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全过程的长篇小说，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写“官逼民反”，好汉林冲、鲁智深等一个个被“逼上梁山”，在宋江上山后，写了几场反土豪、打官军的战争；后半部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最后的悲剧结局。
正因为如此，在水浒学界，长期存在着“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有学者认为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而在征方腊时却死伤实在惨重，匪夷所思而又颇不合情理，也难怪让人心生疑窦。
然而，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还是这本书的思想内容。《水浒传》前半部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一个个梁山好汉的形象光彩照人；后半部写了宋江受招安，从土匪盗贼摇身一变成为了朝廷镇压其他农民起义的“鹰犬”、“走狗”，写忠臣反奸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矛盾，前后反差实在太大。于是，有人说前半部是“英雄传”，后半部则是“奴才传”，系“手闲面厚之徒”的“狗尾续貂”。
那么，为什么施耐庵要写宋江接受招安呢？历史上的宋江是被逼接受招安的，因为最终实力上的不济和内部的问题，而作为小说家的施耐庵是出于何种考虑而做这样情节上的安排呢？
根据典籍记载和相关野史传闻，大致版本有二：
版本一：爱国思想
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述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
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宋朝积贫积弱，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均虎视眈眈，《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奸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也难怪，《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奸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版本二：求生之行
此版本系野史传闻。元朝末年，爆发了全国性农民起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写成之后，人人看了爱不释手，一下子就抄传到四面八方去了，尤其是在义军官兵中更是大受欢迎。
这时，朱元璋起义成功，在南京称帝。鼓吹造反，反对皇帝的书，皇帝是自然容不得的。所以，朱元璋一看到这部书，便大发雷霆：“好一个施耐庵！我几次三番派人请他出来做官，他不肯出来，原来是躲着写这样的书！哼！”朱元璋心想：“我刚得天下，人心尚未归顺，那能容得这种鼓吹造反的书流传？！”想罢，随即在《水浒传》上批了几句：“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必贻患。”并下了一道圣旨，派人四处查找施耐庵，将他从白驹镇抓来，秘密押送金陵，关进了刑部大牢。
入狱后，不审不放，使施耐庵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中，暗地捎信求救于当时已任大明丞相的老同学刘伯温。刘深谙内情，不便明讲，托人以探监为名，捎去口信：曰“怎样进，怎样出。”
施耐庵苦思多日，终于悟出可能是写书激怒了当朝。他马上向刑部声明：我的《水浒传》才写了前半部，还有后半部未写出来呢！经刑部允许，刘伯温托人送来文房四宝。施耐庵便以张士诚投降元朝皇帝、镇压红巾军为原型，把宋江写成了受招安，去征辽，打田虎、王庆、方腊，直到与李逵一起饮御赐药酒自尽，至死不反叛，一生为皇帝效劳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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