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國學研究帶來的啟示

南開大學胡寶華教授坐客歷史文化學院學術沙龍 從內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國學研究帶來的啟示

從內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國學研究帶來的啟示


從內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國學研究帶來的啟示


從內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國學研究帶來的啟示


從內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國學研究帶來的啟示


從內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國學研究帶來的啟示


從內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國學研究帶來的啟示


2013年10月18日下午,歷史學院中國古代史《社會•地域與族群——古史諸面相》學術工作坊在文華樓東1106教室舉行了第八期學術沙龍。本次沙龍由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胡寶華教授主講,題為《從內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國學研究帶來的啟示》,李鴻賓老師主持講座,歷史文化學院彭勇老師、蒙曼老師和蔣愛花老師與在讀博士、碩士研究生以及部分本科生參加了活動。胡寶華先生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京都大學文學博士。曾受聘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文學部客座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他的研究方向包括隋唐五代史、古代法制史和20世紀日本中國史研究等領域,曾出版《百年の面影——中國知識人の生きた二十世紀》、《唐代監察制度研究》、《內藤湖南的世界》(合譯)和《20世紀以來日本中國古代史學著作編年》等著(譯)作,是中國大陸隋唐史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

胡寶華教授主要講述了京都學派三代學者代表——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和谷川道雄——對史學的貢獻以及日本中國學研究對中國同行的啟示。

內藤湖南是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他提出了以“宋代近世說”為核心的中國歷史時代的劃分學說。內藤認為一部中國史就是東洋文化的發展史,應以中國文化發展的波動大勢作為中國歷史劃分的標準。中國文化是在一個向外伸展和受外來影響雙向作用的過程中不斷壯大的文化體系。根據這種理論,內藤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從開闢時代到東漢中期)、中古(五胡十六國到唐中期)和近世(宋代以後到清代)三個時期,每個時期之間又有一個過渡期。他認為唐、宋在文化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即貴族政治沒落,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獨裁製,庶民知識分子成為受益階層;唐代是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

京都學派的第二代學者繼承和發展了內藤的學說。如岡崎文夫將魏晉南北朝作為一個整體考論,其著作《魏晉南北朝通史》即為典型。宮崎市定的貢獻表現在“九品官人法”、“城市說”以及聚落社會形成的研究上。宇都宮清吉則試圖建立新的理論進一步闡釋中國歷史,他立足於從精神史的角度說明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他認為時代和人一樣,都有人格,“時代格”即是對前一個時代的繼承,也是所處時代的特性。他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秦漢以前屬於古代,三國是中世之開始,古代的終結在後漢末。

谷川道雄是這個學派第三代學者的代表,他的學術成就和特色表現在“豪族共同體理論”的創設。他繼承了內藤的中世說,也受到宇都宮氏的影響,他認為這一時期的豪族是具有強烈文化自律性的社會階層。

胡寶華教授隨後從中國學界同仁的角度總結了日本中國學的影響,第一,日本學者研究的多元的方法論:這些學者注重理論的建樹,特別重視闡釋的深入性,值得我們關注;第二,日本學術研究承傳對我們的啟發;第三,日本學術研究制高點的把握,同樣給我們以啟示和借鑑。

李鴻賓老師隨後進行了總結。他亦強調理論建樹的重要性,對中、日和歐美大學的教育目的、學術研究的旨趣等談了自己的看法。在座的學生就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三個歷史分期”、京都學派的掌舵人以及中日學者的治學特點等問題,與胡寶華老師切磋請益,氣氛濃厚而熱烈。

(歷史文化學院2012級碩士研究生 楊會玲 供稿)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