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回到2019年12月1日
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网上有一个问题：如果能回到2019年12月1日，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一些网民进行了推演，也提供了好些种答案。
但这些答案成立都需要一个前提——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只要中间某个环节出现失误，新冠疫情的发生就无法避免。
要在第一时间隔离最初病毒感染者；
要在第一时间让医生做好防护处理；
要在第一时间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的传染强度；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感染时间周期；
要在第一时间估量次生危害程度……
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做到完美，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简单，是站在“已知全情”的视角。
我们用现在知情的视角，去要求当时的医生和官员做到完美，真的有点过分了。这违反认识论，和“早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是一个逻辑。
换句话说就是，新冠疫情的发生其实很难避免，换你我上去也一样，我们都没
直到1月20日，钟南山才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做出了的确存在人传人的论断，一锤定音。
换句话说就是，虽然不能避免新冠疫情的发生，但如果武汉方面最初处理得当，其实是可以减少。
3.换一种体制是不是就能避免灾难？
因为武汉方面在疫情最初出现了过失，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体制性的原因。”
还有一些认甚至认为：“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
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吗？我觉得不能。我觉得这次疫情的发生，跟体制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同体制的政府，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府，为什么不同价值观的政府，对待疫情的反应会如出一辙，甚至还不如疫情早期的武汉？
是因为武汉政府蠢吗？是因为世界各国蠢吗？显然不是。主要是因为两大原因。
一是判断失误，想不到这个病毒会这么厉害。
二是官僚主义，很多官员身上都有官僚主义病。
官僚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中国，表现为追求事事维稳，“不能出现大乱子，影响大局。”
在美国，表现为什么都按流程来“这样出现问题就可以推卸责任。”
美国《大西洋月刊》说得好：“在这种未知的疫情面前，以往对于政治体制简单的二分法，已经不适用了，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
4.欧美防疫失败是不是中国的错？
欧美国家现在的疫情状况，可用“惨烈”两字来形容。
3月31日，美国官员说：“都是中国的错。中国隐瞒疫情使世界耽误了6周时间。”
欧美防疫如此失败，真的是因为中国隐瞒所致吗？并不是。
1月初，中国就开始定期向世卫通报疫情；
1月3日，中国开始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
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和驻华使馆，就向美国人发出了赴武汉旅行的警告；
1月25日，美方就关闭了驻武汉领馆。
所以，说中国隐瞒导致欧美防范失控，纯粹就是无稽之谈。
欧美国家为何会防范失控呢？完全是吃了一直黑中国的亏。一直以来，欧美国家都认为，中国政府干的任何事，要么是假的，要么是不人道的，要么是蠢的。
这种认为荒谬到认为中国死1%，我们欧美死0.1%就差不多了，或者直接就可以扛过去了。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去宣传，也根本没有认真去防范。
5.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成见有多深？
我随便举个例子吧。鉴于欧美国家防疫物质奇缺，中国免费赠送了很多防疫物品，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Josep Borrell发文说：“要警惕中国通过政治修辞和慷慨政治，来帮助他国来获取影响力。”
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在《纽约时报》上说得一针见血：
“在你急着说中国一月没做好之前，要记住那时候他们并不了解这个病毒。比较一下：美国今天有充分的信息来源，也目睹了上千个死亡病例了，白宫和美国政界还是在那里粉饰太平。”
Ian Johnson总结说：“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政治体制充满成见，让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做法，给他们国家带来的可能价值和意义。”这才是欧美防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有一些网民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只用了两个月就把疫情控制了，充分说明中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这话值得商榷。评价某种制度的优劣长短，不能仅从单一视角去展开。不能因为这次防疫不当，就觉得欧美体制一无是处。只能说：中国制度没有外面喷的那么差，欧美制度也没有口号喊的那么好。
很多人对中国和西方的认识，都走到了极端。有人觉得中国制度好，容不得别人提半点异见；有人觉得欧美制度好，他们拉的屎都是香的。
但事实上是，世界上并不存在最好的制度，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其利弊，没有哪一种政治体制能解决所有问题。
地球上没有完美的体制，只有不断改进的体制。
所以，实在没必要争个输赢，没有哪种制度一定凌驾于另一种之上。相互学习，不断改进，才是正确的方向。
《世界邮报》主编内森说得好：“未来世界政治若要分类，很可能不是分为民主和集权，而是分为良政与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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