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少年時，每每在別人那裡聽到“沒想到我會變成這樣”，總覺得不耐煩。那候，覺得人生一切可控，乾脆利落，隨時可以掉頭。多年後，我卻也有了這樣一天，覺得今天的我，是完全不在預料之中的。
如果要有個轉折點，應該是在2004年。我的朋友張海龍，把我推薦給時任《京華時報》編輯的葉傾城，我開始給這家報紙的專欄版面寫稿。這是一個每日專欄，就是說，每天都要交一篇千字文，我寫的是蘭州這個城市裡的人和事，每天一個故事，或者一個人物，就這樣，寫了4個月。
在那之前，我是標準的文學青年，寫散文和小說，在“北大新青年”和“黑藍”“左岸”這些文學論壇出沒，偶然會有散文和小說進年選。我知道、我計劃、我準備，將來一定要寫大部頭的小說，對專欄文體瞭解不多，我發給葉傾城的頭七篇稿子，全都被斃。但也許，她覺得我還可教，悉心調教，於是，我開始向“專欄體”接近。寫了4個月之後，城市故事系列宣告結束，因為，我已經沒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寫了。
第一個專欄停了5個月之後，葉傾城看到我博客上一段關於明星的文字，又一次約我寫專欄。這一次，她希望我能以娛樂人物和娛樂事件為主題寫下去，她說，隨筆專欄，至多一年就會把人掏空，而娛樂題材，不耗費生活積累，也始終不愁話題，“這個題材是寫不完的”。就這麼商量定了，我於是開始為《京華時報》寫新的專欄。
我沒告訴她，那時候，我甚至都不知道“無線”就是TVB，會把宮雪花寫成官雪花。但我戰戰兢兢的人生裡，一直有一條準則，在面對機會、面對選擇的時候，要想一想，我的父親和家人們會怎麼做——他們肯定是會拒絕的，或者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不能成為更好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有些地方和他們是一樣的，但不知道我和他們相似到什麼地步，所以索性全部反著來，凡是讓我本能地想退卻想拒絕的事，我都得接受，要迎難而上。
新專欄開了只有半個月，我又有了對我而言非常重要的新專欄：《武漢晚報》專欄，然後是上海的《新聞晨報》，這兩個專欄現在仍在繼續，歷任編輯也都成為我的好朋友，彼此的人生大事，我們都有參與。
可能是我用文學化的方式去寫娛樂圈，多少有點特別，所以，稿約像開閘的洪水一樣湧來。最多的時候，我同時開55個固定專欄（幸虧都不是每日專欄），以及接至少10個不固定的稿約，幾乎每個省的省會媒體，都至少有一個我的專欄。《新京報》的書評裡，曾經這樣寫：“你不可能躲過韓松落。”因為人們出行的時候，從高鐵到飛機，到處都是我的專欄。
我寫文章並不快，一篇千字文，要用5到6個小時，因為我會陷進資料的迷宮裡，越挖越多，觀點也會不斷分岔。即便這樣，14年時間，我居然也攢下好多文章。在我的電腦裡，“娛樂”的大文件夾下，有68個小文件夾，每個文件夾裡，有80篇左右的專欄。就是說，光是娛樂類的文章，我就寫了有5000篇之多。此外，影評又有15個文件夾（恐怖片就專門有一個文件夾），隨筆有12個，還有書評、樂評，以及各種雜亂的稿子。我像個產品經理一樣，牢牢記著財經著作裡的話：僅靠單一的產品是無法生存的。
2.
在成為專欄作家之前，我有別的理想嗎？有，我曾經想過成為間諜和歌手，也想過成為畫家、小說家。但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份工作，是當養路工。
從學校畢業之後，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交通部門的基層道班當養路工，工作地點，在距離縣城15公里的山裡，每天的工作任務，是和十幾個同事一起，掃馬路，清掃邊溝，刷樹，篩沙子。
工作很悶，更悶的是，沒有人可以和我交流。於是，我開始寫作，並且開始向《蘭州晚報》副刊投稿，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寫好，放著，給朋友看看，保持著一種少年氣的清高。之所以向這份報紙投稿，是因為：第一，它是我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媒體；第二，我發現，這份報紙的副刊，有個編輯叫顏峻，每逢他編版的時候，那個版面就會突然變得好看。我更信賴近處的善意，於是直接把稿件寄給了顏峻。很快收到他的回信，我的稿子也發出來了。並且我們也成了終身的朋友。
我的寫作生涯，就這麼開始了，我寫小說，寫散文，寫美術評論和音樂評論。儘管蘭州是這個國家的幾何中心，卻更像世界盡頭，鮮有好平臺、好編輯；也很少有同道，即便有，也都陸續離開，去了北京、上海和杭州。但幸虧有了網絡，既然不能適應社交生活，那就適應網絡。從那時到現在，我都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對待自己。偶然需要見人，我也覺得，那是我附著在了某個人的身上，那個人其實不是我。
3.
