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成果，由于其理论基础来源于老庄思想和《周易》，所以现代人常把古代的占卜、谶语、以及鬼神思想都归为玄学，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从它产生和形成的背景来看，它就是一种哲学范畴的方法论，指导人们进行辩证思维的思考，它是一场思想压抑许久后的精神爆发，是一场宣扬精神自由的运动，并不涉及那么多的鬼与神。
两汉时期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经典为根基，迎合了大一统政权稳定发展的需要，它以“条条框框”的“规定”向人们灌输特定的思想，营造出人们盲目追崇的思想氛围。在这种思想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失去了主观能动性，人们并不愿意思考为什么“天人合一”。在这种思想氛围下，儒家经典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于人来说，就是你说啥都是对的。
魏晋时期的思想体系主要表现为思辩，俗话叫“杠精”，也就是说人们开始怀疑“天人合一”，我就是不信“天人合一”，并以古人的书籍作为论据，来反驳“天人合一”，从理论到逻辑上去质疑一切，这就是玄学的态度。
两汉经学的崩塌、玄学思想的萌芽
两汉的思想体系建立在汉武帝时期，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为理论和研究基础的经学，成为两汉时期的主流思想。
经学的服务对象是封建君主，董仲舒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总结出天的运行和人间相互对应，皇帝就是天授神权，管理人间。这个框架就是要让人民接受皇帝的领导，臣民忠于皇帝，不要生乱子。皇帝则遵循天道进行管理，人民配合的好就会风调雨顺，幸福安康。
但到了汉末，党锢之祸首先引起“知识分子”的质疑，他们认识到天下乱不乱，不是皇帝说了算，经学的天道规律一点一点被蚕食掉。再随着战乱四起，普通大众陷入生灵涂炭的泥潭，守规矩的“老实人”皆为鱼肉、任人宰割，皇帝被权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也并没有“替天行道”能力。所以到了汉末，由上至下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人们发现董仲舒就是个“骗子”。
汉献帝逃回残破的洛阳
-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开始发生转变：
首先，扔掉了儒家的五经，因为五经讲的是一个一层不变的世界。反而去寻求能够解释时局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必须得是阐述不断变化的世界，这就有了所谓的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理论的变化，就决定了上层知识分子的思维已经逐渐跳出了两汉时期主流的天人合一和谶纬之学。
其次，知识分子已经不愿意再为落魄的政府服务，或者不愿意与“迂腐”的经学保守者同朝为官，所以游离于江湖，成为“在野”的隐士。这也成功打破了朝堂上的思想束缚，皇帝昏庸就是昏庸，不再解释为遭受蒙蔽，他们敢于质疑和推翻经学的条条框框，并形成了江湖上的一套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评价人物，且是与以往的官员“察举”评价标准不同，孝廉都不再是评价人才的固定标准。这也标志着玄学的萌芽，如“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这就是一个思辩过程。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剧照）
随着在野知识分子的推动，这种品评人物也从笼统的概括，发展成系统的评价标准，刘劭所著的《人物志》就算是一种标准。
刘劭之所以能够成为品评人物的代表，主要归功于他的经历。他出生于汉灵帝年间，经学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的，仕途生涯主要涉及文化教育方面，在整理五经群书时也就有了经学要求下的思想体系。在负责京官的考察和评价时，就挥笔写下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当时就成为官员考察的典章制度，所以刘劭的人物评价是比较权威的。
