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貓記》:挖掘歷史的真相,更要傾聽草根的聲音,民間的聲音!

序言

新文化史是對世紀七八十年代發生在當代西方史學領域中的文化轉向的一個概括,它取代了傳統史學中的"經濟一社會史模式"而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所以新文化史被看作是對既成的社會史、經濟史和人口史的一種突然暴發的批判。以新文化史興起為標誌的歷史學領域的文化轉向,是一次全面的史學風氣的轉變。

具體而言,在社會史研究領域,出現了從社會史向新文化史的轉向,而在文化史學科內部,發生了從傳統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轉向

新文化史學運動聲勢浩大,波及的範圍非常廣闊,幾乎涉及歐美的主要國家,各種文化史的著作也層出不窮。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美國曆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林恩·亨特(Lynn Hunt)、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 Davis);法國曆史學家羅傑·夏蒂埃、勒華拉杜裡等等。

作為一種具有文化視野和取向的獨立的歷史研究,新文化史學的興起的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是反思傳統文化史學的結果,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其它學科和理論的衝擊和推動下興起的。在眾多新文化史作品之中,羅伯特·達恩頓的《屠貓記》別具特色,堪為新文化史經典之作。

《屠貓記》:挖掘歷史的真相,更要傾聽草根的聲音,民間的聲音!

羅伯特·達恩頓:歐洲文化史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

一、 跨學科研究的經典

在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學的研究結合了社會學、文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提高對語言、符號、儀式等文化現象的分析能力。以《屠貓記》為例,該書可以看作是作者達恩頓從人類學角度對異域文化的探索。在該書中,作者運用"深度描述"的方法對歷史文本層層剝析,深入解讀,力圖回到歷史現場。由於達恩頓與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克里福德·格爾茨是同事,因此他也深受格爾茨的"深描"理論影響,試圖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來解讀歷史文本。達恩頓通過對《小紅帽》《睡美人》《灰姑娘》《穿靴子的貓》等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在不同國家發展衍變的歷史進行考證,比較了各個版本的不同,歸結出法國故事的特性:機智幽默,並且處處充滿了狡猾與欺騙,這些特性則體現出當時法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處世策略。"法國故事聞起來有泥土味……而德國故事則偏向神秘、超自然與暴力。

"作者試圖通過對民間故事的深入解讀,重構18世紀法國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社會體系。

以人類學的眼光來看,達恩頓將這些民間故事當作了可以供他進一步解讀的民族誌,剖析了其背後的時代特點與社會文化,是將史學與人類學結合非常好的一個例子。人類學強調通過"深度描述",實現"文化轉譯",即人類學家要在充分理解當地人的文化基礎上,用自己的學術思維和語言將其表述出來,實現對異己文化的理解與融合。

達恩頓認為,人類學看待異己文化的視角有利於歷史學家進行歷史研究,是歷史學研究文化的重要切入口。因此《屠貓記》一書成為了他所進行的大膽嘗試。

在書中,達恩頓講述了發生在聖塞佛倫街的一場工人暴動一大屠貓。緣由是印刷工人們不滿自己的生活與工作狀態,他們累死累活的工作,而老闆跟夫人卻能坐享其成,他們可憐兮兮的伙食甚至不如老闆娘的貓食,這引發了印刷工人們強烈的憤慨。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方法出口惡氣一一屠貓。他們半夜學貓叫,吵得老闆無法休息,終於得到了屠貓的指令,附近的流浪貓無一倖免於難,包括老闆娘的寵物貓。

工人們仍不解氣,還要反覆提及,模仿當時的場景,每次的模擬都如同剛發生那樣,引起印刷工們的捧腹大笑。

這樣一個簡單的故事卻引起了達恩頓的思考:印刷工人為何選擇屠貓這樣一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選擇的對象又為何是貓?普通讀者可能只會看出這一舉動反映的是下層手工業勞動者對作坊主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矛盾與反抗:"師父們愛貓,於是工人們就恨貓"。但是達恩頓看到了更多,他以深描的方法深入解讀了這一暴動及其獨特的象徵含義。

為何印刷工人會選擇貓來作為發洩對象?

其中固然有拿老闆娘寵物貓洩憤的緣由,但從人類學的角度上來看,貓在法國文化中象徵著不好的意義。正是將對文化史的研究與人類學的民族誌解讀相結合,達恩頓最終認為,印刷工人們的屠貓既是表達自己強烈不滿的結果,也深受當時社會習俗的影響,這一舉動可以看作是法國近代社會文化的間接反映。

《屠貓記》:挖掘歷史的真相,更要傾聽草根的聲音,民間的聲音!

