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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人文學術研究日益繁榮，並正在發生深刻變遷。
為及時總結人文學術領域的新進展、新現象、新趨勢，推動人文學術研究的繁榮與進步，提升公眾對人文學術的認知度和關注度，山東大學《文史哲》雜誌與《中華讀書報》聯手開展了“2018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活動。這也是他們連續第五年舉行這一評選。
最終評出的“2018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為：
1
人文社會科學界隆重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以“中國主體意識”為中心的學術轉型成為學界自覺訴求
1949年以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經歷了兩次範式轉換，第一次是從1949年開始的從民國學術向共和國學術的巨大轉型，而從1978年開始的從“以階級論為綱”到“以現代化為綱”的變遷則構成了第二次轉型。後者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堪稱共和國學術的第二次開國。
基於這一共識，人文社會科學界以多種形式隆重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並藉此對四十年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歷程與成果進行回顧和總結：各高校及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文學、哲學、歷史學等學科紛紛召開相關主題的會議，多家學術期刊開設專欄，眾多學者撰寫專文，另有北京大學與商務印書館聯合推出“改革開放四十年與中國社會科學”叢書，等等。
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場
學界普遍認為，近四十年是中國學術開啟現代歷程以來最為輝煌的一個階段。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完備的知識體系、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逐步得以重建，中國學界以開放的姿態重新融入國際學界並逐漸與之並駕同行。隨著研究的深入，西方話語解釋中國經驗和中國問題的侷限性也日漸凸顯，以本土理論闡述本土事實的探索遂成為學界的自覺追求。此以“中國主體意識”為中心的學術轉型，是中國學術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的必然選擇，更可為中華文明的復興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
2
以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和《共產黨宣言》發表170週年為契機，學界重新思考馬克思對當代中國和世界的意義
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和《共產黨宣言》發表170週年。以此為契機，國內學界發表大量研究成果，這些從新的維度和新的視野出發的研究表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做的病理學診斷，預言了人類歷史解放的現實道路和前景，為我們自覺把握“世界歷史”，超越民族國家的狹隘視域開闢了可能性。
《共產黨宣言》1848年德文版
世界範圍內的環境惡化帶來的生態問題，貧富懸殊造成的嚴重不平等，給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提出了亙古未有的嚴峻挑戰，如何看待並處理“資本權力”的二重性及其弔詭所帶來的上述後果，仍然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尖銳而緊迫的時代問題。
與此同時，當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突破，深刻地重塑了人的生存方式，並有可能引發歷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進步都無可比擬的空前深刻的變革，促使我們必須在一種全新的文明樣態的基礎上思考人類的未來命運。面對空前嚴峻的考驗，學界認識到馬克思的學說依然具有指導性意義：在不斷中國化的過程中，馬克思學說極大地介入了現當代世界歷史進程，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對於中華民族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既構成我們反思歷史的銳利思想武器，也成為我們籌劃未來的思想指南。
3
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爭議再起，夏代有無成為焦點問題
2018年5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結論，提出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黃河、長江、西遼河等地區即陸續進入可稱為“古國時代”的文明時期。與此同時，安徽凌家灘、浙江良渚、山西陶寺和陝西石峁等早期遺址的重要發現，也讓考古和歷史學界重新思考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些既有看法。夏代的有無，遂再度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
陝西石峁遺址
