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朝的抗倭战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在戚家军的故事中，偶有提到俞大猷的，也仅仅是作为陪衬。
殊不知，在四百多年前那段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里，俞大猷与戚继光并肩作战，一同驱除倭寇，保家卫国，历史和人民本不应该忘记他的。
俞大猷画像
文武双全，志存高远
1503年，弘治十六年，俞大猷出生于福建晋江，一个世袭军户家庭。按照朱元璋留下的规矩，军人的儿子必须继续从军，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是考科举，于是俞大猷5岁进入私塾念书，15岁就中了秀才，天分不可谓不高（明朝三大才子之一，后来为抗倭屡出奇谋的徐渭，中秀才时20岁）。
但是其后十几年，俞大猷未能更进一步，究其原因，是他拜了三个老师：王宣、林福、赵本学，这三人都是蔡清的弟子，而蔡清是研究《易经》的专家。
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考不上举人：读错了教材啊，不看四书五经看易经，能考上才有鬼。
一头扎进《易经》的俞大猷，之所以没有变成一个学究或者算卦的，是因为他三位老师中的赵本学，将自己毕生心血的兵法，传给了俞大猷。这本“穷乎先后天之卦、河图洛书之数、九军八阵之法”的《韬铃内外篇》，“以《易》演兵，推演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让俞大猷从《易经》里悟出了自己的兵法。
有了理论知识，俞大猷也没放弃硬功夫，向刘邦协学棍法，向李良钦学长剑，还苦练骑射，终于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1531年，嘉靖十年，俞父病逝，科举无望的俞大猷只能继承武职，成为一名百户小官。
年幼时，俞大猷曾经立下一个近乎狂妄的人生目标：“生要与苏子卿争节义，与诸葛公争精诚，与狄梁公争妙用，与郭令公争勋业，与岳武穆争忠贞”。
翻译一下就是他俞大猷要有苏武的气节，诸葛亮的真诚，狄仁杰的作用，郭子仪的功绩，岳飞的忠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终其一生，为国尽忠，初心不改。
猷[yóu]，意为计谋，所以大猷这个名字，可以解释为有大计谋的人，注定是为战场而生，用勇武和智慧去战胜敌人，守护一方平安。
《易经·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命运捉弄，南北驱驰
1535年，嘉靖十四年，俞大猷中武举人，升为千户，守金门，来到海盗骚扰的沿海。
金门现存啸卧亭，其中“虚江啸卧”四字为俞大猷题刻，虚江即俞大猷的字
才兼文武，胸有甲兵，却困守孤岛，俞大猷自然是不甘寂寞。
他给主管监察的佥都御史陈伍山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针对骚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海盗，俞大猷认为原因是“上不能用将，将不能用兵”，应当遴选有能力的将领，并且多给士兵赏赐；第二封信说金门东北方向的官澳有盗贼，俞大猷建议不动武，用德治之法，使当地贼寇“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归化向顺，安生治业”。
陈伍山收到信，勃然大怒：“若武人何以书为？”，明朝重文轻武，文官一向把制定各种政策看做重要权利之一，俞大猷小小千户，居然敢对剿匪政策指手画脚，被处以杖击、夺官的严厉处罚。
俞大猷没有消沉，继续写信。
1539年，嘉靖十八年，明廷准备教训下长期不通贡使的属国安南，俞大猷得知兵部尚书毛伯温在征询用兵之策，便写上书提出“伐谋攻心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认为大兵压境后，派一使者陈说厉害，足可使安南归降，有征无战而可全功，而他愿为使者。
史载“伯温奇之”，他没法不惊讶，因为俞大猷的计策，和明军进驻南宁，安南国王自缚请降的结果如出一辙。但因为上书在传递过程中花了太多时间，等毛伯温收到，对安南的征战已经临近尾声，俞大猷并没有被征召。
明长城
隔年鞑靼大举入侵山西，朝廷下诏征召将才，俞大猷再度毛遂自荐，毛伯温把他推荐给宣大总督翟鹏所，考校兵事，大为折服，说“吾不当以武人待子”，意思是不能把你当武人看，并向俞大猷行礼，以示尊重。