刘劭
在编撰《人物志》时，刘劭的思维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束缚于经学的条条框框之中，质疑和思辨开始影响着他的品评。又因经学研究的太透彻，所以在思维模式上又极具经学特色，恰好符合经学到玄学的认知过渡，所以说刘劭的权威加上平稳过渡的思维模式，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他在品评人物时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质”，即人类最根本的属性，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其次是“性”，也就是人的性格，每个人是不同的；最后是“形”，也就是人的形体，是人的外在表现。
五行
刘劭认为“质”来源于“元一”，不用理解元一是啥，只当做万物之根本就行了，表现形式是“气”，气又分清和浊，清则为“阳”，浊则为“阴”，阴阳又是生成“性”的源头。阴阳继续变化，则生五行，五行又构成“形”的源头。
这里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明白一点，董仲舒也提出过阴阳理论，只不过他认为阳为好，阴为坏。而刘劭则认为阴阳没有好坏之分，只是特点不同。这就是思辨的过程，也就是说评价人才时，不能从某一方面就断定这个人不行，他可能在其他方面是具有优点的。而这个人到底是好是坏，取决于五行。
五常
刘劭认为五行中的木对应着人的骨头，金对应筋、火对应气息、土对应肌肉、水对应血。这是生理层面，而深层次对应的则是人的性格，即木对应“仁”、火对应“礼”、土对应“信”、金对应“义”、水对应“智”。
“仁义礼智信”大家并不陌生，这就是儒家思想里的五常，刘劭认为五常是因五行而生的。这五个方面都有外在表现，即“仁”的外在表现叫弘毅、“礼”叫文理、“信”叫贞固、“义”叫勇敢、“智”叫通微。简单来讲就是宽宏刚毅、知书达理、诚实守信、不畏艰难、通达细微，这五点才是人物优劣的判定标准。品评一个人的步骤就是通过分析人的相貌、姿态、性格，得到这个人由阴阳、五行决定的品质，这就是当时品评人物的理论基础。
八卦阴阳之分
“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势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人物志·九征》
如何观察和分析呢？刘劭给出了九种特征，即“九征”，根据九个指标，可以把人分成五等：
一等：所有标准都达到，称为“中庸”或者“圣人”；
二等：几乎达到所有标准，但又不尽完美，称为“德行”或者“大雅”；
三等：至少达到一项标准，也没有违反其他标准，称为“偏才”或者“小雅”；
四等：所有标准都未达到，有一项标准勉强还行，称为“依似”或者“乱德”；
五等：即使有些标准达到了，但有的标准彻底违反了，称为“无恒”或者“间杂”。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人物志·流业第三》
这个评价标准中，圣人和大雅是凤毛麟角的，所以刘劭专门对较为普遍的偏才进行了细化，将其划分为十二种，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辨、雄杰。刘劭认为这十二种偏才都能发挥某一方面的才能，具有辅佐圣人的潜质。其实仔细想想，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相似，鸡鸣狗盗之辈也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通过这种框架，刘劭传达给世人一种思维，即人才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魏晋时期也就成了一个品评人物的高峰时期。许劭、许靖品评当代人物，常在每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称为“月旦品”。这些都推动了官员选拔制度的改革，在曹魏“九品中正制”就取代了“察举制”。
月旦评上品评人物
这种品评其实就是玄学最初的模样，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打破常规，标准和理论既然能够重建，那么思维也就一定要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这也只是玄学的入门级表现形式，只是萌芽中的一个偏枝。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玄学呢？
