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回到2019年12月1日
怎麼做才能避免這場災難？
網上有一個問題：如果能回到2019年12月1日，要怎麼做才能避免這場災難？
一些網民進行了推演，也提供了好些種答案。
但這些答案成立都需要一個前提——中間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出錯。只要中間某個環節出現失誤，新冠疫情的發生就無法避免。
要在第一時間隔離最初病毒感染者；
要在第一時間讓醫生做好防護處理；
要在第一時間測出病毒全基因組序列；
要在第一時間確定病毒的傳染強度；
要在第一時間確定病毒感染時間週期；
要在第一時間估量次生危害程度……
要在第一時間把這些做到完美，實在是太難太難了。我們現在之所以覺得簡單，是站在“已知全情”的視角。
我們用現在知情的視角，去要求當時的醫生和官員做到完美，真的有點過分了。這違反認識論，和“早知道尿炕就不睡覺了”是一個邏輯。
換句話說就是，新冠疫情的發生其實很難避免，換你我上去也一樣，我們都沒
直到1月20日，鍾南山才根據所掌握的情況，做出了的確存在人傳人的論斷，一錘定音。
換句話說就是，雖然不能避免新冠疫情的發生，但如果武漢方面最初處理得當，其實是可以減少。
3.換一種體制是不是就能避免災難？
因為武漢方面在疫情最初出現了過失，所以很多人都覺得：“這是體制性的原因。”
還有一些認甚至認為：“換一種體制就能避免這場災難。”
換一種體制就能避免這場災難嗎？我覺得不能。我覺得這次疫情的發生，跟體制的關係並不是很大。
為什麼呢？看看世界各國的情況就知道了。
為什麼不同體制的政府，為什麼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府，為什麼不同價值觀的政府，對待疫情的反應會如出一轍，甚至還不如疫情早期的武漢？
是因為武漢政府蠢嗎？是因為世界各國蠢嗎？顯然不是。主要是因為兩大原因。
一是判斷失誤，想不到這個病毒會這麼厲害。
二是官僚主義，很多官員身上都有官僚主義病。
官僚主義在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形式，在中國，表現為追求事事維穩，“不能出現大亂子，影響大局。”
在美國，表現為什麼都按流程來“這樣出現問題就可以推卸責任。”
美國《大西洋月刊》說得好：“在這種未知的疫情面前，以往對於政治體制簡單的二分法，已經不適用了，決定應對疫情表現的關鍵性決定因素，並不是政治體制的類型。”
4.歐美防疫失敗是不是中國的錯？
歐美國家現在的疫情狀況，可用“慘烈”兩字來形容。
3月31日，美國官員說：“都是中國的錯。中國隱瞞疫情使世界耽誤了6周時間。”
歐美防疫如此失敗，真的是因為中國隱瞞所致嗎？並不是。
1月初，中國就開始定期向世衛通報疫情；
1月3日，中國開始定期向美國通報疫情；
1月7日，美國疾控中心和駐華使館，就向美國人發出了赴武漢旅行的警告；
1月25日，美方就關閉了駐武漢領館。
所以，說中國隱瞞導致歐美防範失控，純粹就是無稽之談。
歐美國家為何會防範失控呢？完全是吃了一直黑中國的虧。一直以來，歐美國家都認為，中國政府幹的任何事，要麼是假的，要麼是不人道的，要麼是蠢的。
這種認為荒謬到認為中國死1%，我們歐美死0.1%就差不多了，或者直接就可以扛過去了。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認真去宣傳，也根本沒有認真去防範。
5.歐美國家對中國的成見有多深？
我隨便舉個例子吧。鑑於歐美國家防疫物質奇缺，中國免費贈送了很多防疫物品，但歐盟委員會副主席Josep Borrell發文說：“要警惕中國通過政治修辭和慷慨政治，來幫助他國來獲取影響力。”
普利策獎得主Ian Johnson，在《紐約時報》上說得一針見血：
“在你急著說中國一月沒做好之前，要記住那時候他們並不瞭解這個病毒。比較一下：美國今天有充分的信息來源，也目睹了上千個死亡病例了，白宮和美國政界還是在那裡粉飾太平。”
Ian Johnson總結說：“西方國家的人民，對中國政治體制充滿成見，讓他們低估了中國的做法，給他們國家帶來的可能價值和意義。”這才是歐美防疫失敗的根本原因。
有一些網民有這樣一種論調：“中國只用了兩個月就把疫情控制了，充分說明中國製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這話值得商榷。評價某種制度的優劣長短，不能僅從單一視角去展開。不能因為這次防疫不當，就覺得歐美體制一無是處。只能說：中國製度沒有外面噴的那麼差，歐美製度也沒有口號喊的那麼好。
很多人對中國和西方的認識，都走到了極端。有人覺得中國製度好，容不得別人提半點異見；有人覺得歐美製度好，他們拉的屎都是香的。
但事實上是，世界上並不存在最好的制度，任何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有其利弊，沒有哪一種政治體制能解決所有問題。
地球上沒有完美的體制，只有不斷改進的體制。
所以，實在沒必要爭個輸贏，沒有哪種制度一定凌駕於另一種之上。相互學習，不斷改進，才是正確的方向。
《世界郵報》主編內森說得好：“未來世界政治若要分類，很可能不是分為民主和集權，而是分為良政與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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