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篷布搭成屋頂下，19歲的孟加拉國女孩納比拉(Nabila)坐在泥濘的地板上，一邊擺弄著鞋帶，一邊聽著30大幾的羅辛亞婦女託斯米達(Tosmida)說話。兩人都淚流滿面。納比拉是一名學生口譯員，尷尬地說道：“她把它藏在了內心最秘密的地方。”
講述託斯米達遭輪姦的經歷不僅是情感上的難題，也是語言上的難題。一年前，約有70萬羅辛亞族人一年多前逃離緬甸的迫害，前往孟加拉國。之後，許多像納比拉這樣的孟加拉人突然找到了新的工作，去作口譯。託斯米達的羅興亞人血統和納比拉吉他哥尼亞人血統有血緣關係，但並不完全相同。經過快訓的口譯員必須盡力理解另一種語言，填補因文化差異空白——包括受害者可能說出的禁忌。
無國界翻譯組織(TWB)的語言學研究員A.K. Rahim表示，最大的實際問題涉及到健康問題。在吉塔哥尼亞語中，健康詞彙源自於孟加拉語和英語；科學知識和詞語傳承自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不過，在少數受過教育的羅辛亞族人中，健康詞彙來自緬甸。大多數女性，尤其是那些與外界隔絕，不受到教育的女性，接觸不到這種知識。相反，他們發展出自己的詞彙。他們避免談及月經，用gusol(shower，淋浴)一詞來代替。腹瀉是一種常見的野外疾病，通常在病發最初幾個月誤診。許多羅辛亞人稱，“Gaa-lamani biaram”(我的身體正在崩潰)，讓醫療人員困惑不解。
性是最棘手的雷區。在羅辛亞族人保守的穆斯林文化中，女性根本不談論性或身體。她們使用一些委婉語，用其它的詞來描述宗教允許的性行為，或非法的性行為和婚外性行為。這些術語大多故意含糊其辭；她們用“可恥的地方”和“秘密的地方”來指性。對強姦行為，她們可能會用一個詞來表示迫害性折磨。這種行為是有法律後果的。“我無法想象一個羅興亞婦女站在法庭上說，‘我被強姦了’，”拉辛說。口譯員必須小心謹慎，不解釋模糊其詞的地方，或鼓勵她們去說這些禁忌的事情；這可能會削弱訴訟。
這些問題遠不只是羅辛亞族人獨有的。TWB的埃莉坎普介紹了尼日利亞東北部的情況。對那裡的許多女性來說，“寡婦”這個詞是禁忌。即便這樣，她們也總會被問到:“你有丈夫嗎?你嫁過人嗎? 他現在死了嗎?
坎普表示，危機應對者通常不知道他們需要怎樣的語言技能。他們以為僱傭“當地”人來做這件事就足夠了。在尼日利亞，這些人可能只會說英語和豪薩語——豪薩語是該國使用最廣的語言之一。可是，在博科聖地叛亂肆虐博爾諾州里，豪薩語用得很少。如果救援人員幸運的話，或許能找到會卡努里語的人（卡努里語是博爾諾州的通用語言）。可是，在一個有28種語言的國家裡，這種方法也無濟於事。
地位較高的人——通常是有權有勢的人——可能懂幾種語言，能作為交流的橋樑。不過，救援人員通常要幫助的是脆弱群體。坎普強調，此前西非爆發的埃博拉疫情中，女性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因為大多數有關預防的國際建議都是用英語和法語提出的，而她們很少有人會英語和法語。
在這其中，有些問題難以處理，有些不是。比如可下載的詞彙表(即在一種全國性語言和一種地區語言之間)可以幫助援助者用智能手機以當地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呈現技術詞彙。在未來，自動翻譯工具，如谷歌翻譯，甚至能擴展到不太為人所知的語言。確實，這會是一個難題：翻譯軟件必須進行大量已被翻譯過的平行文本訓練。因此，TWB正為此向谷歌和微軟等公司提供部分語言數據。
外行人通常認為，“沒有對應的詞”這個概念在英語裡是通識。這些問題最好是從文化角度而不是語言角度來思考：對應的詞是存在的，不過，讓譯者知道哪些可以使用以及何時使用才是至關重要的。在人道主義危機中，援助機構必須迅速行動；他們通常會讓員工接受一兩天的語言培訓。這個時間是值得花的。
編譯：葛璐瑤、龔俊羽
來源：經濟學人（2018.11.15）
轉自： 翻譯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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