玄学的理论构建
玄是从理论基础中找到的字眼，即《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与“道”都是天地之间总的规律，玄学家王弼对玄学所做的定义是深远、深邃的学问，这有点卖关子的感觉。
简单归纳一下，玄学其实就是相对儒学的条条框框而言，否定原有体系，而这种否定没有终点，就是一直保持质疑的精神，凡是成体系的东西，都要产生质疑，并以论据推翻，没有论据制造论据也要推翻，就像开篇讲的“杠精”。
儒家形式的教学——“传道受业解惑”
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杠精一定不少，在讨厌杠精的同时，我们应该也能体会到杠精们的思维敏捷，或者“强词夺理”。没错，玄学的本质就是“不讲理”，因为它认为世界本就无理可讲，理是被玄学否定掉的。之所以否定，并不是玄学的“无聊”，而是带有一种目的，即恢复人们的思辨能力，教会人们以能动性去思考，而不是默认被灌输的东西。
所以说品评人才时玄学的表现形式，因为评价的主观判断是不一致的，你认为一个人有能力，我偏认为他人品不行。而儒家说天赋与道德是统一的，这就是思想流派的矛盾点。所以否定前者后，提出天赋与道德是分离的，这个思考的过程其实就是玄学。
孔子剧照
玄学者抛出的问题往往也是针对儒家学派，比如孔子不喜欢郑国和卫国的音乐，说它们是“淫声”，玄学者质疑声音哪里会有好坏之分，然后进行论证，总结出声音没有好坏之分，这个论证过程就是玄学。
虽然这个学派比较杂，像是“管闲事儿”的，但它以思辨的逻辑去分析问题，抛弃了人云亦云的态度，这就符合时代的发展，有利于打破旧有观念。
玄学以《周易》《老子》《庄子》为理论依据，称之为“三玄”。其实《周易》算是儒家经典，《老子》《庄子》才是道家经典。玄学更偏向于道，《周易》之所以被引为理论依据，那是因为它又不同于其他儒家经典。
大多儒家经典受到周礼的影响，较为强调“礼”，但在“礼”之外，周代同样重视占卜文化。《周易》就是一本关于占卜的书，它强调的是“变”。它能躲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因为太不像儒家经典了，怎么看都只是占卜书。
占卜本身就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对《周易》的解读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使它成为千变万化的神奇书籍。所以现代打着《周易》名号算命的，不同的先生很大可能给你算出不一样的命。玄学看中《周易》的也是这种变化，当论据不足时，就将这本最含糊的书搬出来。
算命先生老照片
“才性派”的哲学升华
玄学的思辨最早体现在品评人物上，在寻找理论依据的时候就产生了学派，首先出现的学派叫做“才性派”（其实没有这个学派，玄学流派广义上分为玄理派、清流派、狂放派）。
“才”和“性”是为人物品评时寻找的两个维度，才是指一个人能力的外在表现，性是指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也就是说品评人物时，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将一个人物识别清楚。我们现在把研究现象和本质的学问称为哲学，但魏晋时期应该没这种称呼。
这个学派传递出玄学的思辨思维。按照两汉经学的思维，现象本质是统一的，有品德的人一定有才华，不容置疑。而才性派的考察维度完全打破了经学标准，就是要看透经学之下的人才到底是不是人才。
司马懿发动政变
才性问题的研究以魏国正始年间最盛，即曹芳做魏国皇帝时。魏明帝曹叡死后，将曹芳托孤于曹爽、司马懿，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促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继而铲除曹氏宗亲势力，控制了曹魏政权。这一次政变再一次碾压了经学追捧者的世界观，因此产生了思想上的第二次巨变，这次巨变要比东汉末年更为深刻，玄学也就真正意义上哲学化了，并成为正式的学术，掀起了“正始玄风”。
曹魏大臣
“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世说新语·文学》
由才性两个维度出发，在正始时期形成四种观念（四本）：
一、才和性是相同的，即表现出的才能，和内在品质是一致的，称“才性同”；
二、才和性并不相同，即一个人的品质可能很好，但外在之才也许并不佳，另一个人看上去很有才，但实际上资质并不行，称“才性异”；
