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日本全國爆發了一場規模達200萬人的超級民間運動。目標直指當時不斷飛騰的大米價格，以及眾多被指囤積庫存的奸商。米騷動的名稱便來源於此。
過去，有許多泛泛而談的書籍，總會不假思索的將米騷動歸結於資本主義危機。但當時的日本並沒有遇到什麼經濟困難，反倒因第一次世界大爆發而步入繁榮階段。最終卻適得其反的引火燒身，引爆了長期被掩蓋在深處的定時炸彈。
短暫繁榮
一戰的爆發 讓日本深層次的擠入國際市場
早在1914年，整個歐洲都因世界大戰爆而深陷本土沙場。隨著大量資源被擊中用於本國軍需，投入東方市場的資本和產品便迅速下降。作為東亞地區的準工業國家，日本就當仁不讓的頂替了西方產能，迅速提高了經濟地位。
等到戰爭在4年後結束，日本已順利成為世界第一大絲織品生產國。不但雄踞東亞市場，還積極輸出產品到歐美各地。據說在當年從東方穿越蘇伊士運河的商船中，每10艘就有1艘是為日本鈴木商社所有。可見日本利用戰爭造成的空窗期，為自己撈到了多少時代紅利。
血戰青島的日軍 為本國贏得了更多國際空間
但西方世界的災難，帶給日本的也不只有重大利好。空前繁榮的市場與外貿收益，也大大提前了深層次危機的爆發時間。例如當日本為搶佔市場而需要不斷擴大絲綢產量，其本土非常有限的耕地就不得不削減稻米種植比例。此外，實力大增的資本家們，也紛紛去鄉下招工。利用高於以往的薪資為誘餌，大量生產歐洲客戶更需要的鋼鐵或機器零件。結果，就是原本需要在田間耕種的大批勞動力，都以最快速度去往城市打工。
最後，國際貿易繁榮還為日本輸入了大量英鎊法郎等外匯資本。這些錢有不少被用於招工和擴大產能，對擁擠狹窄的本國市場造成衝擊。一時間就出現了物價飛漲、萬物皆貴的通脹現象。對民生影響最大的米價，就是從這個階段開始暴漲。
大正時代的日本城市
物價飛漲
大正時代 正在耕作的日本農民
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格局，也讓日本國內的米價勢必上升。當時的全球最大稻米出口方英國，將印度等地的產量都留作本國軍需，導致全球價格的同步攀升。進而將這輪漲價風潮又傳遞到日本。儘管日本城市人口的工資也有提高，但終究跑不贏飛漲的物價本身。
到1918年1月，一石米的價格已在日本上漲到15元，即將突破民眾可以接受的極限。隨後就引發了又一輪瘋漲熱潮，首先在6月突破每石20日元單價，並在7月17日有繼續上升到每石30日元。當時普通工薪族的月收入也不過增加到15-25元之間，全國民眾的生活便迅速陷入困頓之中。
大正時代的日本 耕地面積出現明顯萎縮
在這場危機徹底爆發的前夜，日本朝野就對可能出現的情況做了分析，並歸納出兩條今人都非常熟悉的指導思路。其一就是選擇就是讓政府出面進行適當干預，到其他的產量國採購大米存貨。隨後再有步驟的投放到本國市場，靠著總量去迅速去抑物價。第二種選擇就是依靠市場本身，用那隻看不見的手去自行化解危機。等到原已蕭條的本國農村，重拾起對生產糧食的積極性，市面上的天價大米也就不可能維持下去。
但鑑於幾十年來的飛速發展經驗，當時的日本寺內正毅內閣，很自然的會選擇前一種辦法。早在1917年的9月，他們就頒佈了《暴利取締令》，規定商家或個人不得囤積包括大米在內的6種生活物。
時任日本首相的 寺內正毅
然而，這個法令好像對持續攀升的物價並沒有產生阻擊效果。因為人們對於某種商品的價值認定，並不可能因法令出臺而迅速降低。相反，還容易產生反向的自我理解。很多大米生產商也不願淪為眾矢之的，寧可將土地用來生產那非管制物資，從而加深了日本國內的大米存量短缺。
事情發展到1918年的4月，日本政府已經察覺情況非常不妙。他們終於決定從國外大批購買糧食，迅速平抑即將暴雷的國內米價。隨即，擁有官方資本的鈴木商社負就被委以重任，迅速進口大批稻米進行投放。然而，這樣的做法不僅來的太晚，力度也遠不能起到理想效果。不僅因為進口米的數量始終有限，而且有步奏的投放本身也類似肉包子打狗。日本各地的民眾也如夢初醒，爆發了恐慌性囤積和搶購熱潮，將米的價格又硬生生的抬了上去。
暴動群眾燒燬神戶新聞社
雙管齊下
進口平價米的神戶鈴木商社 在米騷動中遭到重大沖擊
不斷高騰的米價，終於讓壓抑已久的民怨出現爆倉。從1918年7月開始，各地陸續出現了衝擊米行、政府機關、禁止商家搬運大米和圍堵運糧船的惡性事件。驚慌失措的寺內正毅內閣，又拋出總額35000日元的社會救助獎勵計劃。但這些錢不僅無助於平息事態，反而繼續幫助大米狂漲。
一個月後，日本市場上的米價幾乎是一天一變。只用10天事件，就從原先的每石35日元竄升到非常可怕的50日元。各主要城市都開始爆發抗議米價飛漲的市民聚集活動。大批激動的群眾，又很快和趕來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衝突。進而引出打砸店鋪、毀壞警車以及在街面上放火的報復性案件。接著，事態又從城市蔓延至鄉村。不僅有農民、礦工站出來效仿城市人口，連少數的警察和士兵都按耐不住，投入到抗議大米漲價的暴動中去。
排隊領取免費大米的日本民眾
據當時的日本官方統計，全國有38個城市發生過622起騷亂，參與群眾超過200多萬。加上當時的歐洲也出現俄國十月革命與德國的基爾港水兵起義，更是讓當局如臨大敵，以非常嚴厲的措施懲治暴動骨幹。先後有25000人被警方拘捕，其中的8000多人被判刑。包括判無期徒刑者10人，10年以上徒刑者59人和死刑犯2人。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不忘動用大手筆來調劑米價，共撥出專款1000萬日元作為米價上漲對策經費。各基層部門都開始積極收購大米，再以平價到市面上拋售，才讓價格開始逐漸回落下去。
突然出兵西伯利亞 讓日本軍隊採購了天量大米
其實，這場看似突然爆發的米價危機，在很早之前就被埋下伏筆。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長期對進口大米課以高額關稅，以便讓進口貨無法在市場上同本地大米競爭。作為調劑手段，就是從自己控制下的朝鮮和臺灣補貨，確保市場永遠處於一種非常緊的平衡狀態。但只要稍有風吹草動，這層脆弱的體系就會出現漏洞，將幾十年的舊賬都瞬間暴露出來。
最後，1918年的米騷動還有一個更為直接的誘因。當時的日本為繼續鞏固強國地位，決定參與列強的武裝干涉俄國行動。準備像在1914年的青島那樣，大包大攬的承擔下整個西伯利亞戰區。但登陸符拉迪沃斯託克的部隊，無疑比強攻青島的那批人需要更多駐紮時間。軍部便到市面上大量收購口糧，給日趨緊張的市場釋放出強烈預警信號，最終促成了這輪突然暴漲。如果日本人能靈活運動市場價格機制，將糧食安全的視野擴大到國際市場，那麼1918年的糧食危機與米騷動就根本不可能發生。
米騷動100週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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