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美國與“深淵”擦肩而過

50年前,美國與“深淵”擦肩而過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洪言微語,作者 | 薛洪言(蘇寧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給世界經濟蒙上一片陰霾,據IMF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迎來負增長。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80年以來,全球GDP一直保持正增長(2009年最低為0.01%),2020年,看來要創新低了。

相比1929年大蕭條和2008年金融危機,此次新冠疫情引發的全球衰退,與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有更多相似性。那次衰退,肇始於石油危機,於很多國家而言,也是一種不可控的外生衝擊。

在那次滯脹危機中,傳統的藥方——刺激政策——失靈,與當前新冠疫情肆虐下的刺激政策的侷限性有頗多相似之處。回顧那段滯脹歷史,對於全球經濟走出當前困境,有很多啟發意義。

滯漲來襲,美國墜入“黑鐵時代”

二戰結束時,世界滿目瘡痍,美國一枝獨秀——以全球佔比7%的人口,生產全球42%的工業製成品、43%的電力、57%的鋼鐵、62%的原油和80%的汽車。戰後,外有世界重建刺激,內有大蕭條長期壓制的需求反彈,美國經濟迎來近三十年的黃金增長期。1946—1973年,美國經濟年均增長3.8%,家庭實際收入年均上漲2.1%。這段時期,美國處處透著樂觀與繁榮:

高中學歷及以下的藍領工人靠一己之力足以養家,並在郊區買地建房,各項配套福利制度相繼建立;

18-24歲人口中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20個百分點,達到35%,經濟體從製造業為主向知識型經濟體的轉型初顯端倪;

美國企業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如“英國市場上一半以上的汽車、吸塵器、電動剃鬚刀、剃鬚刀刀片、早餐麥片、薯片、縫紉機、吉士粉和打字機都產自美國”(格林斯潘語);

商業創新也層出不窮,沃爾瑪重新定義“超市”,麥當勞開創加盟模式,集裝箱重新定義貨運物流,流程標準化重塑製造業……

……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20世紀70年代,長達十餘年的滯漲(增長停滯+通貨膨脹)突然來襲,與黃金時代形成鮮明對照,將美國經濟、社會帶入瞬時帶入黑鐵時代,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反彈。

50年前,美国与“深渊”擦肩而过

滯脹的產生,引發了經濟學界的廣泛反思。人們普遍認為,黃金衝擊和石油衝擊是滯漲的導火索。

佈雷頓森林體系下,黃金長期外流讓美國不堪重負,1971年,尼克松總統宣佈終止美元兌換黃金(1盎司黃金=35美元)的義務。不再錨定黃金後,美元成為真正的“紙幣”,幣值波動加劇,通脹迎來第一個高峰,正應了弗裡德曼的名言,“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個貨幣現象”。

1973年,OPEC對美國實施石油禁運,一時間油價高漲,成為通脹神助攻。在接下來的9年裡,美國原油價格上漲9倍,交通、煉油廠、化工廠、鋼鐵廠、鋁業公司、國際貨運等能源大戶受到嚴重衝擊,波及整個經濟體。

滯漲之下,人們承受著失業與通脹的雙重打擊,美國夢消失了,引發一系列社會動盪: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以匹配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納稅人奮起反抗,因為名義收入上升推高了他們的納稅登記;儲蓄者發現積累一生的財富像雪糕一樣融化消失。

那段時間,美國罷工不斷,暗殺率飆升,社會動盪。據說當時尼克松總統曾私下說,“美國的墮落最終將摧毀一個文明”。1975年,《時代週刊》曾刊登一篇封面文章,提出“資本主義能否存在下去”的疑問。

脹的反思:經濟活力的消失

滯脹的影響如此之大,除了在宏觀層面溯源,將其歸結於“石油衝擊”和“貨幣超發”外;微觀層面,經濟學家發現,企業活力下降才是遲遲無法走出停滯的最根本原因。在《繁榮與衰退》一書中,格林斯潘曾如此評價當時的美國企業,

“美國的各家企業都揚揚自得,但其實都充滿各種缺陷:首先是承擔著鉅額的福利成本,其次是不願意在標準化生產之外多想一想新的生產方式,最後是對來自亞洲的競爭視而不見。”

就美國企業承擔的福利成本而言,早在1949年,彼得·德魯克就曾撰文評論道,“大企業是我們現有社會秩序的最真實代表。這些企業的內部組織架構實際上折射出了整個社會所能看到的社會結構。”一句話,企業辦社會,為員工提供各項福利設施,漸漸不堪重負。

就產品策略而言,當時的美國企業注重流程標準化和自動化,眼睛盯著流程,不再關注消費者需求。面對千遍一律的產品和服務,很多企業自詡“最好的驚喜就是沒有驚喜”,忽視了消費者的真實訴求。如石油危機後,油價大漲,美國汽車廠商依舊故我,繼續生產高油耗的汽車,把市場拱手讓於日本廠商。

同時,這段時期,美國企業沉浸於黃金時代的自滿中,創新投入也不足。如美國生產力與質量中心主席傑克遜·格雷森曾於1980年評論道,

“20年來,美國管理層靠著二戰中獲得的大量研發成果混日子,並一直在獎勵營銷、財務和法務部門的主管,卻忽視了生產部門的人員”。

結果上看,20世紀70年代,美國企業出現了全面敗退。日企和德企作為主要競爭者,不僅在汽車、鋼鐵等傳統工業中後來至上,在半導體、芯片等高科技產業上也緊追不捨。以至於當時美國社會上出現一種普遍的憂慮——美國正在走英國的老路,被追趕、被超越。

