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在过去的一年里，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是获得各种长篇小说奖项最多的作品。
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被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评委们评为年度长篇小说大奖作品。这个奖项以中青年作家为评选对象，只评当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创图书。在文学的大海里，发现隐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岛屿和灯塔，标记点亮这些文学地标，是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宗旨。
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是我发起，由探照灯书评人协会主办，阅文集团大力支持，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阅文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张蓉担任评委会主任。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是专业的华文“评论人和媒体书评人”奖，由张莉、邵燕君、邱华栋、姚海军、徐晨亮、姚海军、黄惊涛、刘蒙之、张维特、陈斌等一批全国活跃的高校学者、作家、媒体人担任评委。每月评出十本月度文学好书，年度评出十本年度文学好书，每年12月，在北京颁奖。
在颁奖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专访了阿来。
作为曾经的新闻记者，《南方周末》的一员，我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奔赴四川前线采访报道。那个时候，阿来是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十年后，阿来的《云中记》以小说的方式，在十几年后对汶川大地震那场浩劫，进行了文学的审视与表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撰写的评语：“作家阿来的《云中记》是2019年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这是深具史诗气质的长篇小说，关于藏族祭司祭祀亡灵，关于如何治愈人的疼痛与伤痕，也关于如何安妥无以依归的灵魂。将生死与灾难思考置于人与神、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云中记》庄重庄严又感人至深，深情辗转又诗性洋溢，堪称我们时代的又一部“心灵史”。沉痛与爱惜并在，喧哗与澄明共存，这是阿来以深具魅性与魔力的文字为无数心灵奏起的安魂曲。高贵悠扬、哀而不伤，《云中记》是属于我们时代、也能跨越我们时代而不断流传的文学名曲。”
张英：说起来，你也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学新人，在九十年代末期成名成家。从很多人的经历来看，都经历了先西方文学再回归中国文学传统，你也是这样的吗？
阿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几个不同的面向：第一：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影响他毕竟是观念性的。首先，我们读西方文学他是个观念，对不对？第二：也可能是某种技术性的，比如说小说的结构，各种文体的形式，带来一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都不是最要命的东西。我刚才讲了，我们的文学要成立，我们唯一可发挥的，最后还是要回归语言。文学最内在的那些东西，完全是情绪化的东西，我们直接感受事物的方式，这些才是真正最底层的东西，它只有通过这个语言转换才能实现。
而这个语言转换，通过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现在来看，我们必须对这种语言进行改革，因为世界日新月异，社会的容量，文言文已经容纳不了。尤其它不能表达科学、医学、物理、数学、现代哲学等这些东西，所以当时必须进行语言改革。回头来看，这个改革也很成功。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搞文学的，不是翻译科技的，不是传播政治理念，虽然文学当中也会包含这些东西。但是最后文学到底还是语言的艺术，我们还得回到审美这一点上去。但就审美来说，那就就太中国了，太中华了。因为它的个别经验，长期文化形容传统的审美特征，这个密码，不可能通过翻译文学来解开。
张英：又回到了语言，这是文学血液里的DNA。
阿来：对，那就必须回到原始基因的状态。所以我说，我是越过五四文学的，在这个语言经验上，直接回到中国的文言文传统。
中国古人，他是怎么感受事物的？怎么表达情绪的？他跟周边的事物，有一套符码，可以把他理解成是象征，理解成是隐喻。刚好有这个象征跟隐喻系统的，构成了一条语言密码。我们是今天的作家，怎么在这样一个被充分科学化逻辑化的白话当中，重新复活汉语的这个审美传统。这才是关键。
不然我们总说，要回归中国传统，写中国故事、中国经验，那这个回归，肯定不光是文学经验，也包含了商战成功的经验，或者是政治成功的经验。问题又来了，如果我们中国这帮文学家，还要生存，靠什么理由呢？因为你讲故事，别人也讲故事，你传播观念，你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是历史学，你比这些中国古典作家，比他们厉害吗？没有吧。
我们既然是用中文来写，还是要从古到今，中文当中的审美经验，我非常重视这个经验。所以今天我的作品，我相信，大部分的读者，他们愿意喜欢我，愿意阅读我，首先就是因为喜欢我的语言。
张英：是的，你的小说语言，基本上和惯常用语不同，是像被清水洗过一样，典雅清新。很多当下的被意识形态话的语言，在你的小说里是找不到的。除了《空山》里要引用的那些口号和标语。
阿来：对。后来发现，中国语言真正要过关，要读古诗；如果不读中国古典诗歌和散文——小说读不读都无所谓，你不能形成对语言的真正把握和认识，它最好的特点都是通过这两个文体来体现的。
我的语言底子，一个是中国古典文学，是从诗经开始读，汉赋也读，楚辞、汉乐府、三曹、唐宋诗词，一路读下来的。第二个是西方的当代诗歌，尤其对惠特曼和聂鲁达，我都读得滚瓜烂熟。
张英：你在写作时，注重故事还是思想？
阿来：我觉得中国文学讨论意义太多。有的时候，过于强调意义，就会把小说变得干巴巴的，不好看。
我说句极端的话，讨论意义是没有意义可言的。什么东西没有意义呢？什么东西都有意义。但是文学真正是靠意义存在的吗？如果真要追究意义，那就不要文学，真的。你有历史学、社会学，有哲学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经常想表达思想性的一句话，两句话，我说过一句话：文学的神童不是思想的神童。因为我们中国文学的表述认为，要把文学的认知当成思想认知的工具，它是多么深刻，多么有深度。
我说文学真正的深度是感情的深度，体验的深度。我们的人生观和思想、价值观，很自然就包含在作品里头了。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作者，甚至有些作品里包含意义的丰富性超过我们自己所预期的。
张英：你编《科幻世界》的时候，发表了许多类型文学，你怎么看这类文学的价值？
阿来：我觉得很好，现在文学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出现了很多类型文学，原来是科幻，发展到奇幻，后来到穿越，非常有想象力，越过了“纯文学”这个单一的话语系统。
欧美有一种幻想型文学，它的图书在欧美占出版市场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顶尖的就是《魔戒》、《哈利波特》。我们老的一套话语系统还没有认清它的价值，还没有仔细研究它，认为它没有价值。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么多读者，怎么没有价值？有价值。
大家总说文学杂志活不下去了，我们《科幻世界》5本杂志，有3个是文学杂志，发行量都在二三十万，为什么？对待新生事物，我们要尊重它，了解它，研究它，而不是视而不见，当文化多样性真正出现的时候，大家脑子还是一元化的认知。
作为一个出版商，也算一个小的骄傲，我参与了这个进程，将来要写中国的这部历史，可能还少不了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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