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方方日記，近來爭議頗多，短短76天，經歷了各種起承轉合，讚美、批評，甚至挖三代，潑糞，不一而足。
說到方方，不可能不提池莉等武漢作家，一段時間，池莉與方方是湖北文學界的雙壁。
讀她們的書，有些年頭了。就個人而言，我會欣賞方方，個性方方正正，但更喜歡池莉，就像一朵茉莉花。方方是冷色調，池莉是暖色調。
方方太稜角分明，常發犀利言論，之前一直在知識分子圈，沒走出去，多冷峻批判，有點鋒芒畢露，一度惹得不少體制內人員不滿。用武漢人的話來說，就是個“苕”，但她還是堅持到處說，不服周。
這些從她小說中的人物可見一斑。《桃花燦爛》中時代變遷造就的個人悲劇，到底是誰吃掉了粞？《萬箭穿心》裡頭的那個李寶莉，內剛外狠，丈夫國企下崗後的墜落，孩子始終不願意原諒，只有那麼一點點末尾的溫柔。
早年小說《風景》，寫的是漢口的河南棚子，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底層民眾的悲慘生活，以一個去世孩子的角度來描繪，一家人的男盜女娼、酗酒打架、勾心鬥角。可謂大膽魔幻殘酷，一下子把人的內心狠狠擊穿，在她小說中可以排前三甲。
可惜的是，一方面批判與審視本身就是討人厭的事情，另一方面在這樣的時刻，難免遭遇攻擊。如方方的批評者，有選擇性的讀日記不在少數，能看完者更是不多，對其中的醫護關懷、下沉幹部、周圍人的自發救助選擇略而不見，以偏概全，人云亦云。
相對方方，池莉會更注重人性微光一些，會更加註重幾方面的調和，屬於發現創作派。漢口情景的一系列小說，市井生活味道十足，尤其是大眾皆知的《生活秀》，宵夜吉慶街深處燈火明暗中那個賣鴨脖的女人來雙揚，剛柔並濟，市井人情，符合中國人傳統的大結局，是給人帶有撫慰性的刺激感，可能這跟她有從醫經歷相關，以及母親對女兒的關愛，更懂得人性之悲歡，之呵護。
疫情期間，《新民晚報》副刊曾邀請池莉、李修文等湖北作家做過筆談，對他們的印象頗好。
曾做過3年的流行病防治醫生的池莉，早年也寫過中篇小說《霍亂之亂》，那是一個武漢爆發疫情後，醫生和普通群眾如何面對突發傳染疾病的故事。這篇小說，在疫情期間還被人拿出來重新翻閱。
疫情早期，她曾在新民晚報“夜光杯”連發三篇文章，呼籲隔離，堅持不鬆懈，這在當時政府手足無措之時有了很好的建議，她說，“這個時刻，理性冷靜是我們的力量，勇敢頑強是我們的必須，克服畏懼，迎接曙光。”這是一種醫生對病人溫柔的關懷和鼓勵。
新民晚報採訪中，湖北作協主席李修文的主題是《災難文學的唯一倫理, 就是反思災難》，“很多作家在寫目前的災難，但我寫不了，就算要寫，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靜和理智，就像我剛才講的：災難文學的唯一倫理，就是反思災難。在這樣一場災難中，如何保障人的尊嚴、人之為人的根本，已經成為每一個作家必須面對的問題。”
如斯，李修文有著自己的擔當和坦誠。他並不是不寫作，而是身在災難，難免會有情緒雜糅，過一過，靜一靜，會更好。
就像他自己所說的一樣，後來，李修文與省作協一起下沉，“一開始，我的工作和別的下沉工作人員沒有任何區別，分配給你什麼，你就去幹什麼。後來，因為湖北省作協對口支援的小區規模不小，有2000多戶，各種基本生活物資相對匱乏，我的工作就變成了以籌措物資和隔離用品為主，就是去想辦法弄來口罩、防護服和米麵油這些。”
其實，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立場上看問題看世界，沒有一個人是完人。只有將無數人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拼湊起來，避免盲人摸象，這才是一個接近完整的真實世界。
疫情中，這三位作家，可以說代表了三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做自己所能做的，有益於推動社會前進，有利於推動百花齊放，即使有瑕疵，也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還有隱逸山林者，孤芳自賞，不管世上幾多洪水幾多災荒，“成仙成佛”。
至於某些平時高喊俠客，疫情期間不發一聲，屬於退縮沒骨氣文人的典型。他們有著精明的算盤，他們懂得，一旦發聲，不管何種角度，就要被人解讀，一不小心，就“身敗名裂”“名利全無”。這些“消失”的人才是可恥的明哲保身抑或見風使舵者。
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不要選擇性遺忘。
疫情改變中國，也在改變世界，這正如1918年世界大戰結束時候的西班牙流感，如同大英帝國最輝煌時代的泰坦尼克號，一切可能就在我們的晨鐘暮鼓中進行著，而我們始終沒有察覺。
夜光杯，李修文在訪談中講，“我很反感一種說法：‘武漢按下了暫停鍵。’這是暫停鍵的問題嗎？好像恢復了暫停鍵，一切就都恢復正常了似的。”
4月8日，武漢，始終是解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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