事情還遠沒有結束。通貨膨脹下,工人通過罷工要求提高工資,進一步推高企業成本,削弱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為生存自救,美國企業加速全球化佈局,加速國內製造業空心化。

20世紀70年代,美國大企業全球化加速,通過境外投資設廠來享受當地勞動力紅利。1967~1975年,跨國企業境外投資額增長8倍,其中,美國五分之一的國內產能轉移至境外。在此背景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韓國等亞洲四小龍崛起,中國大陸、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越南等也相繼迎來投資熱潮。

50年前,美国与“深渊”擦肩而过

與之相應,美國境內出現產業空心化跡象,失業加劇,中產階層開始沒落,經濟陷入增長停滯的怪圈。

種種因素疊加,滯漲猶如一個泥潭,走出來舉步維艱。

將滯漲分為為“通脹”和“停滯”。通脹是一個貨幣現象,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用貨幣緊縮對抗通脹,頂著“無情”、“鐵腕”之名,終於把通脹制服;而對抗“停滯”則困難許多,典型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期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統統無效。美國又是如何走出停滯的呢?

走出危機

長期滯漲下,社會心態開始求變。滯漲陰霾下,美國里根政府與英國撒切爾政府開出了相似的藥方——激活企業活力。兩國政府均向選民承諾,

“要把侵蝕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企業家動物精神的福利國家制度打回去,迴歸19世紀的純粹資本主義,讓英美兩國重振雄風”(《21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語)。

世事輪迴,“20世紀30年代,美國人求助政府,希望政府能夠帶領他們走出市場不穩定的泥潭;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轉向企業家,希望企業家能夠拯救他們於政府對創新的扼殺之中。(格林斯潘語)”

事實上,里根入主白宮之前,他的前任卡特就曾在國情諮文中無奈地宣稱:

“政府無法消除貧困,無法提供富足的經濟,無法降低通貨膨脹,無法解救我們的城市,也無法解決文盲問題或提供能源。”

激活企業活力,精髓是縮減社會福利開支、降低稅率。1981年和1986年,里根政府推出兩次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70%降至28%;資本利得稅率從28%降至20%;企業所得稅,則從46%降至34%。

事後看,最高所得稅率的大幅下調,削減了累計稅制的調節作用,加劇收入不平等,成為當下美國種種社會問題的根源。但在當時,大幅減稅計劃,激活了企業和人才的活力,成為助推經濟走出“停滯”的重要推力。

減稅之外,里根政府還致力於削弱工會權力,並持續放鬆經濟管制,被市場統稱為“里根經濟學”。

同時,20世紀80年代美國盛行的槓桿併購,也在客觀上刺激著企業活力。當時,美國金融市場可為企業併購提供融資,償債資金來源於被併購企業的資產。舉例來說,我看中了一家企業,但我沒錢,我向金融機構承諾,只要借錢給我,我把這家企業買下來,會變賣企業資產用於償債。

這也意味著,如果併購失敗,融資者根本無力還錢。所以,這種高風險債券被稱作垃圾債券(數據顯示,違約率超過20%),但資本願意買單。垃圾債券的紅火催生了惡意併購市場,而惡意併購的存在如餓狼般對優質企業虎視眈眈,刺激企業提高活力、做大市值,提高被併購門檻。20世紀90年代後,垃圾債券被風險投資取代,垃圾債券追逐成熟公司,風險資本則專注初創企業。風險資本的盛行,催生了美國互聯網泡沫,也奠定了美國在信息時代的領先地位。

在一系列措施中,普遍認為點睛之筆來自“廣場協議”。1985年,美、日、德達成協議,美元對日元、德國馬克貶值,美國產品出口競爭力大增,製造業收穫起死回生之效。

廣場協議只是暫解美國經濟一時之急,不過蝴蝶效應下,事後引發的連鎖反應讓人唏噓。日本自廣場協議之後,經濟加速泡沫化,並最終迎來失去的三十年。很多觀察者事後總結,美國通過廣場協議割了日本的韭菜,從根本上打垮了美國企業最大的競爭對手——日本企業。一味的陰謀論並不可取,但的確也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

50年前,美国与“深渊”擦肩而过

種種措施下,美國成功走出滯漲,重新迎來商業發展的黃金期。1980-2000年,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從最低759點漲至11497點,增長14倍。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經濟也成功完成了升級迭代,微軟和蘋果替代福特和通用,成為新經濟的代表。

復甦之路

回到當前。面對新冠疫情衝擊,各國均第一時間出臺大規模刺激政策。某種意義上,危機之下的刺激政策就像新冠重症患者的呼吸機,可以救急、救命,但患者康復,最終要靠自身免疫力。滯漲的歷史告訴我們,微觀企業的活力,就是宏觀經濟的免疫力。

疫情期間,要救人、救企業,活著就好;疫情之後,大病初癒,復甦依賴創新與活力。如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說,創造性破壞才是推動經濟進步的主要動力。

創造性破壞的本質是“將社會資源導向那些能夠獲得最高產出的領域”,即資助前沿科技的進步和領軍企業的發展,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和與這些科技相關的新的工作崗位,替換原本具有生產力的舊資產和與舊資產相關的工作崗位。”(格林斯潘語)

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的新基建(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你會發現,復甦之路,已然開啟。

參考文獻:

1、[美]艾倫•格林斯潘,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繁榮與衰退》,中信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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