焚貓狂歡

二、 微觀視角、以人為本

在新史學的視角中,個人幾乎完全被淹沒在歷史結構的書寫之中,喪失了活力。在新史學研究者們看來,政治制度、歷史規律等才是值得研究和探討的重要因素。即便偶有涉及到"人",也只是作為群體中抽象的人,並非獨立的個體。而新文化史學者則對此持批判態度。他們認為,"人",而且是具有獨特個性的人才是歷史的主體。而自蘭克以來的傳統史學雖然也一直將人作為主要的描述對象。但通常僅限於具有豐功偉績的重要人物,如王侯將相、偉人,或一些事件的領袖人物和重要參與者,這些也是新文化史所反對的。新文化史學視野內的"人"涉及範圍非常廣泛,婦女、兒童、小販等,都可能成為故事的主角。新文化史家們試圖通過描寫那些渺小的人物來洞察他們在所處時代中是如何去反應的,以及當社會變故來臨之時這些渺小人物又是如何努力去生存的。

正是對小人物的書寫賦予了新文化史極大的生活色彩,讓我們始終覺得它描寫的就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以及我們常常做的事情

達恩頓在書中所描寫的印刷工人與貓正是微觀視角、以渺小個人為本的體現。

印刷工人在16世紀本應該是不起眼的個體,但是為何能夠成為值得書寫的對象?

首先因為他們接觸印刷機器,往往有一定的書寫能力,這就使得他們能夠留下來一定的史料供今天的史學家解讀。達恩頓所研究的史料一一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信件檔案一一恰好滿足了進行解讀的這一客觀條件。

其次,由於聚焦點是啟蒙運動時期,作為印刷出版物的第一接觸者,印刷工人自然會受到一些作品的影響,對他們思想的解讀恰好可以成為啟蒙運動在民間傳播的證據。

最後,對於印刷工人的描寫也如前所述,反映的是兩個階級之間的對立狀態與客觀。因此,達恩頓選擇印刷工人這一"渺小群體"恰恰反映了許多透過常規史料看不到的這一時期的法國社會文化形態。

《屠貓記》:挖掘歷史的真相,更要傾聽草根的聲音,民間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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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念的社會史

傳統的思想史關注的是重大、系統的思想。而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人們已經越來越相信,是現象決定觀念(客觀決定主觀),傳統思想史逐漸被人們冷落。思想史"淨研究那些玄乎乎的民族精神之類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社會史的人趁虛而入,他們不是要力挽狂瀾,而是要對舊史學落井下石;不是要重建一個新體系,而是要開拓出無數新方向"。一時間,各種研究方向紛紛湧現。

除了研究方向廣泛外,它還把人們的感情、經驗以及一些散亂的想法等傳統史學不涉及或不屑於涉及的領域都作為歷史考察的一部分。與傳統史學熱衷於大人物、思想家的思想不同,新文化史學研究更傾向於"市井小民"的生活感受、心緒情感,更注重人們"心態"的變化,並且透過這些不同的小人物們的心態來捕捉當時人們的思維方式。

新文化史的研究者堅定地認為,無論是在哪一國家或哪一時代,歷史都不只是大人物、大思想家這些英雄、偉人的歷史,而是包括所有底層民眾在內的有血有肉、活靈活現的以及大眾的、整體的歷史。研究者們從歷史長河中大部分的小人物的心態和視角,使當時的情景重新出現在讀者眼前。

所謂"觀念的社會史",正是指某一種思想在社會生活中是如何傳播蔓延的。當然,在達恩頓的另外兩本作品《催眠術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以及《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中對這一方面的研究更為明顯。但是同樣在《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達恩頓先生想要研究的是啟蒙思想如何在印刷工人中傳播。透過這一研究,就可以看到啟蒙運動這一原本屬於精英階層的思想文化運動一步步滲透到了普通民眾之中,最終成為了推動舊制度終結的思想因素之一。

這種自下而上的視角正是他與傳統文化史家的不同之處,透過他的解讀,達恩頓試圖向讀者描繪一場與我們所熟知的不一樣的啟蒙運動:啟蒙思想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由那些大思想家們親歷傳播,他們作為思想的製造者們,也僅僅限於對思想的製造,而真正的將這些思想傳播給大眾併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商人、落魄文人甚至印刷工人們。也許他們並不是出於真正為了傳播啟蒙思想的目的而傳播,但是經由他們各種方式的努力,啟蒙思想真正成為了遍及整個社會的啟蒙思想。

結語

總而言之,《屠貓記》一書是作者以一種全新的筆法書寫的歷史。達恩頓在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就說本書是寫法國人民心理史,屬於文化史的一部分。完全不同於傳統史家筆法,書中不是以經典文本作為寫作的依託,而是以《小紅帽》的一個原始版本、大屠殺貓的一則記載、一名警察所保存的令人稱奇的檔案、一個城市的一段奇聞,作為寫作的藍本,這讓這本書兼具了可讀性與研究性。而達恩頓先生所倡導的文本分析、深描以及還原歷史現場,都非常值得今天的史家同學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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