不過，僅有網絡是不夠的。娛樂圈是一個特殊的寫作對象，寫娛樂圈，需要更多資源。
14年寫作生涯，我採訪過很多明星，但更多時候，很多采訪的邀約，很多和明星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我都拒絕了。因為，我更信任二次元世界裡的信息，它們不會干擾我的判斷。而且，作為一個人工智能，經常成為別人見光死的對象，也太打擊自信了。我索性建立了一種固執的認識：如果一個人的判斷，無論如何都是主觀的，都是有錯誤的，那我不如選擇我喜歡的那種錯誤。
那麼，我憑藉什麼去寫娛樂圈呢？我的立足點是什麼？
在我剛開始寫娛樂圈的時候，我的一位作家老兄，給我提了一些建議。這些建議，始終是我寫作的首要戒律。他以官場小說聞名，他的小說被官場中人當作寶典捧在手上。事實上，他最得意的時候，也不過是一家企業的內刊主編，他從沒和他寫的那些人和事有過較深的聯繫。我問他：你是怎麼寫出來的？
他送我兩句話，第一句：“你只要知道，你寫的是人就夠了”；第二句：“你只要把他們當人寫”。至於行業特色，什麼駐京辦、什麼掛職幹部生涯、什麼代理縣長市長的生活細節，都可以用資料用短期生活體驗來解決。
只要知道，我寫的是人就夠了，只需要把他們當人寫。這是我寫明星的第一法則。去寫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感情，他們的選擇，他們和周圍人的關係，他們怎樣賺取金錢；以及，他們的故事、他們和人和金錢的關係，會引起人們什麼樣的反應。
我甚至更關心這種反應，關心臺下，關心人們在那裡發生了什麼。他們的故事可能是假的，但在人們那裡引起的微漾卻是真的；他們的故事固然重要，在人們那裡發生了什麼，或許更為重要。
我毒舌過，溫情過，用《紅樓夢》的筆法寫過，用金庸小說同人的方式影射過，用科幻小說的方式寫過李嘉欣，寫她在能夠記憶移植的年代，進行身體更換手術前的心理活動，用這種方式探討她的選擇給她帶來的影響。
但最重要的，還是“把他們當人寫”。因為，看文章的是人。
4.
神話學家約瑟夫•坎貝爾曾經說：“演員都扮演著神話性的角色，他們是我們認識生命的教育家。”的確如此，寫一次明星，就像是在他們的人生裡活了一次。在他人的人生裡穿越，是滋養，也是損耗。這麼多年寫下來，我老得非常快——至少在心理上。
娛樂圈都教給我哪些事呢？非常多，每一個心得，都可以拓展成一本書。比如，每個明星其實都是一個社會連接點，這個連接點是怎麼產生的，又在發揮什麼作用；所謂人設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明星馭媒術的變遷；從女明星身上，看女性地位的變化，以及人們婚姻觀的變化；那些從小生活在“楚門秀”裡的童星，有什麼樣的命運，他們為什麼更容易成為道德偶像。
還有，龔琳娜的歌，和藝術的巫性之間的關係；鄧麗君的歌和形象那種“光滑”的特性，對她所在的時代意味著什麼；蕭敬騰為什麼會成為“雨神”，以及網絡興奮點的新時代是怎麼開啟的；陳慧琳和張學友這樣的完美偶像，為什麼會被離奇的謠言圍繞；徐克的電影對意象的重視；麥當娜和傑克遜的巨星時代，是怎麼到來的，又是怎麼結束的；等等等等。
寫娛樂圈，因此更像是一場修行。
5.
修行，修煉，熔鍊，都是無止境的，不會一勞永逸，真正的修行，要不停地換場所，換方式。所以，夏多布里昂說：“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人會活很多次，週而復始。”
作為媒體寫作者，媒體的興衰起伏，我都是能第一時間感受到的。在我剛開始媒體寫作的時候，就有人在唱衰媒體。但媒體中人，似乎都還在興頭上，有危機感，卻也挺下來了。2010年，微博出現，人人都有了表達的平臺，連明星都跳過了娛樂媒體，通過微博來發聲。2013年，微信公號出現，這種危機真正到來了。
最早切身體會到這點，是從編輯的流失開始。以前，跟一個編輯合作五年十年，是很正常的事。但從2012年開始，和我合作的編輯，開始頻繁更換，有時候，一年會更換五六個編輯。
從那時起，我開始慢慢離開娛樂寫作，去寫劇本，寫真人秀。而現在，我回到最初開始的地方，開始寫小說。我當然選了最熟悉的領域下手，寫以娛樂圈為背景的懸疑小說。
偶然也會懷念，和那些舊日同道一起工作的時光，為一個選題爭論，為新的爆炸性話題興奮。比如，巨星離婚那天，我們正在選秀現場採訪，聽到離婚消息，所有人都離開現場，回到車上，攤開筆記本開始寫稿，車廂裡一片熒熒藍光。
我寫蔡琴的一段文字，似乎也是寫給自己，或者一切身在動盪中的人的：即便顛倒眾生過，也還是沒有一勞永逸，永遠要重新開始，重新進入動盪，重新尋找，重新贏得歡喜——還要用所剩無幾的溫度和氣力，去暖熱懷裡的新人，去暖熱一所新房子。即便安穩尚在，也知道那只是剎那，也難免惴惴地望向前方，不知道還有什麼動盪要來，還有什麼命運需要傾盡全力去迎接。
時勢總要變，人也總該迎變而上，我們也總要一次次粉碎自己，投身新天地，重新建立自己的喜歡，重新建立自己的幸福。一次次的失落和喜歡，一次次的喜歡和新喜歡，組成了我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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