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字用修，新都人，是少師楊廷和的兒子。二十四歲那年考取正德六年殿試第一名，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官職。遇繼母喪事，服喪完了以後，仍擔任以前的官職。十二年八月，明武宗秘密出行，剛出居庸關，楊慎上書直言極諫皇帝。不久他上書稱病，辭官歸裡。明世宗繼位，起用他擔任經筵講官。他經常講授《舜典》，說：“聖人設置贖刑，那是施用於一般的小過錯，使平民改過自新。如果是首惡大奸，沒有可以贖罪的道理。”當時大宦官張銳、於經被判處死刑，有人說進獻金銀以求赦免其罪，所以他常提到這句話。
嘉靖三年，世宗採納桂萼、張璁的建議，徵召他們為翰林學士。楊慎與同一官位級別的三十六個人共同上書說：“我們與桂萼等人學術不同，主張觀點也不一樣。我們所遵從的是程頤、朱熹的學說主張。桂萼等人所崇信的是冷褒、段猶的遺緒。現在陛下既然破格提拔了桂萼等人，不認為我們說的正確，我們不能與他們一同共事，希望賜書罷免了我們吧。”皇帝很憤怒，嚴加責問，分輕重給予停發俸祿的處罰。過了一個月，他又與學士豐熙等一同上書進諫。沒有得到答覆，又與廷臣跪伏在左順門力諫。皇帝大怒，下令將帶頭起事的八個人逮捕入獄。這時楊慎和檢討王元正等搖門大哭，哭聲響徹殿庭。皇帝越發憤怒，把他們都捉拿下獄，處以廷杖之刑。過了十天，有人說上次罷朝以後，群臣都已經散去，楊慎、王元正以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又聚眾伏地而哭。於是在朝堂上把這七人又打了一頓。楊慎、王元正、劉濟都被謫戍他鄉，其他人都被削去官籍。楊慎到了雲南永昌衛。在此之前，楊廷和掌權，全部辭退了朝中辦事不力的官員。到這時，他們在楊慎被謫戍的路途上尋找機會，準備加害於楊慎。楊慎知道後謹慎防備著他們，到臨清他們才散去。楊慎帶病長途顛簸，疲憊不堪。抵達戍所後，幾乎起不來了。
嘉靖五年，楊慎聽說楊廷和病了，驅馬很快趕到家。楊廷和很高興，病便好了。於是回到永昌，聽說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亂，便率領家丁步卒一百多人，驅馬快速趕到木密所與守衛官員一起打敗了叛軍。嘉靖八年，他得知楊廷和去世，便跑去告訴巡撫歐陽重向朝廷請求，獲准歸葬，葬禮結束之後他又回來。從此，（有時）或者歸蜀，（有時）或者呆在雲南會城，（有時）或者留在戍所，主管官員都以友好的態度對待他。到七十歲那年，他回到四川，巡撫派四個指揮把他捉拿回來。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楊慎從小警惕機敏，十一歲就能作詩。進入京城後，寫了《黃葉詩》，李東陽讀後嗟嘆不已，大加讚賞，讓他在自己門下學習。他曾經奉命出使經過鎮江，拜見楊一清，閱讀他收藏的書籍。用不懂的地方詢問他，楊一清都能背誦。楊慎非常驚異，於是更加努力學習古學。被流放邊境之後空閒時間較多，更博覽群書。他曾經告訴他人說：“個人的天生資質不值得依靠，每天新修德業，應該從學習中來。”所以他酷愛學習，窮盡文理，到老而更加嚴重。明代背誦之廣博，著作之豐富，當推楊慎第一。隆慶初年，被封賜為光祿少卿。大啟年間，追贈諡號為文憲。
楊慎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諸多創造性貢獻，被多個學科所重視，而在大眾層面也因為其名作《臨江仙》，廣為人知。他於詩文之外，有“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拙文所謂“流氓”，是說楊慎中狀元進入翰林院後，常在北京城大街上化裝微服，同那些官宦子弟們一起彈琴歌舞，在青樓通宵達旦狂歡。連宰輔李東陽也以“恩主”身份出面勸說他：“公子何必躬親絲竹”。在雲南時，他梳女性發式，臉上塗抹脂粉，頭插鮮花，招搖過市。晚明時期沈自徽的雜劇《楊升庵詩酒簪花髻》所展示的，就是楊慎人生的一個真實方面。明代著名畫家陳洪綬（老蓮）名畫《楊升庵簪花圖》，表現的是楊慎醉酒蹣跚，臉上塗白粉，頭插鮮花，學生們抬著他，又有兩個女伎隨後，遊走於街市。題款為：“楊升庵先生放滇南時，雙結簪花，數女子持尊踏歌行道中，偶為小景識之。洪綬。”
