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天成二年（927年） ，赵匡胤于洛阳出生。赵匡胤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是将门家庭。其父赵弘殷曾任后唐飞捷指挥使驻守于洛阳，见证了五代的战乱割据与频繁的朝代变革。
尽管赵弘殷并无过人的功绩，但给了赵匡胤良好的成长环境。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时年二十二岁的赵匡胤应募从军，投入后周太祖郭威麾下。他有着令人望尘莫及的社交手段，与郭威麾下的一批年轻将领结为兄弟好友，甚至凭借杰出的才能受到未来储君的赏识，进入柴荣门下。当郭威遵五代惯例立养子柴荣为开封尹，即储君时，赵匡胤被任命为开封府马直军使。显德元年（954年），柴荣刚即后周皇帝位，赵匡胤便再度在禁军中任职。不久以后，北汉联合契丹侵袭后周边境，最终于高平城（今山西高平市）展开大战。侍卫司统帅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脱逃，而赵匡胤却身先士卒战功卓著，最终协助世宗击退来敌，因功升为殿前都虞侯，负责整顿与扩张殿前司诸班。
后周禁军由侍卫司、六军和赵匡胤所在的殿前司组成。在郭威时期，六军已经不似唐时强大。另一方面，五代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削藩而收拢的地方藩镇兵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衰老，但中央政府因害怕兵乱，并不将其解聘，而是将殿前司独立出来作为容纳之所。这样一来，三大部门中具有战斗力的实际上只有侍卫司，而五代最不缺的就是将领兵变，此时柴荣为了遏制侍卫司可能的兵变，故而尝试以亲信赵匡胤为中心建立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在其后的数年时间里，殿前司经整顿扩编后能与侍卫司分庭抗礼，而赵匡胤也在军中获得了莫大威望。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赵匡胤在此间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显德六年（959年）三月，周世宗出兵征伐契丹，一路连破辽境数重镇，恢复了对高阳关以南地区的统治。当他准备攻取幽州时，因病被迫返回京城开封。正当此时，有人在公文中夹带一块木牌呈给了他，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意指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意图篡位。于是他返回汴京、途径澶州时，便解除了殿前司最高统帅张永德的禁军兵权，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一跃成为后周禁军将领中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及副指挥使韩通外最具实权的人物。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备受郭威、柴荣父子器重。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年），隐帝刘承祐不愿受到朝中重臣的辖制，认为郭威与史宏肇等人把持朝政、威权过重，必然威胁皇权统治，故而遣派军队谋杀郭威等重臣的家眷。其中郭威一门，“婴孺无免者”（《资治通鉴·卷289》）。郭威愤恨之下举兵推翻了后汉隐帝的统治，自立为帝。就在周太祖代汉后，广顺初年，李重进先升任内殿直都知，其后迅速晋升为大内都点检、权侍卫马步军都军头，同年又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周世宗柴荣同样非常信任李重进，在嗣位以后便把李重进从衰弱的殿前司调出，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其后为禁军最高统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掌握着后周禁军的最高兵权。韩通也非简单的角色。他年幼参军，在后晋开运年末便入郭威帐下被“委以心腹”。到广顺初年，他已升任虎捷右厢都校，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凭借战功一步步走向了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之职。（《宋史·卷484》）