三、才性虽然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整体趋势是一致的，称“才性合”；
四、才性之间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称“才性离”。
曹操剧照
才性问题本来只是学术的讨论，但由于魏国的特殊情况，才性问题逐渐就政治化了。当初曹操的用人态度就不拘一格，由于人才竞争激烈，曹操以务实的态度，主张把品德与才能分开，有才就能用，驾驭的住就行。曹魏的继承者大都采用了这个用人思想。
而到司马氏政变夺权之后，司马氏开始“贼喊捉贼”式的注重人才品德。将忠于曹魏的人攻击成品德不行，并开始强调“才”和“性”是统一的。所以这个时期经学重燃，被搬出来为政治服务，王肃则成为经学的代表人物，他是王朗的儿子，司马昭的岳父，自然是既有威望，又“靠谱”，成为一时的思想主流。
司马昭与王元姬（王肃女儿）
“贵无论”构建的玄学体系
而玄学的初衷并不是服务政治，所以当才性问题被政客广泛利用时，玄学的发展就推向了另一个层面的研究，也就是不再争论才能和品德的问题，而是研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名理问题。这是将才性扩大到整个世界，名是指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以及事物具体的个体属性；理是指事物的实质属性，或者事物的总体属性。
从才性到名理，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这正好与两汉经学相反。经学是从自然到社会，玄学从人到品质，最后扩大到自然。从玄学的这种针对性上也能看出，它就是社会动荡时期，人们的思想大爆发，对传统提出了挑战。
漫画形象的比喻了辩论的场面
名理问题的研究，也标志着玄学的哲学性发展到了最高峰，玄学与经学的最大区别展现了出来。经学是创造一个理论，再根据理论构造一个固定的世界，把一切现象都套进去。比如打雷这样的自然现象在经学中就标志着上天的预示，不用去思考为什么打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固定的“套路”，玄学则是反对“套路”的。
在思考名理问题的时候同样产生了一个重要流派——“贵无派”（玄理派），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贵无派认为万物的实质，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无”字，这个“无”就像佛教的“四大皆空”。魏晋的玄学从此以后就是围绕“无”这个概念做文章，并从各个角度来辩论，希望揭示名理之间的关系，或者找到万物的“名”和“理”。
魏晋玄学本身具有两个很强烈的特点。一个是在形式上强调辩论；二是尽力摆脱政治题目，同时脱离儒家社会的教导。前者决定了玄学的群体不再注重典籍的背诵与积累，只要掌握了一个“公式”，所有问题迎刃而解。所以经学的集大成者往往是满腹经纶的“老头儿”，而玄学更加年轻化，他们更依赖敏捷的思维。后者决定了玄学者没有繁文缛节的束缚，行为上更加奔放，以至于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是两个服用五石散的“瘾君子”。
第一位瘾君子名叫王弼。东汉末年，北方诸侯乱战时，刘表统治的荆州有过一段相对安静的发展时期，因此也吸引了一批著名的文人。其中就有“八俊”之一的王畅，他是东汉末年名望很高的八位才俊之一，刘表不仅向他学习，还将女儿嫁给了王畅的孙子王凯。
刘表剧照
其实这个王凯并无多大造诣，反而是他的兄弟王璨入列了“建安七子”，据说刘表没有看上王璨是因为他长得丑。王凯娶妻后有了儿子王业，王业之子就是王弼，所以王璨是王弼的叔祖。这样的家庭学术氛围，王弼的知识积淀可想而知。
第二位瘾君子名叫何晏，他祖父就是那个被宦官“反杀”的大将军何进，后先被曹操收为养子，再成为曹操的女婿，而他的母亲被曹操收为夫人。这着实有点乱，也难怪他服用五石散。
何晏和王弼没有太多的经学包袱，对儒家的大部分经典著作没有兴趣，道家的《老子》和儒家的《易经》、《论语》成了他们的理论基础。
何晏在研究万物根源时首先提出了“贵无”思想。《老子》和《易经》认为万事万物起源于“道”，那么万物皆有形，“道”就也应该有形。但他却始终找不到“道”的形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将“道”总结成最高级的概念，世界万物的性质都包含在“道”里，不能将“道”视为具体的东西，得出结论，“道”是无形的，道生万物就是“无中生有”。