孫慶偉以“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為題出版專著，明確提出夏文化不是有沒有發現的問題，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識別的問題，認為通過考古學文化的比較，我們無需出土文字材料亦能判斷夏代的真實存在。此論一出，旋即在學界引起廣泛爭議。
反對者依然認定，文字考古材料的闕如，只能讓夏代的存在既不能證實也無法證偽。甚至有學者提出，夏代信史說背後有太多的民族主義情結和強烈的古為今用理念，不是立場中立的科學研究。與此同時，也有學者認為，西方學術界常用的文明起源的判斷標準——文字和冶金技術，並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對夏文化的探索是中國考古學當仁不讓的職責，考古學家要做的是在“信古”的基礎上結合中華遠古文明的特質去“釋古”。這一問題能否儘早取得共識，令人期待。
4
科技發展的倫理共識遭遇衝擊，“基因編輯嬰兒”引發人類命運憂思
2018年，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在深圳誕生。這則消息甫一披露，122位科學家隨即聯合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此項工作的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形同虛設，指出基因編輯的人體實驗存在“脫靶”風險，甚至會對人類社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呼籲相關部門及研究單位迅速完善立法並嚴格實施監管。科技部、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協等單位和組織也先後作出回應，表示明令禁止、堅決反對，將按照中國有關法律和條例進行處理。
該實驗之所以廣受質疑，是因為在技術存在缺陷的現狀之下，任何針對人類遺傳基因進行的所謂“改良”，都是極度危險和不負責任的。基因編輯具有不可撤銷的特性，一旦出現“脫靶”等失誤，將會在實驗對象乃至整個人類基因池中埋下不可預知的隱患，嚴重威脅整個人類的存在。
當飛速發展的新興技術具有了改造人類自身、重塑人類文明的可能性時，只有強化和維護人文約束，保持對自然演化的足夠敬畏，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科技造福人類的終極目的。
5
饒宗頤、謝和耐等漢學大家相繼離世，歐陸漢學傳統漸成絕響
2018年，著名漢學家饒宗頤、謝和耐相繼離世：他們一位是中國古典學術碩果僅存的耆宿，與法國漢學界有著志趣相投的密切聯繫；另一位是當代法國最具權威的漢學家，曾長期主持整個法國漢學界的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兩位漢學大師的去世，代表了以法國為中心的歐陸漢學傳統走向終點。
饒宗頤先生
自1814年法蘭西學院首開“漢學講座”算起，二百年間法國漢學界群星璀璨，薪火相傳。他們以語文學、文獻學為基本工具，在內亞史、宗教史、敦煌學等諸多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20世紀初期以沙畹、伯希和為代表的法國漢學家，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饒宗頤和謝和耐都上承沙畹弟子戴密微，繼續將法國漢學研究廣而大之。
但自二戰以後，尤其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歐洲漢學研究路數日漸式微，社會科學化的美國中國學逐漸成為國際漢學研究的引領者，饒宗頤、謝和耐已成為博大精深的歐陸漢學的最後餘暉。他們的離去，不僅是國際漢學界的重大損失，更意味著一度輝煌的歐陸漢學傳統已漸行漸遠。
謝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
6
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召開，世界哲學研究或將進入“無問西東”的新境界
西方哲學可謂世界哲學舞臺上的領舞者。17世紀，出於尋求精神同盟與榜樣激勵的需要，啟蒙時代的歐洲思想家曾一度熱捧中國文化；但此景不長，啟蒙精神落地生根之後，康德、黑格爾轉眼皆認為“東方無哲學”。19世紀中葉以降，在強勁的西學引介潮流中，漢語學界仿照西方哲學所草創的“中國哲學”學科，迅速覆蓋了傳統經學與子學，但質疑之聲始終不絕於耳。
21世紀首年迄今，漢語學界在中國本土文化之主體性意識抬頭的大背景下，圍繞“中國哲學的合法性”興起了一場惹人注目的反思與爭鳴。為了維護中國傳統思想的“特質”，一些論者甚至主張應該拋棄中國哲學學科建制。哲學與“中學”之間的聯姻究竟何去何從，一時間成為國際學界的重要關切。
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開幕式。
2018年8月13日至20日，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在中國北京召開，哲學與“中學”迎來了難得的關係協調時機。本屆大會尤其“強調哲學研究的全球化，囊括古往今來不同文化中各類思想家進行哲學思考的多重形式”。
大會特別以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學以成人”為主題，容攝包括英美分析哲學和歐洲大陸哲學在內的哲學各主要板塊，而在研討過程中，這一主題亦不斷被“多元文化和各類傳統”注入新的內涵。這預示著世界哲學研究或將進入“無問西東”的新境界。
7
“墨子號”衛星量子試驗引發墨學熱，中國古代科技傳統得以重新發掘
隨著“墨子號”衛星圓滿完成洲際量子密鑰分發試驗引發世界性關注，兩千多年前在光學、聲學、力學、幾何學等方面作出卓越貢獻的科聖墨子，成為人們所熱議的焦點。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墨子》新注本為代表，各家出版社年內推出墨學著述多達數十種，“墨子沙龍”的系列科普講座廣受好評。