这两人在后周军中素有威望，与朝廷的关系也十分亲密，若有此二人作为拦路虎，那么赵匡胤的篡位计划就很难实施了。然而事态进展之顺利，超出了赵匡胤的想象。周世宗临死前，曾“召范质等入受顾命”，命王著为相，辅佐周恭帝（《资治通鉴·卷294》）。周世宗临终前召集的重臣都是他最为信任的亲信，其中自然包括赵匡胤，但没有李重进的身影。这让赵匡胤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而历史的转折点也因两位大臣的私欲就此出现。
此时后周有三位宰相，却只有范质成为柴荣钦定的顾命大臣。然而，若遵照世宗遗命，将有另一位硬汉风格的顾命宰相王著出现，这对范质来说并不是好消息。赵匡胤当时也在场，自然知道这件事。或许他在一旁煽风点火让范质下定了决心，两人最终联合起来隐匿了世宗的遗命。范质的小脚自此落入赵匡胤手中。因此，其后尽管时有朝臣为赵匡胤权力过大之事而上书顾命大臣宰相范质，范质也没有采取行动削弱赵匡胤的兵权（王育济的《世宗遗命的匿废和陈桥兵变》）。在世宗晏驾后不久，范质反而把与皇室关系相当亲近的侍卫司最高长官李重进外调扬州，剥夺了其禁军兵权，尽管这种安排也可能是基于对李重进篡周的顾虑。经此种种，赵匡胤在军中的势力日益膨胀，为他顺利发动兵变奠定了基础。
当禁军最高指挥马步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受命出镇扬州后，在京禁军的高级领袖除了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就是赵匡胤一系人马。厢级统领中除了“临时多规避”的祁延训外，也尽是“赵家班”成员。赵匡胤苦心经营的局面自此已初见分晓，待时机成熟便可发作。
周恭帝登基后不久，镇州、定州上奏契丹与北汉联合进攻边境。得知这一消息后，朝廷立即决定派遣赵匡胤率殿前司禁军北上抵御。有人认为这一军情为谎报，是赵匡胤设的计；也有人认为这一军情是事实，并提出了若干合理的推测。事实上，这一军情是否谎报并不重要，它只是给“陈桥兵变”提供了契机，此时赵匡胤反心早已昭然若揭。
在接到出兵的指令后，赵匡胤派韩令坤、张令铎率禁军出巡河北，屯戍于河北武德。收到“契丹、北汉联军来袭”的消息后，慕容延钊率前军先行，直奔河北真定而去，守住契丹南下之途，直接控制河北局势。就其后赵匡胤及慕容延钊等人的态度来看，或许这几位禁军统帅是受命前往河北镇守边境以防局势生变，《宋史·慕容延钊传》甚至直接记载二人此去的任务是“按治边境，以镇静闻”，故而受到赵匡胤“便宜从事”的委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宋史·慕容延钊传》）
当一切准备妥当后，赵匡胤隐藏的阴谋也将逐渐落实。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三，赵匡胤率军北上，当晚到达陈桥驿。据官史记载，赵匡胤酣醉入睡后，赵普、赵光义协同一批高级将领开始谋划拥立赵匡胤为帝之事，并遣人前往京师汴梁通知留守的石守信及王审琦，令二人于城中暗中接应，同时煽动军中将士，备好黄袍。是夜，军士聚于驿门“以黄袍加太祖身”，行礼高呼“万岁”。赵匡胤似是无奈之下以黄袍加身，大军从陈桥驿折返。石守信及王审琦接到消息后，在城中列开阵势彻夜等待，将大军顺利引入城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
当时汴梁城中，在军权上能与赵匡胤相抗衡的，仅有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而已。但由于赵匡胤早已以张光翰、赵彦徽二人渗透进了侍卫司，韩通的兵权此时已被架空1○。这一部署显然是蓄谋已久的。当韩通闻变后，还未来得及集合军队，便被殿前司王彦升击杀2○。种种证据无不表明“陈桥兵变”乃赵匡胤一手策划并付诸实施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此次兵变的重要人物基本都受到了赵匡胤的提拔；唯有王彦升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被后周遗臣所忌恨，赵匡胤为了消除后周遗臣心中的芥蒂，以惊扰重臣、意在求贿为由，令其出任唐州团练使，远离京城这一是非之地。（《宋史·王彦升传》）
经过“陈桥兵变”，赵匡胤几乎接手了周世宗的所有遗产，但这仅是故事的开始，远非结束。
本文摘自《战争事典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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