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學派與反道學派
唐宋交際時的政治變動，傳統的“舊儒學”已然無法滿足士大夫的心理需求與社會需要。因此，“新儒學”應運而生。從北宋初年起，這便已有端倪。而到了仁宗朝，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慢慢地將新的思想集為一種學說、門派。其中，程顥程頤二兄弟著書立說、廣收學徒，“二程”逐漸成為道學之大宗。
到了南宋初年，二程徒孫朱熹集前人之所長，徹底完善道學體系，史稱“程朱理學”。而在孝宗一朝，朱熹因其淵博的學問與對道學的卓越貢獻，更是成為道學的領袖。
思想變革的影響是巨大的，經過北宋的鋪墊，南宋的士大夫或以道學為尊，或多多少少有贊同。
其實，所謂道學，不僅僅是孝宗眼裡所見的“泛泛之談”，“身體力行與兼濟天下”亦有。然而，在道學成為“顯學”後，一些“私生飯”就開始以庸俗予以對待，曲解道學緣由與思想。如周密所言：
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閤眼號為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
因此，“冒牌貨橫行”，人人高談闊論而不幹實事。與道學相悖，卻口口聲聲道為“道學”，也難怪為孝宗不喜。除此之外，那些所謂真正的“道學者”也有著自身的弊病，這就比如說道學派往往欲“只”以道學為尊，其他門派一律是糟粕。天下偌大，豈只容一家？時人陳亮曾對此批評：
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
因此，反道學派應運而生。他們來自四面八方，立於朝廷各處。到了孝宗淳熙年，道學派與反道學派矛盾公開，以周必大為朝廷代表、以朱熹為代表的精神領袖與以王淮為代表的反道學派正面開戰。
在“出護山陵事件”後，王淮遭罷，道學派得勢。然而在孝宗禪位光宗後，道學派的未來又有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光宗不喜周必大。雖然光宗僅僅是針對周必大之人而非背後門派，但不得不說，這給了道學派一個巨大的打擊。
不過，反道學派也未因此佔據多少上風。畢竟道學已經在成為“至尊”的路上一去不復返，大勢所趨，不可遏制。因此，道學派與反道學派的鬥爭在光、寧二朝中未曾消減，反而愈演愈烈。
沒有逐漸的“操盤者”——宋寧宗
孝宗一朝，道學派與反道學派雖有紛爭，甚至演變成開戰，但是始終未能掀起多少波瀾，這跟當時孝宗對於朋黨的壓制分不開關係。孝宗的能力擺在那，“黨禁”也不會發生。然而，孝宗退位後呢？
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可悲的是，孝宗是個著名的孝子，然而卻生出了個不孝兒。孝宗去世時，光宗都不願主持。如此不孝，政績上也乏善可陳。光宗在位五年，“乾淳之治”的輝煌就已經走向了下坡路。不過，光宗也是個可憐人——精神病患者同時還有個悍婦。
在理智清醒時，他也想做個明君。紹熙四年，他曾召見辛棄疾，並予以升遷。但是，辛棄疾提出的種種意見如“荊襄之防守”、“思安慮危，任賢使能”等等，光宗始終未能採納。至於本文所論的道學之爭，光宗也因楊萬里（東宮舊臣）等如“摧折橫暴，以扶善類”等殷殷勸諫未能有風波。而且，著名的“過宮風波”也將人們的注意力吸走。再加上，光宗的精神病隨著年老愈發嚴重，黨爭起不來。不過，一場充滿戲劇性的由太皇太后主持的禪位也因此上演。
鋪墊了這麼多，主人公終於登場——宋寧宗。坦白來講，宋寧宗是個忠厚的想有一番作為的皇帝。在即位之初，他就任命了頗有抱負與能力的趙汝愚為相，同時也接受其提議令朱熹入朝講學。寧宗虛心聽取大臣的意見，並且還很好學，這博得了朝野之士的一致好感，紛紛認為其定能有所作為。
在以趙汝愚、朱熹為首的道學集團的推動下，寧宗初期的政治也算是可圈可點。尤其是在吏治方面，官員考核、京官外任、臺諫、人才選拔等問題都得到了改善。
然而，“成也寧宗，敗也寧宗”。雖然寧宗有一番志向成為明君，卻又因自身的侷限性，如知人用人上。於趙、朱等人之建議，全盤接受，無自己的見解。這就把道學推向了另一個深淵，寧宗既然可以全盤接受道學，也可聽信反道學之言。沒有主見，搖擺不定，若有人“添油加醋”，那自然倒向之。不過，慶元之黨禁，斷不可僅僅出於寧宗，沒有反道學派，這風波也起不來。
反道學派領導人韓侂冑——怨
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反道學，對於韓侂冑更是如此。要說剛開始，韓侂冑並無反道學之心，緣起一個人——趙汝愚。
趙汝愚何許人也？宋太宗趙光義的八世孫。韓侂冑何許人也？宋寧宗韓皇后的曾叔祖。一個宗室之臣，一個外戚之臣，二人從身份上來看就已經有了火藥味。
在“光宗禪位”上，趙汝愚作為主導者策劃了整個事件。在這之前，趙汝愚曾許諾韓侂冑，“事成之後，韓為建節（節度使）”。