尚书总督都欣赏他的才华，按说俞大猷应该熬出头了，《明史·俞大猷传》载“然亦不能用”。
想必当时的俞大猷，和读史至此的我一样，是满头问号：不满意挨板子，受赏识不提拔，你们这帮文人是不是在玩我？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四处平叛，痛击安南
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毛伯温任命俞大猷为汀漳守备，上任半年内就歼灭了辖区内的流贼，因功升广州都指挥史佥事。
广州新兴、恩平两地少数民族众多，山地崎岖难以用兵，只能诏抚，但“屡招屡叛”，不得安宁。俞大猷到任后，贴出告示，赦免改过自新的人，传授他们生存技能，“开诚示素，与民更始，教敦睦，课农桑，劳来不怠”。同时走乡串村，搜集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掉数次反叛的贼首，恩威并施，终于一劳永逸的解决了反叛问题。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安南发生内乱，在内斗中失败的范子仪，率三万余人入侵钦州、廉州，当地明军无法抵挡。两广总督欧阳必进启用俞大猷，全力支持，“事无大小，悉以委君矣”。
俞大猷决定走水路运兵，聚集舟船，训练水兵都需要时间，但廉州被围，城破只在旦夕之间。于是他写了一封《谕安南贼人》，陈说厉害，威胁“即欲兴师数万，水路并进，捣汝巢穴，绝汝丑类”。范子仪所领安南军队，本就是败军，听说有大军前来，心生动摇，连夜退去，廉州解围。
过了一段时间，范子仪见明军并无动作，以为俞大猷不过是虚张声势，便再次进犯钦州，这时明军舟船士兵都已部署完成，从海上截断范军退路，数番大战，明军愈战愈勇，俘虏一千二百人，杀伤无数，范军溃散，逃回安南。
安南主政的阮氏趁机痛打落水狗，将范子仪擒杀，献上首级，边患平息。但欧阳必进与首辅严嵩不和，俞大猷虽立下大功，不得升迁，全部奖赏只有白银50两。
无论是剿灭流贼，还是抵御外寇，或平定少数民族叛乱，俞大猷充分显示出他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的用兵特点，犹如他高超的剑法，不轻易出手，一出手便克敌制胜。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俞大猷改任温、台、宁、绍诸府参将，即将面对最疯狂也最残暴的敌人：倭寇。
日本战国，倭寇成患
骚扰朝鲜半岛及中国沿海的倭寇，自古有之，他们通常几十上百人行动，上岸抢完就跑，从不深入内地。虽然无法完全剿灭，但总体伤害不大，中原王朝往往把主要精力对付更大规模的本土海盗。
变化从1523年开始，日本大名大内氏和细川氏，因争夺朝贡资格——明朝厚往薄来，朝贡就是领钱——在宁波大打出手，细川使者被杀，大内使团干脆大掠市区，夺船出逃，当地都指挥战死，史称“争贡之乱”。
明廷大为震怒，裁撤了浙江，福建二市舶司，这样明日之间的正常贸易渠道关闭，只能借助走私，进行交易。走私势必伴随武力，亦商亦盗，出没于沿海。而日本此时进入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大名们忙于内战，流浪武士、战败士兵只能自找生路，开始频繁骚扰福建、浙江沿海。
当中国海商（海盗）和日本浪人/武士结合，诞生出更大规模的倭寇，动辄上万人，“倭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进，一时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漫长的中国海岸线都是倭寇的攻击范围，有了中国人带路，人数更多的倭寇得以进入内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军卫所武备松弛，无法抵御，倭寇干脆占据岛屿作为据点，想来便来，想走边走，十分猖狂。
而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号称“五峰船主”的王直（也作汪直），“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存”，俨然海贼王一般的存在。
日本长崎县平户市松浦史料博物馆外有一座汪直铜像
俞大猷到任后经过数月准备，进攻王直的据点之一——普陀山。俞大猷亲率精兵登岛，根据事先调查的情报，夜袭倭寇营寨，猝不及防的倭寇大乱，想乘船逃跑，又被埋伏的水军拦截，可惜当时海上狂风巨浪，有部分倭寇逃脱，但依旧斩首一百五十多级，生擒一百四十三人，烧死淹死的倭寇不计其数，史称“普陀山之捷”。