老子讲道
“夫惟无名，故可德遍以天下之名而名之，然岂其名也哉？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无名论》
何晏的核心思想体现在《无名论》里，主要是说“道”是无所有的，无名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众有之有，众名之名。在这个理论下，联系到人的品评，不追求名声的人才是圣人，这种人反而能够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誉，成就有名。
如果说何晏创造了贵无的概念，那么王弼就是创造了贵无的体系。王弼的体系基础是将纷纭复杂的世界回归原点。回归原点的方法就是从多回到一，从一回到无，是一个由繁化简的过程。
汉献帝剧照
例如皇帝和政府的合法性，并非“天人合一”，而是治理好国家。这个就比较回归现实了，治国须“崇本”，即抓住问题的根本，根本就是“无”，是不是很熟悉？对，这就是黄老的“无为而治”。
为什么“无”是根本？王弼论证的方法就是倒推，即万物是五行变化而来的，五行又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共同特性，那么能将五行归纳到一起的，只有“无”。归根结底就是无生有，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实还是道家思想。
《老子》的逻辑就是把握了“无”，便掌握了“道”，有了“道”，才能统治好国家，无为而治就是不要破坏自然秩序的稳定，至于怎样无为而治，《老子》并没有给出方法。
王弼注解道德经
《易经》的精髓就在于，阐述了“无”生万物之后，万物的变化规律，掌握了规律就有了方法。如国家统一时，要使用无为，国家混乱时期，要使用军事上的有为，待完成统一后，再转移到无为的轨道上。对于个人来说，无为就是与自然合一，所以返璞归真才是最高境界。
王弼的思想体系很简单，首先，万事万物可以由繁化简，最后归结为道；其次，道追本溯源就是“无”；最后，天地自然，都是无的创造，要求人们必须与自然合一。
从这里就能清晰的看出，玄学与经学相比，展现了强烈的思辨特性。经学创造的体系不接受怀疑，玄学则是针对经学体系中的漏洞，重新解释了世界，否定了“天人合一”，塑造了“一切都是无”。
王弼注解周易
贵无思想将功名利禄与自然规律统一起来，使魏晋时期的人们认识到，除了汉儒们说的那种和人世间存在感应的“天”之外，更存在一个独立于人间的“自然”。而且这个自然是独立运行的，它只是与人达成一种契合，也就是说自然可以影响人，人影响不了自然，这是针对“感应”提出的反驳。但不同流派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也并不同，如狂放派代表嵇康等人，认为自然就是和人世彻底脱离的。
竹林七贤（抚琴者嵇康）
但玄学较为致命的缺点在于开创的人太年轻和轻浮，当他们找到了道路之后，却无法将思辨精神贯彻到底。相比较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无”的概念却缺乏更深厚的内涵，“无”的概念并未得到广泛的赞同。
到了正始十年（249年），何晏因参与曹爽与司马懿的政治对抗，在高平陵政变后被司马懿杀死。常年服用五石散的王弼也在这一年得病死去。根基不深的魏晋玄学也转变了风向，失去了何王两位纨绔子弟的乐观主义精神，变成了放诞俗世的幽愤主义和悲观主义。再随着政治的变化，玄学家就失去了探究事物的本质问题的环境与动力了，很快地转向玄谈和辩论这个方向上。
其实结合时代背景，魏晋玄学代表着人们的自由精神被压抑了数百年后，又获得了一次释放的时机。它的萌芽期，来自人们对政权的不满。政权和皇帝的无知，分不清人才，所以需要探讨建立一套更加科学的人才鉴别标准，品评人物，才成了玄学的第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延伸到“才华”和“天性”关系的讨论，论证的过程就进入了思辨的节奏。当思辨的力量渗透到宇宙本源的探讨时，玄学就进入了成熟期。当贵无论否定了两汉经学的思想体系后，也就否定了功名利禄来自天道的说法，倡导人们回归自然。因此，它脱离了当初的政治含义，成了一种彰显人类自由的运动，这也是魏晋风骨的主要体现。
参考史料：《晋书》、《三国志》、《人物志》、《中国思想通史》、《老庄注》、《世说新语》、《列子·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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