節度使的誘惑力，不難想象，那可是武將的巔峰。可是，事成以後，趙汝愚卻變卦了，“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可論功行賞？只有爪牙之臣才可論功行賞。”於是乎，韓侂冑的節度使就這麼沒了。
不過，以上種種遠不能讓韓侂冑憎恨趙汝愚。古人追名節，也求尊重，可忍不了有人不尊。恰好，趙汝愚從心裡就有點看不上韓侂冑，“他又有什麼大功”這句話又狠狠地刺激了韓侂冑的神經。從此，韓侂冑走上了堅定反對趙汝愚、反對道學的道路。
道學派領導人趙汝愚——輕敵
葉適聽聞韓、趙二人的矛盾後，也曾勸諫趙汝愚“與其節度使”。可趙汝愚仍以一種輕蔑的態度，對待韓侂冑。也許，正是這種輕蔑，使得趙汝愚在之後與韓侂冑的較量中落了下風。
而對於皇帝來說，宗室之臣與外戚之臣，誰更得信任？外戚之臣。宗室之臣若是勢力過大，總會有篡權的威脅。因此，古來皇帝多重外戚而輕宗室。雖然宋朝有著嚴格的防止外戚擅政的祖制，但在寧宗這，不好使。韓侂冑因其特殊身份，被寧宗接連提拔，不久就升到承宣使，離韓侂冑夢寐以求的節度使僅有一步之遙。
但是，就差這一步，就僅僅是趙汝愚一句話的事，韓侂冑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可趙汝愚始終沒有照辦。韓侂冑怨氣欲生，就連“初來乍到”的朱熹都意識到了問題。
他曾勸以：
侂胄怨望殊甚，應該厚賞其勞，處以大藩，出之於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
其實，我們不難發現，趙汝愚有著一手好牌，而韓侂冑幾乎在初期是被碾壓的。然而，趙汝愚還是敗給了韓侂冑。究其原因，除了輕敵，還有不懂得變通。
趙汝愚是個忠直之士，所選之士也皆是正氣凜然，沒多少瑕疵。然而，他始終沒有跳出大環境來看，雖然這有些困難。在當時那個“大染缸”裡，有多少人是積極的，有作為的？遊仲鴻曾勸趙汝愚：
丞相之勢已孤，卻不憂此而憂彼嗎？
可趙汝愚聽後，還是“一意孤行”，難怪有人評其“忠有餘而智不足”。而這個特性主要體現在“臺諫”上。
關於臺諫，蘇軾曾有言：
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對於文武百官來說，臺諫可是個魔鬼一般的名字，為什麼？他們的一句話幾句話就可以摘掉你的烏紗帽！換句話說，誰控制了臺諫，誰就能真正地“呼風喚雨”。趙汝愚顯然知道臺諫的重要性，然而其在選官上，又不能照顧所有人。非忠非有能力者不用，這就不免要得罪很多人，如劉德秀就轉而投靠了韓侂冑。
慢慢地，韓侂冑就扶植了一大批臺諫。在把持輿論後，韓侂冑迅速下手，先是朱熹沒多久就是趙汝愚：
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太上聖體不康之際，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黨，以定策自居，專功自恣。
以“同姓為相，不利於社稷”，彈劾趙汝愚，這不免有些可笑。當初， 趙汝愚百般推辭，就是因宗室想要避嫌，在寧宗的強烈要求下，趙汝愚才“勉為其難”地接受。然而，韓侂冑聯合臺諫以如此理由參趙汝愚，宋寧宗竟然沒什麼反對意見，仍聽之任之。不難看出，寧宗著實是個缺乏主見的人。
趙汝愚被罷後，一群道學派人士站出來聲嘶力竭地反對：
汝愚之忠，陛下所知。作為祭酒屬官，如見利忘義，畏禍忘義，我恥於這樣行事。
像是說出這種話的，都被韓侂冑等人彈劾，黨禁也由此拉開序幕。而寧宗依舊沒什麼反應，反而任韓侂冑去了，這也讓他有恃無恐，打壓道學派起來更是無所顧忌。
結語
在寧宗即位之初，他曾明確地強調“不植黨羽”。然而，在他的統治時期卻醞釀出諸如韓侂冑、史彌遠等權臣。而“慶元黨禁”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很多正直的為國為民的士大夫，對他們的心理造成了極大影響。不過，道學派雖被打擊，卻未遭毀滅，甚至在理宗一朝上升為宮學。“慶元黨禁”在一定程度上也帶了所謂“進化”，對整頓吏治也有一定好處。所以，對於“慶元黨禁”不能以“完全錯誤”之名蓋棺定論。
但是，對於孝宗來說，這定不是其希望看到的。權力自然會有鬥爭，奧妙就在於平衡。過於打壓一方，就會令另一方崛起，甚至是完全獨大。在孝宗的治理下，秦檜的權相政治成為了過去式，而寧宗朝又死灰復燃。從此，權相一直貫穿著南宋朝，一發不可收拾。綜上來看，“慶元黨禁”還是弊遠大於利的。
參考資料：《宋光宗、宋寧宗的時代》、《慶元黨禁時期士大夫官僚的心路歷程》、《宋帝列傳》、《南宋文人與黨爭》、《宰相群體與南宋孝宗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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