楊升庵簪花圖
正是因為楊慎有“流氓”氣質，所以他才能興趣廣泛且敢於創新，得以在諸多領域作出“百科全書”的貢獻。其為人“天稟倔強”，這可以從其臨終時《自贊》的“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為”看到。當朝首輔的公子、本人的狀元身份、公眾視野中的青年才俊等，這些都奠定了楊慎在正德、嘉靖兩朝的文壇泰斗和學界領袖地位。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指責正德皇帝“輕舉妄動，非事而遊”，規勸皇帝“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以“古之聖人必謀於眾”倡言開明政治等，顯示出參與國家大事的宏偉抱負。在思想文化領域，他首先批判了當時處於主流的程朱理學和心學，反對空談心性，主張從事物本身去尋求自然發展的變化；又認為客觀事物互相聯繫而又互相依存，認為事物存在矛盾鬥爭，其結果必然是“剛勝柔，實勝虛”；還主張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事物，即“世變如輪，無暫停也；人心如波，無少平也”。
在觀察社會歷史發展現象時，他十分強調“勢”的作用，即從發展趨勢上看問題，即：“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他重視實踐經驗，認為“見睫者不若身歷，勝口者不若目擊”，肯定出於天性的生活慾望，及追求物質利益的勢利之心，這在其《性情說》中得到集中宣示：“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觀於濁水，迷於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這些都標誌著中國人文主義思潮的泛濫，與當時西方文藝復興思潮相應和。
楊慎在中國啟蒙思想發展歷程中的價值，被專家概括為：“推崇漢學，反對宋學，尤為斥南宋朱熹，批判宋明理學之先聲”。稍後的明代思想家李贄曾寫下《讀升庵集》，表達自己強烈的共鳴，其《小序》說：“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雖遊其門者尚不能贊一詞，況後人哉。餘是以竊附懸仰之私，欲考其生平始末履歷之詳，時時置几案間，儼然如遊其門，躡而從之”。
在文學美學思想上，楊慎張揚文學的華美和創作靈感，推崇漢魏六朝詩的“高趣”和綺麗，是以《明詩別裁集》的編者沈德潛說其詩“過於濃麗”，卻不得不承認：“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絕麗之學，隨題賦形，一空依傍，於李、何諸子之外，拔戟自成一隊”。他在《畫品》卷一闡釋為：“揮行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有象由之以玄，無形因之以生，妙將入神，靈能通聖”。楊慎在前七子倡導的復古風氣較為流行的時候，能獨樹一幟。他廣泛吸收六朝、初唐詩歌的一些長處，形成他“濃麗婉至”的詩歌風格，這當然還有著巴蜀文化“華美豔穠”美學傳統的制約。
楊慎站在時代的前沿，著述達100餘種，涉及史、詩、文、音韻、詞曲、戲劇、書畫、醫學、天文、地理、動植物等，有《升庵全集》，散曲有《陶情樂府》。《四庫全書總目》也肯定其“慎賅博圓通，究在諸子之上”。他所編纂的《全蜀藝文志》是今天研究巴蜀文化的基本資料。這就是一個“才子”之必然。
