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宗孝明皇帝永平四年（61）~永平十八年（75）。楚王之狱在《资治通鉴》中占据了大量篇幅，看似声势浩大、牵连甚广，但究其实质，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就是朝廷里死了一个王爷、撸掉了几个官罢了，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
真的和天下普罗大众息息相关的，其实是下面这件事情——治理黄河。
还早在平帝时期，黄河、以及与其连接的汴水，都决口了。黄河决口的危害自不用说，这条汴水，也叫做汴渠，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这是条运河——当然严格说起来，它是在上游连接黄河的一段才是人工开凿的运河，下游连接泗水的一段是利用的天然河道。泗水是淮水的一大支流，如此汴水就把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勾连起来了。这条运河的开凿要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魏国了，而它上游的名字大家一定也都很熟悉——鸿沟。
淮河流域乃是当时帝国重要的粮仓之一，汴水泛滥，自然会影响通航。不过，西汉和新朝时期，帝国的政治中心是关中，此时的关中还算是“天府之国”，对淮河流域的粮食需求还没那么大，而且新帝王莽一直在忙于篡位、改制，后来又天下大乱，一直也没人顾得上去治理黄河。而现在，帝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关东，黄河、汴水近在咫尺，朝廷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建武十年，光武帝刘秀就曾动过治水的心思，不过当时浚仪令乐俊谏言刚打完仗，得先让老百姓喘口气——浚仪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开封、汴水的关键节点，乐俊作为本地的父母官都这么表示，那说明比起水患，当时的本地百姓更需要休养生息。光武帝很重视他的意见，于是此事就搁置了。
凡事有利就有弊，随着时间的流逝，汴渠日渐东侵，兗、豫两州深受其害。到了明帝时，当地百姓就转而开始抱怨，说朝廷就知道先搞别的工程，这种老百姓急需的偏偏却不搞。恰在此时，有人向朝廷推荐了一个治水专家——乐浪人王景。
乐浪就是今天的朝鲜，所以广义上来说，这位王专家还是个朝鲜人（当然，现在的朝鲜人，其实并不算是当时的朝鲜人的后代）。于是永平十二年夏四月，朝廷派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修复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之黄河入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一年以后，永平十三年夏四月，工程竣工，黄河、汴水恢复旧道。王景颇具巧思，工程中尽量将工程费用简省到了最低，但大工程嘛，最后花费仍以百亿计。
不过，这钱花得相当值。因为从此开始，八百年内，黄河再未大泛滥！如此说来，这位王景，竟是位不亚于大禹的大英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英雄，历史对他的记载却甚少，《通鉴》里总共才两百多字，连上期那个楚王案的零头都不到……因此，对王景治水法里最关键的“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到现在大家也搞不清到底是个什么操作。
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对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来说。既然说王景后八百年黄河无大害，换句话说就是八百年后黄河又开始闹腾了。而从王景往后数八百年，正是北宋——司马光所生活的时代！光司马光本人，在其有生之年，听说过甚至亲身经历过的黄河水患，恐怕都不下五十次，他难道不会感同身受吗？
其实，这未必是怪司马光疏漏、或者不重视治河。其实北宋时期，朝廷上上下下对治河都重视得不能再重视了，连皇帝都能针对治水的技术细节，随口说个一二三出来；一发大水，皇帝晚上就睡不好觉，一夕数惊乃是常事。因此宋人对他们自己怎么治水，记载得那叫一个详细，更遑论司马光这个大史学家了。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八百年后编书的司马光，而是出在八百年前的汉朝史官上——是他们的原始记录太简略了！司马光一个八百年后的人，什么原始材料都没有，总不能瞎编吧？我估计司马光反而是最想搞明白王景到底是怎么治水的……
或许是汉朝史官看不起王景这样的技术专家吧！不过，影响两代史官对此事不同态度的真正原因，也许是这个——想想看，北宋的首都在哪里？开封！黄河、汴水出事，对北宋朝廷，那可不就是生死存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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