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在过去的一年里，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是获得各种长篇小说奖项最多的作品。
作为曾经的新闻记者，《南方周末》的一员，我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奔赴四川前线采访报道。那个时候，阿来是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十年后，阿来的《云中记》以小说的方式，在十几年后对汶川大地震那场浩劫，进行了文学的审视与表达。
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被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评委们评为年度长篇小说大奖作品。这个奖项以中青年作家为评选对象，只评当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创图书。在文学的大海里，发现隐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岛屿和灯塔，标记点亮这些文学地标，是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宗旨。
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是我发起，由探照灯书评人协会主办，阅文集团大力支持，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阅文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张蓉担任评委会主任。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是专业的华文“评论人和媒体书评人”奖，由张莉、邵燕君、邱华栋、姚海军、徐晨亮、姚海军、黄惊涛、刘蒙之、张维特、陈斌等一批全国活跃的高校学者、作家、媒体人担任评委。每月评出十本月度文学好书，年度评出十本年度文学好书，每年12月，在北京颁奖。
在颁奖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专访了阿来。
张英：另外再说一个人物形象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从先锋文学开始，小说里很少有立得住的人物形象，让人过目难忘。批评家往往只认为是作家偷懒，或者作家长期在书斋缺乏生活经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阿来：其实他不是作家功力问题，还是个语言，其实你要把他写活，不就是多刻画一下，言行举止，与众不同吗？
英国作家福斯特不是写过《小说面面观》吗？这本书提到人物章节时，就写了两种东西，一个是“圆形人物”的，我们理解有形象的，侧面众多，使人感到意外并使人信服其意外之合理；另外一种“扁平人物”就是类型人物，好处在于使读者一目了然其人为何，并且印象深刻从而历久不忘。如果读者是信服地感到意外，则是成功的圆形人物。意外出现却不使人信服，则是不成功的圆形人物。如果一点都不意外，那就是扁平人物。
我们的先锋文学一直有一个任务和使命：需要让笔下的人物传达作者的文学观念。今天我们来检讨先锋文学，传达出来的新观念，更多是作家的姿态和观念，而不是作品形成的文学魅力。
我们看到很多先锋文学作品，它们重要就是过于把作品工具化，把人物工具化，只要笔下的人物，能把作者的写作目的和理念，表达出来传达出来就可以了。萨特说世界很荒诞，哲学很高尚，但是你读萨德小说，很难看的。因为他就是在小说写作里，只要是说出这种荒诞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不光是在中国，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这样，先锋文学，现代派文学，不光是在中国，就是看全球，其它国家，现代派都是强弩之末了。全世界的先锋文学也一样。所以，我们中国很多时候的文学批评是偏颇的，不光是余华、格非了，全世界你看那些作家还在继续先锋呢？对不对？现代派就是二战前后有过那个风行，传递到中国，影响到我们这80年代作家的社会，其实在他们的国家，这种艺术上的影响，已经进入尾声了。
张英：所以，回归文学传统，注重讲故事。
阿来：这也是大部分作家的选择。因为作家们都觉醒了，我们不能让小说，让人物，只是做一个传达作家文学观念的产物。现代派，先锋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的造反、革命，但是革命观念就那么多，不可能每时每刻都产生新思想，而且先锋文学都在说什么是荒诞，传统文学过期过时，怎么样不对，这就跟我们文化大革命一样，走极端了。
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年代只有说“不是”的人，而文学是需要有说“是”的人，与时代和潮流背离，这才是真正的先锋派。而这个事情，是在托尔斯泰时期，他们那批作家是能做到的，但是后来的作家可能慢慢就做不到了。所以现代派文学有一种深刻，是通过偏激来达到，但问题是你不可能永远是这样的。萨特说了人生很荒诞，那你跟着说就没意思了，得跟我说一个什么是不荒诞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慢慢要回归，又慢慢回到古典和传统上，回归到语言上。
刚去世不久的哈罗德·布鲁姆在写《西方正典》里，对但丁、乔叟、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约翰逊、歌德、华兹华斯、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芙、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和贝克特的作品进行了解读，称他们的作品是“西方正典”，为什么？
张英：古典当正典。《西方正典》选择是全部都是传统作家。
阿来：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说古典是正典，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文学创作和人走路一样，你绕一圈还会回来，因为这是人的本能。我们需要“是”，你不能老说“不是”最后也得告诉我们“是”什么。
原来那个房子不好看，你们上来就是一帮暴徒，上来给我们把房子拆了，你们拆的过程当中也痛快，观众看着也很痛快。但是问题是拆了，你能建一个比原来更好吗？其实我们看中国历史，从近现代到革命以来，我们做的那些事情，革命的痛快，我们是享受了，但后果是什么呢？大家现在都看到体味到了。
先锋文学也是革命，但是革命之后呢？你不能让只有朦胧诗拿去讲吧？房子都拆光了，我们还必须有一个栖身之所，我们不可能又回到岩洞里面去？那你给我提供的替代物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觉得文学经过这样的循环，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张英：你怎么回答？
阿来：我们汉代、唐代那个时代，开放性是非常充足的，我们中国今天有最好的文化内核就是在汉唐时代建立的，中国文化的审美系统，核心的文化价值观，都是在哪个时候的建立起来的。
今天我们讨厌的中国文化里很多东西，就是在后来闭关锁国的时候，为了保存某种纯粹性的事物长大起来的。我非常不喜欢这些东西，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放在一种争论的形态当中，对立的形态当中，不同的人不同的阵营，或者因为左跟右，或者传统与现代，外国和中国，西方文化跟国学，总在造成或此或彼的一个对立的争论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自动站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文化里最不好的一个东西。
我心里面有这个障碍。我只管你好不好，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行不行？我热爱国学，但是你真正这些人，把国学庸俗化狭义化到那个程度，我马上要警惕。我也反对全盘西化，但是如果没有部分西化，五四文化运动要来的两个东西：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怎么办？那不就是中国文化所欠缺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在观念上不站队，但是我能分辨谁好谁不好。我们不能说洋派就好，洋派也有，某些时候我们用人家的东西，效果挺好。我也不想说国学派就好，什么东西我们曾经都有，你有个屁。那你鸦片战争为什么打不赢？你说这个好，等于把四五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意义全部取消了、否认了，鲁迅也不行，胡适也不行，是不是？他们都胡说八道。
张英：落在文学上呢？
阿来：在文学上，从我工作的这个行当上来说，最后落到写作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些艺术样式，必须落脚到语言上。汉语，最多人使用的语文，也可以称为中文，因为有很多国家的不同民族都在用，我们不能用英文写作，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用中文写，那你就必须尊重中文内在的审美。
当然，我们在写作的形式、结构、技法上，接受了西方很多观念，如果你搬用西方的东西，你就发现你就是一些想法、观念，你没有情感。但我们是中国作家，我们描写中国的故事，写中国人，得用中国文化的内在审美。它们一路从《诗经》、《史记》下来，到古典诗词里来；如果要说文学的叙事，《左传》就开始了，一直到《红楼梦》、《聊斋志异》，这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
我们今天的作家，有几个人在自己的写作中，追述过这种传统？
张英：还是有自觉的作家在进行这种尝试的。像刘震云、莫言等人，都在一些作品里有这样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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