清雍正版《四川通志》卷八記載，楊慎死後，“黃安人帥子寧仁奔至滇。寧仁欲成喪（即運回成都舉辦盛大葬禮），安人以為不可，止之曰：‘幸而謫終，天威尚難測。律以春秋大義，自當藁葬。’寧仁乃止。無何，世宗遣使啟棺，見青衣布袱。使還以聞，帝感動，賜還原官。”以楊氏父子為首的“大禮議”事件對明王朝的影響極為深遠。18歲的嘉靖皇帝在登基三年後皇位穩固，遂於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詔諭禮部，試圖違反制度為父母封號加“皇”字，群臣譁然。楊慎振臂高呼：“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堅守節操大義而死，就在今日。”九卿23人，翰林20人，給事中21人，御使30人等共200餘人的龐大隊伍集體跪在左順門外，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以維護國家大禮。眾官撼門大哭，“聲震闕庭”。皇帝震怒，下令嚴懲，四品以上官員86人停職待罪，將五品以下官員134人當廷杖責，因廷杖而死的共16人。左順門廷杖後，反對議禮的官員紛紛緘口，被杖死的不能再說，被杖傷的不敢再說，被流放沒有再說的機會，為時三年的“大禮議”以嘉靖帝獲勝告終，66歲的楊廷和被免職回到四川新都，37歲的楊慎則遠貶雲南。長達45年的嘉靖王朝“吏治繁偽，兵政窳惰，民力虛耗，亦由是始”。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皇帝死，新皇帝穆宗即位次日頒佈了嘉靖帝的遺詔：“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者恤祿，見監者即行釋放復職”。楊慎因而獲得平反恢復名譽並追贈光祿寺少卿。“大禮議”釀下的苦果，導致朱明王朝君臣離心離德，楊慎領頭的這個事件，導致皇帝長達20年不理朝政，沉湎於內宮煉丹修玄，日求長生，以至於不堪承受其變態摧殘的2個妃嬪和10個宮女，拿出絲繩勒住皇帝的脖子但未能致其死亡，這就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宮變”。而百餘個朝臣“妄議中央”遭受的重罰，也讓朱明王朝官員從此感到寒心。惡果最終由崇禎皇帝承擔。李自成大軍破城之際，滿朝文武裝聾作啞都為自己打算，“朱明江山永不變色”是皇家的事，於己無干，所以崇禎帝上吊自殺前遺詔有“皆諸臣誤朕”（《明通鑑》卷九十）之語。陪同他上吊自殺的，只有宦官王承恩一人。晚明時期夏完淳的《燭影搖紅》對此有著深深痛惜：“回首當年，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瀟灑。一自市朝更改。暗銷魂，繁華難再。金釵十二，珍履三千，淒涼千載！”
楊慎在雲南
楊慎是對雲南歷史文化貢獻最大的內地文人，楊慎主要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學術成就，乃得力於雲南社會各界的熱情幫助。漫長的37年流放生活，他的足跡幾遍雲南，這就是《明史》本傳記載的“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楊慎行蹤所至，常與雲南文化人研究學問，談詩論文，獎掖後進，設館講學，廣收學生，還完成了大量學術著作；再加上他百科全書型的知識結構和不畏強權，堅持正義的強大人格感召力，對雲南文化的發展，確實多有促進。他又開明清兩代考據學先河，成為一代傑出學者。現存的《滇程記》《滇載記》《滇候記》《南中集》《南詔野史》《雲南山川志》等，都是他貢獻給雲南的人文歷史重要典籍。
