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付清節”
2018年6月17日，父親節。朋友圈裡熱鬧非凡：有的祝福已是父親的節日快樂，有的祝福即將當父親的節日快樂，也有的給遠在天堂的父親祝福……而最能打動我的是這樣一幅畫面：學費、電費、話費、伙食費、生活費——所謂的“付清”節！
我是七零後，在家排行最小，比父親小四十歲。雖說如此，我並沒有感受到“父母疼幼子”的那份情感。隱隱約約中，只記得大哥和二哥是對我最好的，我們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衣服和書包都是他們用過的。空閒時，他們還時常帶我下河游泳，捉魚摸蝦。一年之中，父親很少有時間陪我玩，準確地說，也只有在天氣不好時或者吃晚飯時才可以看到他。我不知父親為什麼這麼忙。
十歲時，我似乎也有點懂事了。那年除夕，父親喝了二兩酒，然後興致勃勃地走出家門，說是到隊長家裡“分紅”。我雖不知道“分紅”是什麼意思，但估摸著一定不是什麼壞事，不然，父親的笑容怎麼會那麼燦爛呢？！
果不其然，父親一回來，就對母親大聲嚷嚷（母親耳朵不好）：今年工分做得挺多的，你看看能不能再到孩子舅舅家借點錢，我想做個新房子。再說，大兒子也快二十歲了，沒有房子，孩子怎麼成家呢？母親一臉驚愕地看著他，但很快就理解了，畢竟兒子結婚事大。於是，父親憑著手上四百元，計劃著做新房子的事兒。
在父親的張羅下，在鄉親們的幫襯下，新房如期建成，但父親提前過上了“房奴”的生活。
因為有房子，大哥和二哥也如願地娶到了嫂子。按農村風俗，凡是兄弟多的家庭，婚後一年就可以提出分家，另起鍋灶。我家也不例外。
1993年9月，我考上了師範學校，大哥也成家一年了。於是，由叔叔作中間人，兄弟四人聚在一起，抽了籤，簽了字，分家程序就算走完了。大哥也很豪爽，把家裡僅有的五十五元現金給了我，當作上學的路費。
其實，我並不缺這五十五元錢。因為在收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父親就從銀行貸了兩千元。因為父親知道自己的家底——一窮二白。
然而，這兩千元錢絕大部分卻沒用到我身上。為什麼呢？記得魯迅先生曾說：“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家又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那年暑假，我們兄弟四人到山上剖苗（就是用彎刀把杉樹旁邊的雜七雜八的樹和草除掉）。中飯吃好後，我們繼續做事。突然，三哥一不小心，柴刀把膝蓋剜了一個大口子，鮮血直冒。我們嚇壞了，趕緊下山，找到最近的衛生所進行傷口清洗、包紮。誰承想，庸醫誤事。因為沒有將鐵鏽等雜質清洗乾淨，導致傷口發炎。幸虧轉院及時，且動了手術，否則那半條腿都可能癱瘓。
家分了，錢也用得差不多了。父親無奈，只好讓我先上學，然後分月給我寄生活費。我想，在師範讀書三年，父親最盼望也最害怕的事情莫過於收到我的書信了。
依稀記得讀師範的第一個國慶節回家時的情景。因為軍訓剛結束，我比入校前更黑了。父親拉著我的手，淚水在眼眶中打轉。我知道，他一定是以為給我的生活費少了，缺少營養。幸好，家裡還養著幾隻雞，門前自家魚塘裡還養著幾尾魚。於是，父親讓母親一邊捉雞一邊燒水，自己則迫不及待地跳進魚塘，抓了條斤把重的魚。晚上，一頓從未有過的美味——以土雞和冷水魚為主的菜餚，滿滿擺了一桌。父親和母親還爭先恐後地給我夾菜，那一刻，我真正嚐到了“父母疼幼子”的味道。
畢業那天，父親拉著我的手說，現在還欠別人上千元的學費，可是不重要，他還能幹活。那年他60歲。
他說到做到。
雖然我工作了，他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棲，依然過著緊衣縮食的生活。村裡的鄉親都取笑他：兒子都工作了，還那麼拼命，是不想享福了吧？他憨笑著說，孩子還沒成家呢！
在父母的期待中，三十歲那年，我成家了，是到女孩家落戶的。鄉村們又開始取笑他了：你千算萬算都是替別人算。他摸著頭說，只要孩子幸福，在哪都一樣。
因為是“嫁”出去的，住在家裡的時間就更少了。父親倒是沒說什麼，而母親的不捨卻寫在嘴上、寫在臉上，經常唸叨著：又是一個多月沒回家了！
每次回家，我也會拎著些許禮物，或者給父親母親一點零花錢，而他們總是推三阻四的，不肯收；有時即便收了，又通過包壓歲錢給孫兒孫女的方式，回到了我的手上。
2017年4月，八十一歲的父親還上山採茶，忽然覺得身體不舒服。到醫院檢查，發現是腫瘤晚期。在這期間，我調到新的崗位，忙得不可開交，所以父親有時也會抱怨我沒有時間陪伴他，但更多的是理解。
同年12月12日，當大家忙於“雙十二”網購時，父親悄然閉上雙眼，離我而去。我跪在床邊，望著父親枕邊那一摞紅紅的人民幣，再看看父親那安詳的神情，我終於明白，他這輩子再也不欠任何債務了——他連自己的喪葬費都準備好了。
也許，這一天才是父親的“付清節”。
汪紅心，1975年出生，休寧縣流口中心小學一級教師，自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喜歡碼文字，看書，聊天以及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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