“墨子號”衛星示意圖
墨學是中國古代科技傳統的傑出展現，是中華文明所內蘊的科學基因的有力證明。然而，20世紀英國學者李約瑟曾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近代科技革命沒有出現在中國？一直以來，“李約瑟之問”不斷拷問著中國學人，由此引發了對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和科學文化之間關係的深刻反思和尖銳批判。
近四十年來中國科技發展的突飛猛進，見證了一個創新型國家的崛起，這同時也是中華文化血脈中固有力量的迸發，以墨家思想為代表的科學精神及工匠精神因此得以重光，中國古代科技傳統再度引起整個社會的普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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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記》發表百年，“政治魯迅”又站到世人面前
1918年5月，《新青年》發表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此文被認為深刻揭露了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吃人”本質。2018年，在《狂人日記》發表一百週年之際，學界舉辦多場學術活動，從多學科的不同視角，對魯迅所開創的具有鮮明批判色彩的“文學政治”傳統，進行了全新的解讀。魯迅的政治與思想價值遂得到重新認識和評價。
魯迅先生
20世紀後半期，魯迅的形象經歷了由神聖化的“政治魯迅”到世俗化的“人間魯迅”的轉變。新世紀以來，中國人文學術開始發生方向性轉折，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強勢迴歸，在更新文化還是保守傳統之爭的大背景下，魯迅研究不再只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對象。
在 “人間魯迅”之外，學界又對魯迅思想與現實社會的關係等多個面向構成的“政治魯迅”，給予了強烈關注。這既是魯迅研究自身內在邏輯發展的結果，也是學界對當下社會轉型中的問題的一種思想回應。“人間魯迅”和“政治魯迅”的這一對話，是在更為審慎與成熟的基礎上對我們文學傳統和政治傳統的雙重反思，為在新時代重新激活魯迅思想遺產提供了一種可能。
9
侯旭東新著《寵》挑戰既有範式，“新政治史”研究蔚然興起
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是近四十年來國內古代史研究的中流砥柱。傳統政治制度史研究著重於政治事件的解釋和制度架構的復原，在取得巨大創穫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刻板印象。時移勢易，近年來隨著新的史學熱點的不斷出現，傳統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取向不斷遭遇批評和質疑，甚至出現了“政治史還有未來嗎？”的討論。
侯旭東《寵》
2018年，侯旭東新著《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出版，該書秉承作者倡導的“日常統治”研究思路，借鑑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嘗試用“關係過程”的視角來重新解讀西漢政治史。在序言中，作者明言要“告別線性史觀”，指出此前的研究取向其實是歷史目的論和線性歷史觀的改頭換面，主張以研究人與制度的複雜互動來超越舊範式中的“規律”和“必然”，並藉此跳出傳統政治制度史研究框架。
本書的出版，呼應了近年來蔚為風行的“活的制度史”“政治文化”“史料批判”等古代政治史研究新取向，為政治史研究對舊範式的突破提供了又一典型示範，預示著在新文化史研究的瀰漫之下，“新政治史”研究的時代或將來臨。
10
“鄉村振興戰略”全面開局，梁漱溟“鄒平實驗”再受關注
2018年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局之年。如何構建新型鄉村治理體系，完善鄉村社會組織，改良鄉村習俗，成為各界關注的問題。本年適逢梁漱溟逝世三十週年，以其“鄒平實驗”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及相關理論構想，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人們希冀從梁漱溟的實踐和理想中，為當代鄉村振興尋找到有益的思想資源。
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認為，鄉村社會的崩潰是中國文化衰敗的縮影，鄉村建設的終極目標實為振興中國文化，而振興中國文化、重建中國社會必須“從鄉村作工夫”，恢復鄉村教化、禮俗。鄒平實驗雖因全面抗戰的爆發而告終，其實踐與思路卻給後世學者帶來了啟發。
有學者提出，梁漱溟鄉建實驗是傳統社會瀕臨崩潰背景下的文化自救，當代鄉村振興則是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傳承與創新，二者在對傳統文化的認可、鄉村建設的實質、鄉村振興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有諸多共通之處。當然，梁漱溟的鄒平實驗距今已有八十餘年的時間跨度，社會結構已經發生鉅變，其理論構想及實踐對於今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借鑑價值，也還有待更多的探究。
編排：趙曉
1、2015-2017年儒學研究十大熱點發布
2、中國當代儒學“山大學派”崛起！
3、歷史學家王學典的25個經典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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