一个月后，俞大猷又取得烈港大捷；同年四月十四，在马迹潭击破倭寇；王直想逃往南直隶，但被俞大猷追上，倭寇又被杀无数，东南沿海再无立足之地，王直最终逃往日本。
虽然俞大猷没能直接消灭王直，但沉重的打击了他的武装力量，让他意识到对抗明廷得不偿失，态度转向被招安，最终被胡宗宪用计诱捕（关于这段历史，《明朝那些事儿》有精彩描写）。
有功不赏，无过受罚
“督水陆官兵在松门、普陀、烈港、昌国、临山、观海、柯桥等处海洋地方，陆续擒斩倭寇共一千余名，其余沉水者不计” ，俞大猷威名远播，倭寇一时间不敢进犯浙江，但强盗本性难改，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入侵只是时间问题。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两万多倭寇自海盐登陆，进犯嘉兴受挫后，转而攻破崇明县，一路向苏州烧杀抢掠。总领抗倭事宜的张经认为卫所明军不堪一战，先前已下令调集广西狼兵、湖广土兵、东莞打手等勇猛善战的少数民族部队，此时尚未到齐。
张经画像
朝廷派来的督师赵文华（严嵩的干儿子）督促出兵，张经认为兵力不足，不能轻易发动攻击，两人不欢而散。赵文华上书弹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
直到四月十七，各路军队齐聚，张经下令进剿倭寇，几番接战，将倭寇包围在王江泾，俞大猷在北，卢镗（注）在南，汤克宽率水军在外，数路突进，大破倭寇，“斩贼首一千九百余级，焚溺死者甚众，军兴来称战功第一”。
嘉靖皇帝量小多疑，弹劾和捷报前后到来，他认为张经是畏惧弹劾才进剿倭寇，不但不赏，还将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逮捕入京，西市斩首。
上司被冤杀，俞大猷自然也是罪责难逃，一直冲杀在前，屡破倭寇的他被赵文华认为是张经的人，所以严嵩不打算放过他（还有和欧阳必进的嫌隙），想把俞大猷也逮捕进京，好在新任浙江巡按兼监察御史胡宗宪力保，“东南之祸，非公（俞大猷）无以已之者”，俞大猷最终被革去世袭百户，戴罪立功。
有功不赏，无过受罚，如果是一般人必定大受打击，但俞大猷志存高远，不以为意，继续追击残余的倭寇，江南出现短暂清宴。
但转过年，又有大股倭寇进犯，明军溃散，再度烽烟四起。
《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宪
与之前的总督不同，胡宗宪敏锐的意识到如果只是被动的防御，倭寇来了就抢，打了就跑，击败倭寇再多次也于事无补，必须先解决掉倭寇的头领。
于是胡宗宪用计离间徐海、陈东、叶麻几大海盗，让他们火并后，在沈庄将几人全部剿灭，俞大猷整师前进，率先破阵，杀敌一千六百余人。
接着胡宗宪诱捕王直，他的干儿子毛海峰占据岑港负隅顽抗，因地形易守难攻，倭寇又有工事和火器，明军死伤惨重，数月不克，嘉靖大怒，下旨限期一月内荡平，不然自俞大猷以下全部撤职法办。
参将戚继光用降低攻击频率的方法迷惑麻痹倭寇，再突然强攻，终于攻破岑港。
电影《荡寇风云》就是以明军攻打岑港开始，但可惜电影中的俞大猷也只是为了衬托戚继光的存在。
洪金宝饰俞大猷
在浙江被杀怕了的倭寇，又流窜去了福建，有官员弹劾胡宗宪以邻为壑，纵寇入闽，胡宗宪为自保把责任推给俞大猷，说他“邀击不力，纵之南奔，播害闽广”。
俞大猷被逮捕进京，下狱讯治，消息传来，江南百姓无不为他喊冤。
注：卢镗，抗倭名将，仅次于俞大猷和戚继光。
历经磨难，终平倭寇
很多官员都为俞大猷鸣不平，其中最大牌的是锦衣卫指挥使陆炳，他敬佩俞大猷的忠勇，自掏腰包行贿首辅严嵩。最终俞大猷平安出狱，前往大同，塞上立功。
俞大猷在狱中并没有虚度光阴，把自己几十年领兵作战的经验和思考做了梳理，其中针对来去如风的北虏骑兵，他认为要建立战车部队，一到大同，便在巡抚李文进的支持下付诸实践。
“行则以车为阵，止则以车为营”，俞大猷制造的战车是一种独轮车，上可登高山，上可入堑壕，机动灵活，装备大枪头、佛朗机炮和盾牌，每车配备有旗手、叉手、钩镰手、拔刀手、鸟铳手等四十二名步卒，兼有十名马兵，既可近身肉搏，也可远程打击，既能坚壁固守，也能乘势突进，是多兵种协同的部队。
车营示意图
在俞大猷的指挥和训练下，车营初成就在安银堡大败进犯的鞑靼骑兵，因此明廷开始在九边各镇纷纷建立步骑车组合的车营。
1561年，嘉靖四十年，俞大猷南下湖广，任筸镇参军，适逢当地苗民起义，难以征剿，但听说俞大猷前来，苗民当即散去，不费一兵一卒，仅靠威望就将暴乱平息。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明廷任命俞大猷为镇守福建总兵官。
