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付清节”
2018年6月17日，父亲节。朋友圈里热闹非凡：有的祝福已是父亲的节日快乐，有的祝福即将当父亲的节日快乐，也有的给远在天堂的父亲祝福……而最能打动我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学费、电费、话费、伙食费、生活费——所谓的“付清”节！
我是七零后，在家排行最小，比父亲小四十岁。虽说如此，我并没有感受到“父母疼幼子”的那份情感。隐隐约约中，只记得大哥和二哥是对我最好的，我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衣服和书包都是他们用过的。空闲时，他们还时常带我下河游泳，捉鱼摸虾。一年之中，父亲很少有时间陪我玩，准确地说，也只有在天气不好时或者吃晚饭时才可以看到他。我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忙。
十岁时，我似乎也有点懂事了。那年除夕，父亲喝了二两酒，然后兴致勃勃地走出家门，说是到队长家里“分红”。我虽不知道“分红”是什么意思，但估摸着一定不是什么坏事，不然，父亲的笑容怎么会那么灿烂呢？！
果不其然，父亲一回来，就对母亲大声嚷嚷（母亲耳朵不好）：今年工分做得挺多的，你看看能不能再到孩子舅舅家借点钱，我想做个新房子。再说，大儿子也快二十岁了，没有房子，孩子怎么成家呢？母亲一脸惊愕地看着他，但很快就理解了，毕竟儿子结婚事大。于是，父亲凭着手上四百元，计划着做新房子的事儿。
在父亲的张罗下，在乡亲们的帮衬下，新房如期建成，但父亲提前过上了“房奴”的生活。
因为有房子，大哥和二哥也如愿地娶到了嫂子。按农村风俗，凡是兄弟多的家庭，婚后一年就可以提出分家，另起锅灶。我家也不例外。
1993年9月，我考上了师范学校，大哥也成家一年了。于是，由叔叔作中间人，兄弟四人聚在一起，抽了签，签了字，分家程序就算走完了。大哥也很豪爽，把家里仅有的五十五元现金给了我，当作上学的路费。
其实，我并不缺这五十五元钱。因为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父亲就从银行贷了两千元。因为父亲知道自己的家底——一穷二白。
然而，这两千元钱绝大部分却没用到我身上。为什么呢？记得鲁迅先生曾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那年暑假，我们兄弟四人到山上剖苗（就是用弯刀把杉树旁边的杂七杂八的树和草除掉）。中饭吃好后，我们继续做事。突然，三哥一不小心，柴刀把膝盖剜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冒。我们吓坏了，赶紧下山，找到最近的卫生所进行伤口清洗、包扎。谁承想，庸医误事。因为没有将铁锈等杂质清洗干净，导致伤口发炎。幸亏转院及时，且动了手术，否则那半条腿都可能瘫痪。
家分了，钱也用得差不多了。父亲无奈，只好让我先上学，然后分月给我寄生活费。我想，在师范读书三年，父亲最盼望也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收到我的书信了。
依稀记得读师范的第一个国庆节回家时的情景。因为军训刚结束，我比入校前更黑了。父亲拉着我的手，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我知道，他一定是以为给我的生活费少了，缺少营养。幸好，家里还养着几只鸡，门前自家鱼塘里还养着几尾鱼。于是，父亲让母亲一边捉鸡一边烧水，自己则迫不及待地跳进鱼塘，抓了条斤把重的鱼。晚上，一顿从未有过的美味——以土鸡和冷水鱼为主的菜肴，满满摆了一桌。父亲和母亲还争先恐后地给我夹菜，那一刻，我真正尝到了“父母疼幼子”的味道。
毕业那天，父亲拉着我的手说，现在还欠别人上千元的学费，可是不重要，他还能干活。那年他60岁。
他说到做到。
虽然我工作了，他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栖，依然过着紧衣缩食的生活。村里的乡亲都取笑他：儿子都工作了，还那么拼命，是不想享福了吧？他憨笑着说，孩子还没成家呢！
在父母的期待中，三十岁那年，我成家了，是到女孩家落户的。乡村们又开始取笑他了：你千算万算都是替别人算。他摸着头说，只要孩子幸福，在哪都一样。
因为是“嫁”出去的，住在家里的时间就更少了。父亲倒是没说什么，而母亲的不舍却写在嘴上、写在脸上，经常念叨着：又是一个多月没回家了！
每次回家，我也会拎着些许礼物，或者给父亲母亲一点零花钱，而他们总是推三阻四的，不肯收；有时即便收了，又通过包压岁钱给孙儿孙女的方式，回到了我的手上。
2017年4月，八十一岁的父亲还上山采茶，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肿瘤晚期。在这期间，我调到新的岗位，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父亲有时也会抱怨我没有时间陪伴他，但更多的是理解。
同年12月12日，当大家忙于“双十二”网购时，父亲悄然闭上双眼，离我而去。我跪在床边，望着父亲枕边那一摞红红的人民币，再看看父亲那安详的神情，我终于明白，他这辈子再也不欠任何债务了——他连自己的丧葬费都准备好了。
也许，这一天才是父亲的“付清节”。
汪红心，1975年出生，休宁县流口中心小学一级教师，自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喜欢码文字，看书，聊天以及旅游。
本文来自“今日作家”微信公众号。今日作家微信公众号ID：jinriuzojia001
閱讀更多 作家世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