所謂楊慎的成就受惠於雲南，其犖犖大者，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如其臨終（嘉靖四十年，1561年）遺言稱：“死亦不憂，生亦不喜，生順死安，可謂云爾。死於此，葬於此，斯已矣。師友相厚故及此，積善有報在諸子”，以此表現對雲南各界人士的感激之情。明朝刑法規定，流放分四等:安置、遷徙、口外為民、充軍；充軍按戍地不同，又分為極邊、煙瘴邊、沿海口外、邊衛四等;按時限不同，分終身與永遠。楊慎被嘉靖帝處以“永遠充軍煙瘴”的最高刑罰。但云南各界人士並未因此而歧視他，而是向他提供一切生活、調研、寫作和著書出版等有利條件。
其次，楊慎出身官宦世家，從其曾祖父楊玫起，一門五世為官。從祖父楊春起，四代出了六個進士和一個狀元。父親楊廷和歷仕三朝，做了18年宰相。楊慎本人又是才高八斗的狀元，以此魅力，雲南文人墨客、滇中名賢、地方豪強皆樂意與之交往。愛惜人才的社會，必然會得到回報。楊慎到過今雲南保山、彌渡、大理、劍川、昆明、安寧、晉寧、元謀、昭通、開遠、巍山、澄江、建水等地遊歷講學，每到一地，禮賢下士、寬以待人、授業解惑，所以“無問識與不識，鹹載酒從先生遊”。遊居敬說:“滇之東西，地以數千裡計，及門而受業者恆千百人，脫穎而登科甲、居魁選者，藹藹然吉士也。以故士大夫乘車輿就訪者無虛日。好賢者攜酒餚往問難，門下屢常滿。”友好的人文環境為楊慎融入雲南社會提供了極其珍貴的條件，其詩文中提到的雲南人達200名之多。楊慎在雲南的故交張含、王廷表等，門生麗江土官知府、納西族人木公等，為楊慎提供了諸多切實的便宜條件。楊慎為雲南著作家們書寫過37篇序、跋文字，編著過8部書。與之相應，雲南的一批文人亦為楊慎寫過近70篇書序，出版近50部著作。楊慎的文學作品以及學術著述得以廣傳天下，雲南文化界功不可沒。
第三，朝中重臣有意庇護。前面已經說過，楊慎的祖父、父親仕宦多年，栽培後學無數，澤惠僚屬甚廣，如其父的門生、嘉靖皇帝“退居二線”後國家事務的運作者嚴嵩等，對楊慎就多方維護。這就是史籍所說的“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被四川學界高度重視的《全蜀藝文志》，實際上也緣起於楊慎與奉詔巡視的周復俊相遇於雲南仙村草堂，遂成至交，併為後者評選《涇林詩集》（該詩集有楊慎評語）。以後擔任四川按察司副使的周復俊在組織編撰《四川總志》時，就聘請楊慎主修《全蜀藝文志》。周後來任雲南巡撫時，對其有“忽睹丹旒飄揚於昆池之上”“慨哲人之既萎”的悼懷之語。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各級官員中一些人有意無意地保護和提供條件，當時的“首席大右派”楊慎的滿腹才華恐怕難以得到彰顯。
楊慎的人生歷程中，因參修《四川總志》、負責《全蜀藝文志》等而回新都家鄉多次，但其在四川生活更長的地方是在瀘州，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開始，楊慎攜妾曹氏和二子，開始寓居瀘州達七年之久。楊慎流寓瀘州時有數量眾多的詩作傳世，詩中突出的意象就是酒，如：“餘甘渡口斜陽外，靄乃漁歌雜棹謳”“半山樓閣空中繞，兩岸人家一水分”“花驄小市頻頻過，落日凝光緩緩歸”“玉壺美酒開華宴，團扇薰風坐午涼”。等他在為好友簡紹芳送別時，還寫下：“豔曲熒弦別思長，華燈相對少暉光；江陽酒熟花如錦，別後何人共醉狂”等句子。
臨江仙
在沒有大江大河的成都平原和北京城度過青少年時光的新都人楊慎，只有站在瀘州的“滾滾長江”邊上，在瀘型酒的蒸騰之後，其滿腹才華在大起大落的政治履歷、滾滾長江東逝水的景觀激揚之下，才可能催生出《臨江仙》這樣的傳世之作。楊慎戴罪在身難歸故里，晚年在《寒夕》一詩中，回顧自己“旅鬢年年禿，羈魂夜夜驚”的生平遭遇，回望當年京城中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輝煌，感嘆人生悲劇淵源是“讀書有今日，曷不早躬耕”。早知如此，還不如作為漁夫或樵者，平淡之中盡賞人生閒適，冷眼觀盡世事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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