憫人地為每一起案件中的當事人爭取最好的結果。導演試圖用帶著紀錄片意味的鏡頭來彰顯電影的客觀，可是警長完美的設定及近乎空洞的居高臨下使得電影充滿可怕的迂腐氣味。警察在這部電影裡要麼徹底正面，要麼就完全失去價值判斷，在還原度極高的審訊過程之外，電影的人物互動和情感關係說是過家家也不為過。
《美好年代》讓人想起馮小剛的電影《甲方乙方》和《私人訂製》。後面這一部太狗尾續貂不提也罷，《甲方乙方》和《美好年代》一樣擁有“好夢一日遊”的情景再現公司，原本有很多文章可做。可晚生了二十年的《美好年代》用絕佳的細節筆觸卻只寫了一個歌頌純粹情感的故事，對真實世界的採摘幾乎為零。回看《甲方乙方》這樣嬉笑怒罵的荒誕夾雜溫情，在黑色幽默和寫實之間抓住了很巧妙的切口。在編劇筆法上雖然不如法國電影，整體質感和內核卻比後來者高明。《美好年代》讓人訝異的是，它放任喜劇的基調走入死角，再從離地的溫情裡不斷推動故事。媒體評分只有3.5分，是入圍的電影中最低。去年有太多法國電影比它強了。
《感謝上帝》和《標準之外》佔據高地，奧桑改編了震驚法國的神父性侵案，奧利維埃·納卡什和艾力克·託蘭達則關注兩間照顧自閉兒童的非牟利機構，闡述他們遇到的困境。這是最難拍攝的題材，現實事件幾乎無法再容納任何劇作或過多的影像手段，考驗的是導演迴歸基本步的敘事技巧。情感上，這些故事對受害者和弱者的扶助及用心不容挑戰，這些情感實在太“正確”了，想要做任何深度的人性處理，或者是素材稀少，或者是需要太多膽量。所以我們見到奧桑選用三段式結構講性侵受害者的維權歷程，《標準之外》則藉助三組不同的人物線索串搭起兩間非牟利機構的艱苦經營。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的立體及深度都是無米之炊，看完電影除了對當事人報以無限同情，對電影則無話可說。假如搞“同題寫作”，其他導演拍這樣的故事也未必能有驚喜。
這一類公益電影，若果以創作者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去討論，它有存在的價值。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說，它只能做成工藝裝飾。電影背後蘊含的情感衝擊是簡單直接的，很容易引起共鳴，但變成工業獎的年度代表作，這樣的結果還是讓人無奈。它對業內的創作者並不能帶來積極影響。
Grâce à Dieu(2018)劇照。
看回入圍名單，《我控訴》算是傳統電影視覺類別完成度較高的一部。波蘭斯基一貫的陰冷口吻此時尤其明智，既是對這一歷史事件合宜的角度，也是他熟練的技法，還讓他在風波之中為自己留了些餘地。
波蘭斯基很擅長展現陰沈的陰謀論。在這次敘事過程中，大多數時候他的自我都與德雷福斯冤案的漩渦保持了相當的距離，他的故事也總是不動聲色地講；選取一個歷史的第三者去闡述事件，這些他都做對了。只是主題要講迫害，在這個故事裡就不得不講平反，不得不涉及公理和名節。一想到此，電影最後有一個細節還是會讓人不舒服。男主角畢佳／皮卡特上校勸說德雷福斯不要接受認罪協議，哪怕他可以因此獲得自由，也不能在那時低頭，不應平白承認自己有罪。
此處不管是聽者還是說者有意都好，在全篇的冷淡佈局中，它尷尬地冒出來，讓人很難不去聯想波蘭斯基當年拒絕認罪協議遠走法國的舊事。也正是這一樁未解決的舊事，波蘭斯基才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困局裡。
平心而論，《悲慘世界》和《燃燒女子的肖像》二者其一拿下最佳導演獎都不會欠缺說服力。兩人的作品也在更新電影的傳統審美。他們與波蘭斯基的表現都不完美，凱撒獎大可更慷慨地提攜後輩，這並不是對政治正確的屈從。反而波蘭斯基在這樣一部冤案建構的電影之中，透露出不可忽視的教化意味。與另外幾部入圍電影一樣，他們都試圖呈現不容反駁的道德界定：正直，純真，體恤，坦誠等等。唯有《悲慘世界》和《燃燒女子的肖像》是從幽微的個體出發，關照他們隨時會破碎的生活。前者還特地與雨果的名著有所對照，以最當下的雙眼重新觀察貧民區的各種居民，重新畫了一幅街頭民眾的眾生相，極具文學性。
Les misérable(2019)劇照。
在高尚處推崇高尚，大概適合曲高和寡的藝術；在卑微處推崇高尚，會變成離地的煽情；在高尚處俯瞰卑微，幾乎都會像《魯貝之燈》一樣落入居高臨下的姿態；唯有在幽微處關照個體，才是電影人面對電影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時應該保有的心態。當你肯定電影中的“作者論”，導演則更應提供遠遠多於影像技術而已的創作精神。
看完這些作品之後，我驚訝於凱撒獎如今仍然持有的價值觀。協會似乎還在用七八十年前的倫理及藝術理念評選結果，大量好戲就被攔在門外。布魯諾·杜蒙的電影《貞德》（Jeanne）用了極突出的舞臺風格，雖然門檻不低，但在凱撒獎這部電影一個重要提名都欠奉，如此的結果讓人錯愕。
在頑固的工業獎面前，法國媒體的評分倒充分保持了韌性。《電影手冊》以外，還有《Ecran Large》《Les Fiches du Cinéma》 《Libération》這幾本刊物敢作敢為，樂於給低劣的法國文藝片打低分。
他們的評語相比工業獎的頒獎結果，實在要有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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