在俞大猷蒙冤入狱后，戚继光接替俞大猷，冲杀在抗倭第一线，戚家军所向无敌，取得数次大捷，但毕竟人数只有数千，力有不逮。倭寇乘戚家军回浙江休整时，攻破兴化府城，“乡宦士民男妇咸就掳杀，死者万余”，嘉靖急令俞大猷、戚继光入闽抗倭。
倭寇在兴化抢掠一番后退走，占据平海卫，准备伺机夺船出海，俞大猷只有新兵六千，加上当地明军，人数与倭寇相当，强攻胜负难料。俞大猷认为此时与倭寇作战，无论胜负，都会有倭寇逃脱，遗患无穷，必须将其全歼。于是挖掘壕沟，建筑堡垒，派水军封锁港口，俞大猷顶住各方压力，按兵不动。
等广东总兵刘显的一万人马，和戚继光的一万戚家军陆续到达，决战时刻终于来临，俞大猷在右，刘显在左，谭纶在中，戚继光为先锋，明军士气高昂，锐不可当，倭寇主力被消灭，史称“平海大捷”。
《倭寇图卷》局部：明军乘小船与倭寇作战
朝廷下旨赏赐，各级将领加官进爵，但总领大局，静待战机的俞大猷又是只被赏银20两，后被调任南赣总兵官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水、海丰等地，又在南澳之战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海盗吴平，追而灭之。
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历经王忬、张经、胡宗宪、谭纶四任总督，俞大猷、戚继光、卢镗、刘显等将领和无数军民奋战，历时十几年，终将倭患平息，还百姓以安宁。
抗倭首功，籍籍无名
嘉靖年间所取得的几次里程碑式的大捷，都离不开俞大猷谋定而后动的指挥与身先士卒的勇猛，他无疑是剿灭倭寇的关键性人物，不仅与戚继光媲美，甚至超乎其上，时人并称为“俞龙戚虎”，当是公正的评价。
俞大猷不抱怨，不颓废，总在逆境中奋起，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仕途坎坷。他面对的不仅是凶残的倭寇，还有复杂政治的掣肘，甚至是飞来横祸，但俞大猷“慷慨任事，忠勇过人”，为将一日，守护一方，尽忠国事，从不畏惧。正如他在《与唐荆川太史书》中所言：“猷少小时，只奉师训，以为人大致要从光明正大路上着脚。不自揣志向，从幼已决。抵今犬马之齿渐高，日在得失成败中，未敢分毫毁裂，以从卑污。”
泉州俞大猷公园俞大猷像
如果来比较下俞大猷和戚继光：
- 出身：俞大猷继承的世袭武职只是百户（正六品），戚继光继承的指挥佥事（正四品）；
- 学历：两人都是武进士，俞大猷还是秀才；
- 文化：俞大猷写了《兵法发微》《洗海近事》等兵书，但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有收录俞大猷的兵法）都位列古代十大兵书；
- 武艺：俞大猷擅长棍法和双手长剑（注1），戚继光擅长刀法和长枪，据戚继光说俞大猷的武功更高（注2）；
- 战功：除两人协力扫清倭寇外，俞大猷四处平叛，戚继光北上防御鞑靼；
综合来看，俞大猷并不比戚继光逊色，如果考虑他的起点更低，遭遇更多的不公，俞大猷的奋斗和坚持更加值得尊敬。但后人只知戚继光的赫赫威名，与岳飞并列，甚至在俞大猷的家乡福建，都是戚继光的名气更大。
在我看来，两人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戚继光有怕老婆的轶事，有以他为主角的地方戏曲，有大家不懂但一听就很厉害的鸳鸯阵，从传播的角度上来看，自然是更容易被老百姓所接受和传颂。
戚继光比俞大猷小25岁，但两人更像是忘年交，由战友而为挚友，戚继光很多的兵法和战术都受到俞大猷的影响，比如后来戚继光北上蓟州操练的车营，就是在俞大猷车营的基础上改进的。
厦门现存“俞戚诗壁”共三首七绝诗，为俞大猷戚继光所作
俞大猷生前遭受不公从不在意，“口不谈功，心惟在国”，想必对于身后虚名也会一笑了之。正如他在76岁高龄去世后，时人所写的悼亡诗：
大星落东海，涕泣满城哀。百战功徒在，千秋梦不回。云销天地气，世绝古今才。寂寞廉颇馆，空余吊客来。
虽寂寞，但不朽，俞大猷，真奇男子也。
注1：俞大猷写了一本武术书叫《剑经》，但不知道为什么讲的全是棍法，四百年来一直没有公论。当代武术史研究学者和武术家马明达先生认为是以棍存剑，以剑法融入棍法。
注2：据戚继光留下的记录，俞大猷曾经给他演示过棍法，并推广到戚家军中，他认为俞大猷武艺胜自己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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